國務院醫改專家：“健康中國”治霾優先，要避免“套路”
本報記者 王宇 北京報道
導讀
“如果把健康放在優先地位，就必須要求治理霧霾優先，這是建設健康國家的決心體現”，國務院醫改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大學醫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指出，治理霧霾是“健康中國”面臨的最直接、急迫的問題。
1月4日，霧霾再一次襲擊華北地區。北京市空氣重污染應急指揮部當日17時發布消息，4日夜間，北京空氣質量可能達到“6級嚴重污染”水平，原本于當日24時到期的“空氣重污染橙色預警”延長至1月7日，屆時將依據空氣質量實況及臨近預報解除預警。
“如果把健康放在優先地位，就必須要求治理霧霾優先，這是建設健康國家的決心體現”，國務院醫改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大學醫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指出，治理霧霾是“健康中國”面臨的最直接、急迫的問題。
“健康中國”治霾最急迫
空氣污染不僅可以導致肺癌，還會增加患膀胱癌的風險。
這是2013年10月17日，世界衛生組織（WHO）下屬國際癌癥研究機構（IARC）基于《空氣污染與癌癥》專題報告發布的通報內容。
然而在國內，霧霾的健康影響監測評估仍是有待填補的空白。2016年12月29日，江浙滬等5省市剛剛簽署協同開展空氣污染對人群健康影響的區域監測和研究協議。
霧霾作為影響健康的長期因素，需要長時間的跟蹤研究才能從科學角度得出結論。再加之人類活動的多樣性，真正意義上對人群分組進而測定霧霾對健康的影響十分困難。
當下以應急為主的霧霾治理也只是治標而非治本。
“過去的發展方式，是犧牲了居民健康，保護了落后的生產方式。”王虎峰說，審視現有政策，從霧霾產生到治理，是受益者和受害者嚴重的錯位。
王虎峰認為，現有政策下，排污的個體或企業雖然身在霧霾中，但得到了大部分的收益，而生活在同一區域中的居民承受了全部的后果。但如果排污的個體和單位降低排污，也并不能得到合理的激勵。相反，誰率先控制排污，誰就可能最早利益受損。
“在此格局下，除非有整體政策環境的變化，否則排污單位是不愿意收手的，甚至地方政府出于局部利益考慮，也不愿意去嚴格執行。”王虎峰說。
此外，部門分工錯位、缺乏聯動也是治霾不力的癥結所在。
當前主要負責治理霧霾的是環保部門，其主要職能是監督、檢查和處罰。“處罰過后，死灰復燃，不能解決問題。而受到霧霾影響的居民，最終是要健康受損，后果傳導到衛生部門。”王虎峰說，“控制霧霾的蔓延和對人群的傷害才是當下理性的選擇。”
應對霧霾應避免“套路”
盡管北京已經實施了霧霾預警、應急，單雙號、限號，公交車免費、灑水等多重措施，但依然避免不了重度霧霾的發生。王虎峰認為，這些主要是治標不治本的應急措施，治理霧霾最重要的是拿出轉產、轉業工作方案，尤其是對于那些嚴重污染行業企業。
“要像抓政府職能轉變、國企改革和醫改那樣去抓霧霾治理。建立國務院領導下的霧霾治理協調機構，并明確有關部門的職責。根據霧霾產生根源，要標本兼治，堵疏結合。治理霧霾要由國家宏觀經濟部門或者工業部門牽頭，環保部門、衛生部門等部門來共同參與，要成立部際之間的協調機構，把霧霾應急和治理結合起來，把產業升級、化解產能和霧霾治理結合起來，這樣才能治標治本。”王虎峰說。
他認為，由于各地霧霾成因不盡相同，各城市均應診斷各自的霧霾成因，并形成符合當地特點的健康防范方案。同時衛生醫療部門應該提出相應的監測標準和報告以及應對的方案。
事實上，現有的《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已明確提出藍天指標，要求地級及以上城市空氣質量優良天數，由2015年76.7%提高到2020年>80%。王虎峰強調，各地治理霧霾要有時間表和路線圖，落實已經明確的藍天指標。
此外，各地要制定重污染地區系統轉產、轉業的試點方案和鼓勵政策。徹底根除那些小作坊、小企業和重污染大戶，用綜合改革和綜合治理的思路去落實。簡單靠罰款、限行、應急是無濟于事的。
與此同步的，應該是開展編制綠色GDP試點，并對重點行業企業實行綠色財稅激勵政策。
開展綠色GDP試點要求重點區域按照污染、非污染，綠色和非綠色等標準編制和統計國民生產產值，明確問題、差距、目標和任務，使得地區的產業升級可核對、可比較、可追溯、可操作。
而綠色財稅激勵政策則要求對于產業升級帶來的成本上升，要改變過去簡單的補貼生產環節的做法，轉為補貼消費者，對使用綠色產品的消費者在稅收、采購等方面給予優惠政策。用市場機制來引導產業升級，而不能再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污染企業的產品大行其道，綠色產品因成本高企而無人問津。
“現在應對霧霾出現許多套路。”王虎峰表示，為了防止部門和地方政府的應對疲勞，應要求在每次霧霾應對后，公布應對報告，披露究竟采取了哪些措施，有哪些問題，有哪些地方需要完善等。
治理霧霾，還要用社會治理的思路，進行環境保護領域的改革，鼓勵獨立研究機構、社會組織、志愿者組織參與環境標準制定、評價，政策制定以及對口幫扶作用。
“治理霧霾應該依靠科學、集體的智慧，應該依靠創新體制機制，擺脫治理霧霾全靠政府這樣一個被動局面。”王虎峰說。 （編輯：何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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