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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國內經濟增長放緩，銀行業不良貸款持續攀升、信用債違約潮來臨等風險都在不斷暴露。此外，信托、租賃、網貸、企業應收款和債務市場的違約金額也較大，整個金融領域的風險不容小覷。

　　截至2016年三季度末，銀監會公布的數據顯示，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為1.49萬億，不良率為1.76%。此外，還有高達3.48萬億的關注類貸款也有轉化為不良的可能。

　　雖然銀行業整體不良率的增速有所放緩，但不同類型機構之間的分化趨勢已經顯現，大型國有銀行二、三季度不良情況略有改善，但股份行還有農商行卻更加惡化。 大行一季度的不良率為1.72%，二季度為1.69%，三季度為1.67%，穩中略有降低，而農商行的2016年前三季度的不良率分別為2.56%、2.62%和2.74%，無論是整體不良水平還是增速均較快。

　　西南地區某城商行副行長坦承，“越是中小銀行面對信用風險的挑戰和壓力就越大，但是中小銀行應對的工具又是最少的，在風險化解方面無論是不良資產證券化還是債轉股等，都是從大型銀行開始試點，很少有輪到小銀行的。”

　　風險的集聚，在處置不良和化解風險(包括企業高杠桿風險)就需要有更多的工具。2016年以來，不良資產證券化、債轉股、允許地方增設一家AMC以及針對債券市場的CDS等政策相繼落地。

　　同時，2016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處置一批風險點，在2017年，對于部分金融風險的處置可能加大力度。

　　不良的“水分”

　　對于銀行賬面上公布的不良數據，大多數都覺得有“水分”。以已經逾期90天以上的貸款比上不良貸款的偏離度來衡量，不少銀行都大于100%，就意味著銀行有大量已經逾期90天的貸款，但并未被劃歸為不良。

　　中誠信國際董事總經理、金融機構部總經理呂寒近期在“穆迪-中誠信國際2017年中國市場信用風險年會”上卻給出了一個更加驚人的數據，就是經過測算，銀行不良貸款余額最高可能在 6.5-8.25萬億。

　　呂寒表示，對商業銀行潛在不良余額的上限進行估算，具體是以銀行業表內外信貸、類信貸資產作為潛在不良資產估算的基礎，涵蓋表內信貸、表內類信貸和表外類信貸三個部分。商業銀行表內信貸方面，考慮到五級分類的主觀性，將不良和關注類貸款全部計入潛在的不良，截至2016年6月末的潛在不良資產余額合計為4.76萬億。表內類信貸方面，主要考察應收款項類投資、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和買入返售等科目，潛在不良余額約為1.41至2.82萬億。表外類信貸部分，這部分的不良余額約為0.33至0.67萬億。

　　除了貸款領域的不良，另外一個信用風險頻發的領域是債券市場。目前，債券市場已經成為重要的融資渠道，截至今年10月末，企業債券余額高達17.57萬億。

　　因此，其中的風險也不容小覷。“如果中國爆發危機，很可能由債券市場引發。”中誠信董事長毛振華就發出這樣的警告。

　　從2014年超日債違約以來，債市“剛性兌付”的信仰被打破。進入2016年以來，違約事件發生的頻率也更高。據不完全統計，債券市場已經累積的違約的只數達到85只，違約的總金額超過370億元。

　　2016年10月以來，隨著國債收益率的持續上行，債券市場也是一片風聲鶴唳。先有華龍證券5億元的政策性金融債違約，后又爆出國海證券真假公章的代持風波。

　　處置壓力加大

　　隨著不良貸款的增加，以及風險的集聚，銀行處置不良資產的壓力也更大。

　　華北地區某城商行高管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坦言：“不敢有絲毫懈怠，最怕的就是哪兒又冒出來一筆不良。據我了解，同業的情況都差不多，管控壓力很大。經濟還存在下行壓力，誰都難言不良已經企穩了，特別是一些風控較差的中小型機構，之前熱衷于擁抱房地產，現在三四線城市房地產去庫存壓力大，銀行的風險也逐漸暴露。”

　　至于不良資產的來源，東方資產不良資產調查報告顯示，48.6%的受訪者認為2016年我國銀行不良貸款產生的主要來源是制造業，23.6%的受訪者認為是煤炭等采掘業，16.5%的的認為來自房地產。

　　除了賬面上盡可能地“有序釋放”不良，銀行業也加大了不良的處置力度。前述城商行高管表示，“和上一輪的政策性處置不同，再來一次大規模政策性的剝離也不可能。所以大家都沒有了依賴思想，主要都依靠自身實力去化解。”

　　銀監會主席尚福林在2016年三季度經濟金融形勢分析會上也表示，近三年來，商業銀行用撥備核銷以及其他手段共處置了大約2萬億元不良貸款，用市場化手段壓減不良資產。

　　某AMC人士王先生也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真實的不良肯定要比賬面要高，很多不良的未暴露并不完全是銀行的因素，地方政府也會要求不讓反映。比如某省的大型民營企業，資金鏈斷裂后，發行的債券都出現了違約，但是幾百億的銀行貸款在各家銀行的賬上還是正常貸款，實際這些貸款早就已經停止計息了。”

　　在不良增加的同時，銀行也在加大處置力度。王先生表示，銀行的處理方式主要是四種。一是資金利用撥備核銷一部分，也叫“內核外掛”，在銀行內部賬面上用撥備沖銷了，但對外對債務企業來說債務并沒有消失。

　　第二種方式是銀行自行清收，查封抵押物、提起訴訟等這些方式銀行也都會用，因為每個銀行都設立了資產保全部。

　　第三種方式就是借新還舊，貸款到期還不了，就先還利息，有的連利息也還不了，銀行就再給它貸一筆，用新的貸款償還舊的貸款。

　　第四種就是直接轉讓給AMC或者通過不良資產證券化等方式，把不良從銀行的體系中剝離出去。

　　王先生認為，在多種的處置方式中，應該區分實質性的處置和賬面處理的區別。因為實質性的處置比如不良清收回來或者徹底轉讓給其他機構，不在銀行的體系內，才算是風險真正化解了。如果只是借新還舊、放松認定不良的標準等賬面游戲，就沒有實質意義，風險還是停留在銀行。

　　化解工具增多

　　一方面，伴隨著銀行業不良資產的持續增加，海外基金、民間資本、信托、保險等各類資金都對不良資產行業“躍躍欲試”。供需兩旺，但是由于買賣雙方的價格分歧較大，需求方雖積極參與，卻出價審慎，致使不良資產市場雖潛在供給巨大、潛在需求旺盛，但成交規模有限、市場出清緩慢。

　　鑒于此，監管以及市場各方不得不考慮，為處置不良和化解金融風險提供更多的工具。2016年以來，不良資產證券化、債轉股、允許地方增設一家AMC以及針對債券市場的CDS等政策相繼落地。

　　2016年5月19日，中國銀行和招商銀行率先發行不良資產證券化產品，其中中行發行規模3.01億元，招行發行規模2.33億元。此后，農行、建行、工行、交行等大型銀行均發行了不良ABS，不過規模都有限。

　　一位不愿具名的銀行資產保全部總經理也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不良ABS主要是探索性質的，不會成為銀行主流的處置方式。對銀行來說，是多了一個處置的渠道，相比直接賣給AMC增加了議價能力，但是要以不良資產為依托，公開發行證券化產品，還涉及到信托、評級、承銷等多個環節，增加了處置的流程和成本，銀行不一定愿意。”

　　前述資產保全部總經理也坦言，他更看好的是債轉股。“根據商業銀行法不允許銀行持有其他非金融企業的股權，這次也并沒有突破，不過通過實施機構繞開了這個問題。銀行對于一些優質的，暫時遇到困難的企業進行債轉股，深度介入企業的生產經營，這是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

　　10月10日，國務院出臺了降低企業杠桿率的意見，其中也包括探索市場化銀行債轉股等方式。此后，建行迅速推出多單市場化債轉股項目。12月9日，工商銀行首單債轉股落地山東黃金集團，總規模約100億元。同日，中行、交行、農行、國開行等六家銀行與中鋼集團債轉股計劃落地。

　　建行債轉股項目組負責人、授信審批部副總經理張明合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表示，建行在年初就組建了去杠桿“春雨”項目組，與50多家資產負債率偏高、面臨暫時性困難、但未來具有發展前景的企業進行接觸。

　　建行此前的項目雖然都采用“基金”的模式，但張明合也表示，該行正在申請設立債轉股的專門實施機構。招行、民生等也將與長城資產管理公司將一同組建資產管理公司，專業從事債轉股業務。此外，農行，工行等國有大行陸續發布公告將成立百億級資管公司，進行債轉股業務。

　　針對不良的增加和處置的壓力，2016年10月14日，銀監會放寬了“一個省可設立一家地方資產管理公司”的限制，允許確有意愿的省級人民政府增設一家地方AMC。同時，允許地方資產管理公司“以債務重組、對外轉讓等方式處置不良資產”。

　　(原標題：金融風險集聚 多政策落地處置有望提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