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的良知是什么？三個維度回顧林張產業政策之爭
劉遠舉
張維迎與林毅夫關于產業政策的爭論，簡單的歸納，林毅夫傾向于政府用更多的產業政策來識別比較優勢，因勢利導，推動國家經濟發展。而張維迎認為，出于貪婪和無知，產業政策往往起到負面作用。
林毅夫對產業政策的定義過于寬泛，把專利保護、稅收、競業禁止都納入了產業政策的范圍，甚至把產業政策等同于政府作用。實際上，制定并嚴格執行知識產權、勞動、合同、乃至產權的保護，是任何一個現代政府都應該不遺余力的去做的。這既不是產業政策的范圍，也不是經濟學家會反對的。實際上，張林二位的爭論點在于，政府是否應該用諸如審批、財政補貼等產業政策，去定向的扭曲要素價格，扶持某一類行業、新技術發展。
學者VS公知？
在旁觀了此次爭論后，很多人認為，林的觀點與敘述，都顯得更加專業。相比之下，張維迎的觀點與敘述，都了無新意，過于常識，甚至像社交媒體上的“公知”，并進而產生輕視。
的確張維迎更多的是在談論常識，顯得不那么學術，但在現階段的中國，很多時候最重要的是把常識重復無數遍。而且，微妙的是，張林二人的觀點決定其話語的對象、受眾，而支持者的類型，反過來決定了他們論述的話語形式的不同。
林的觀點，支持一個相對更大的政府，直接有利于政府相關部門的擴權與增加預算，呼喚出產業政策在量上的擴張，其支持者是相應的預算部門。既然受眾層次如此，林的話語自然更接近直接制定產業所需。產業政策是必然的，有著牢固利益的現實政治與經濟基礎，不可能全面取消。而張傾向于一個產業政策上的小政府。他的呼吁，試圖喚起的是企業家、民眾，只有大規模的討論，形成普遍的響應，社會觀念對產業政策質疑、反思，形成普遍的共識之后，才有可能影響到決策，進而改變中國今后的產業政策，倒逼出不管從規模還是質量上更審慎、更科學的產業政策。有了這一層分析，就不難理解張像公知，而林更加專業。
實際上，正是“公知化”的辯論方式，引發了一系列后續討論與輿論熱議，如果僅僅是晦澀的學術爭論，恐怕就僅僅限于書齋與廟堂。
政策領域的公共呼吁，從來都是重要而必要的。“白貓黑貓”、“部長決定了，還要處長說了算？”“投資不過山海關”，這都是不是嚴謹的政策論述語言，但其呼吁的效果不言而喻。所以，張所持有的“更激進的市場觀念的觀點與敘述方式”，可謂取法其上，得乎其中。
產業政策VS市場經濟？
在林毅夫的理論體系的事實基礎，是中國過去三十年的經濟成功。
張五常認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經濟成功源于縣域競爭，這是中國做對的事。縣域競爭，更精確的說，是縣域官員政績競爭。這種政績競爭，在計劃經濟時代也存在，導致的卻是各地激烈的大躍進、大煉鋼、放衛星。
產業政策也同樣如此。本質上，大煉鋼鐵是一種進口替代類的產業政策。發展鋼鐵產業是對的，有著明確的技術前景，不過，缺乏市場機制來承接產業政策，缺乏公民權利來恪守底線，在當時市場與公民權利極弱的中國，這個產業政策并未導致中國鋼鐵產業的大發展，反而導致了極其荒謬且悲慘的結果。實際上，不管是大躍進、還是農業學大寨嗎，本質上，都是產業政策。沒有市場的產業政策是極其可怕的。
其實，在一個正常國家，市場中的企業家、勞動力的就業需求，會自動的聚集為政治上的特定的產業政策游說。比如，前不久出獄的傳奇人物牟其中，他罐頭換飛機的行為，某種程度上就是市場獲得經濟自由之后，自發的一種出口導向的行為。甚至連中國加入WTO也有市場機制的作用。
實際上，中國過去三十年的發展，政府雖強勢主導市場，但其運作的基礎卻是改革開放引入的市場資源配置方式。政府在市場中用權力調配資源、市場化運作、招商引資，政治競爭才能被轉化為經濟發展。所以，中國過去三十年的發展，中國真正做對的是，把政治競爭放在了市場的基礎之上。過去三十年的發展，更多的是市場替代產業政策的結果，而不是產業政策本身的結果。即便要強調產業政策的成功，在任何場景下也應該同時強調市場的基礎性作用。
過去三十年的成功，除了市場起到基礎性作用之外，還有特殊的歷史階段。
改革開放三十VS后三十年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極速增長，過去30年經濟的巨大成功，被總結為一種“前所未有”的經濟增長方式，“中國模式”的概念被熱炒。30年的極速發展已經讓中國一定程度上走出了純承接技術轉移的階段，來到另一個拐點的門檻上。
在新古典學派經濟增長理論中，全要素生產率是長期經濟增長的原因，其中技術的作用非常重要。從全要素增長理論審視中國經濟過去三十年的大發展，不難發現其大背景是承接國外的技術轉移，FDI流入、世界工廠、實質上都是技術轉移的具體表現形式。政府強勢主導和市場化的結合，的確非常適合這一階段的發展所需。某種程度上，這正是“中國模式”成功的精要所在——結構主義的“過”和“華盛頓共識”之“不及”皆在于此，也可解釋非洲和東歐國家對“華盛頓共識”的抱怨。
中國過去和當下政府的強大主導處于承接技術轉移的大背景下。因為承接的是成熟的技術轉移，已經過市場甄別，承接技術一方已經知道高速公路、地鐵、發電廠、水壩、核電站、紡織廠、煉鋼廠、乃至股份制、股票市場的技術和經濟合理性——即使這種經濟合理性在短期不存在，但長期來看，總體上肯定是正面的——只要上馬，有量、有速度即可，無須損失在試錯中的效率轉化成了發展速度。撇開意識形態不談，“不爭論”的經濟合理性也來源于此。在這個歷史階段，政府強勢主導的一些特點，如：集中力量辦大事，產權弱約束，不追求市場效率，忽視風險、甚至低人權就成為了經濟發展在承接技術轉移階段的優勢。這一點也得到企業家認同，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就是最好的證明。
如果說過去30年，政府“因勢利導”的“勢”，從最宏觀的層面上指的是相對清晰的、明確的中國和發達國家間的技術差距，而接下來中國將面臨的是未知的、技術創新中各種不明確的“勢”。首先，隨著技術差距的縮小，經濟差距、工資差距都會縮小，技術轉移的收益就會變小，技術轉移對經濟的拉動就會變小。這個時候源于創新的經濟驅動就變得非常重要。如何面對創新、產業方向選擇中的不確定性就變的非常重要。然而，這恰好是過去三十年成功的“中國模式”所不擅長的。這是因為地區競爭機制是基于政府官員的短期目標，而企業家創新需要的是長期穩定的預期。
有為政府VS良治政府？
林毅夫提倡的是有為政府通過制定產業政策助推經濟發展。產業政策，本質上是政府行為對于產業發展所做出的技術選擇，瞄準的是技術前沿。當一個經濟體與外界的技術差距越小，面對的技術不確定就越高。應對這一變化的，首先就是科學與技術領域的學術自由。技術改變帶來的生產力、社會組織生產形式的變化，產業升級中所要求的生產關系與社會關系的變化，則要求的是社會領域、政治領域的學術自由。對政府的廉潔、透明、高效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不過，現實并不樂觀。
以新能源車為例，新能源車是未來一個可能的方向，但審視中國的新能源汽車政策，不難發現諸多尷尬之處。在最近曝出的丑聞中，補貼電動汽車的300億預算中，有100億涉及騙補。掌管補貼的官員真的傻到如此程度嗎？當然不是，這其中必然存在官商勾結，合謀騙取補貼。
而對比看網約車政策。最近美國最高法的判決基本上從公民權利的角度確定了Uber未來的前景，使之可以確保穩定的經營預期，從而加大在無人駕駛、智能交通領域的投入。某些時候對網約車政策的更開放原則考慮的不只是租車這一個行業。
還有一些項目，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甄別而不是市場甄別，是政府強制而不是市場協商所造成——并不能如林毅夫教授所設想的那樣解決外部性，反而強制、無償轉移外部性，最終積累風險、造成無效投資。
張林二人關于中國產業政策的爭論，這是一件好事。不過，相對而言，這場爭論是抽象而“無害”的。如果前述的產業爭論不能出現在大眾面前，就意味著中國的產業政策缺乏一個科學、透明的決策基礎。
顯然，這些現象，反映的正是一國產業政策效率所依賴的真實的外部環境。
林毅夫的理論體系是建立在中國改革開放歷史上的，但是，面對新的技術、經濟階段，過去30年經濟增長的貢獻因素，正在逐漸變成中國未來經濟增長的障礙。歷史中積累的經驗無法面臨新的形勢，況且這歷史才僅僅30年，刻舟求劍的把30年的經驗變為理論，進而指導以后30年的經濟發展，也會遇到諸多問題。所以，中國前三十年的成功，所謂北京共識、中國模式，并不能為中國在后幾十年產業政策的效率背書。
林毅夫曾說過：“我從來就認為，談論政策問題與討論純粹的學術問題是不一樣的。談論政策問題，只能從當下你所擁有的初始條件和邊界條件出發”。這個邊界一定包括一個國家的現實狀況。產業政策并不是在真空與黑板之上，它的效率依賴于真實的政治環境。
這正是林毅夫最令人“費解”之處，他僅僅談一個有為政府可以幫助后發國家實現趕超，但沒有論及這樣的有為政府是什么樣的。可以清楚確定的一點是：在當下的中國現實中，談“有為”政府的產業政策，不能對“良治政府”避而不談。
政府清廉程度、公民權利要素反映的產業政策的真實成本，這都是良好、高效的產業所需，從這個角度看，有為政府必然是良治政府，如果更精確的話，這里的良治指的是針對創新階段的，而不是技術轉移階段的。
所以，對于張維迎的觀點，林需要回應的不僅僅是論述“產業政策是必要的”，還需直面社會與政治現實，談談面對縮小的技術差距，在新的經濟發展階段中，一個有為政府對政府本身的要求是什么。這既是現實學術的必然，也是經濟學家的良知。
（作者系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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