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9日，如通股份、易明醫藥、高爭民爆3股在滬深交易所同時掛牌，A股上市公司突破3000家。從“老八股”到3000股，從“試驗田”到“主戰場”，從無人喝彩到應者云集，A股市場歷經26年新陳代謝，如今已匯聚產業標桿與國人財富，不僅成為中國經濟最佳的市場化資源配置總平臺，而且在全球資本市場已舉足輕重。
3000只上市A股，年產值近30萬億元，總市值逾52萬億元，這不僅是中國資本市場的一個跨越，亦是中國經濟全面進入資本時代的重要標志。
數往知來。站在這個歷史時點上回望來路，中國A股市場的成長已然呈現三大歷史階段，每個階段都獨具時代特色，拂去驚濤駭浪般的牛熊輪轉表象，一條中國經濟創新轉型的歷史發展脈絡隱然其中。
股市“搶跑”與市場經濟
1990年12月19日，隨著上海證券交易所開市的第一槌響起，新中國的證券市場悄然開啟。當天，在上交所上市的股票8只。從“老八股”開始，到第一個千股，市場耗時十載；到第二個千股，又走了10年，第三個千股卻只用了6年。
26年，3000只上市A股，在中國經濟發展史上留下了怎樣的非凡歷程？
“這26年非常值得回憶和總結。”清華經管學院客座教授、清華控股旗下諾德基金董事長潘福祥如此慨嘆。25年前，作為中國高校最早開設《證券投資學》的青年教師，潘福祥擔任清華大學經管學院的院長助理，投身A股市場進行教學實踐，從此，與A股市場結下不解之緣。在潘福祥看來，從時間軸和上市A股數量千位數增長的節點來看，確實與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的進程有著鮮明的關聯特征。
“回過頭去看，在整個市場經濟體系從無到有的建立和深化過程中，資本市場在第一個10年處于 搶跑 狀態。”潘福祥說。
之所以說是“搶跑”，從理論層面而言，表征為虛擬經濟的資本市場，是市場經濟高度發達的產物，其宗旨是服務實體經濟。換言之，證券交易須以商品經濟為基礎，以產權明晰為前提。從歷史實踐看，大機器工業時代對資本產生巨大需求，于是匯聚社會資本的股份制應運而生，股份發行和流通轉讓又呼喚出了配置社會資源的資本市場。上述兩個層面都決定了資本市場應該是商品經濟高度發展的情況下代表社會先進生產力的高效率資源配置機制。但是，上世紀90年代初的中國，仍帶有濃厚的計劃經濟色彩，物價尚未放開，商品市場才剛露苗頭，勞動力、土地、技術等要素市場也沒有形成，然而中國資本市場卻在此時呱呱落地，跌跌撞撞搶跑了。
現在回頭看，這種先行先試無疑是可貴的創新改革，當時卻爭議很大。在新舊經濟體制的劇烈摩擦和尖銳對抗的夾縫中“早產”的資本市場彼時無人喝彩。
“這就決定了在一開始，證券市場就是一個相互妥協和不斷試錯的產物，留下了先天不足的制度缺陷。所以根本不敢讓大企業上市。”潘福祥回憶。
國企在中國資本市場因此“姍姍來遲”。在上交所“老八股”中，除真空電子作為上海市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以“全國第一家成立的大型股份制國企”的身份上市外，其余均非國資正規軍。比如，飛樂音響的改制主體是為解決職工子弟就業問題而成立的企業勞動服務公司（當時俗稱“三產”）；延中實業的改制主體是上海市的一個街道生產小廠……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初期，這類企業的產品和生產資金大都不在計劃內，需自找集資途徑，而尚未市場化的銀行體系無法為它們提供服務，從而決定了這些企業試圖抓住其實自己并不懂的“股份制”，出發點只有一個：向社會融資。
“融資，是中國發展資本市場首要的功能。”樸易資本董事長尚志強如此表示，A股創立初期那幾年屬于中國探索股市融資功能的試點階段，這不僅體現在企業屬性上，而且從地域角度看，是先從上海、深圳兩地企業試點，再逐步擴大到全國。
這是一塊試驗田。不管以什么方法衡量，這些公司都不涉及國計民生的主導行業，不影響國家經濟命脈。代表經濟成長的主要龍頭不上市，市場只有“股價”沒有“估值”。
偶然中有歷史之必然。最終，這塊試驗田試出了一條中國經濟現代化大道：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可以很好地結合，股份制改革可以給中國經濟帶來巨大推動。于是，轉折發生在1992年。
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報告正式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當年，全國各城市經批準建立了近400家股份制試點企業，使全國股份制企業達到3700多家。同時，國務院還批準9家國有企業改組為股份公司，并到香港等地上市。
思想解放，池深魚躍。數據顯示，1992年，A股迎來37家新上市公司；1993年，又新增上市公司107家。
國企大軍與“實至名歸的10年”
是不期而遇，還是歷史必然？區域試點之后，A股市場開始被賦予國企解困這一歷史使命。
2000年8月，A股數量達到劃時代的1000只，這背后，是始于1997年提出的國有企業深化改革“三年之戰”，而2000年，正是實現三年目標的最后一年。最終，在股份制改革的推動下，國企三年脫困的成果是：2000年1至10月，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實現利潤1839億，同比增加1.6倍。
期間，兩大石油集團、寶鋼集團、十大軍工集團先后組建。1997年5月，新興鑄管成功發行，成為首家由軍需企業發起、改制上市的股份公司。1998年至2000年，國有企業在境外上市22戶，共籌資267億美元；在境內上市307戶，共籌資2723億元。
記者統計發現，1997年至2000年，A股新上市的公司達529家，其中半數以上歸功于這三年多的國企深化改革，期間國企股份制改造上市數占比高達58%，從而確立了中國資本市場的牢固地位。這期間，鞍鋼股份、上海汽車、東方航空、國電電力、云南銅業、兗州煤業、太原重工、太鋼不銹、寶鋼股份等重點國企先后在A股上市。
“所以， 第一個千股 所經歷的10年是 補課的10年 ，補市場經濟的課，補要素市場和商品市場追上來的課。”諾德基金董事長潘福祥如此點評。他同時表示，直到2001年，中國加入WTO，成為“補課”成功的標志。
而對“第二個千股”形成的10年，潘福祥認為這是中國資本市場“實至名歸的10年”。因為這期間，中國證券市場在總量上和結構上都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國有大型企業上市快跑，改變了之前資本市場整體上不具備成為國民經濟晴雨表條件的狀況：2001年至2010年，中國石化、中國聯通、中信證券、長江電力、國有五大股份制商業銀行以及中國石油、中國鐵建、中國建筑、中國重工等紛紛上市。
2006年12月，國資委發布《關于推進國有資本調整和國有企業重組的指導意見》，推動了央企優質資產上市，提供了A股市場建構有效估值體系的充分條件；與此同時，2005年至2006年的股權分置改革，解決了困擾資本市場的先天不足問題，使得資本市場得以在相當程度上體現國家經濟發展在改革開放后的成果。
“始于2006年的大牛市，很好地反映了國民經濟整體發展綜合成果，是企業業績增長和經濟基本面改善密切相關與良性互動的結果。”潘福祥稱。
2000年，國家提出“到2010年，基本完成戰略性調整和改組，形成比較合理的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的目標，2010年11月，A股上市的股票數與此“巧合地”站上了2000只的新高地。此時，A股市場的股票結構也極大豐富，形成了主板、中小板和創業板的不同層次。
“中小板和創業板的推出，對改變整個上市公司所有制結構意義重大，也反映了資本市場的全覆蓋。”在資本市場扮演過多重角色的尚志強如此表示。1997年以來，尚志強先后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海市金融辦上市重組處、上市公司天業股份當過高管。
尚志強認為，國企解困告一段落之后，A股市場進入“提高直接融資比例”時期并持續至今。期間A股市場的擴容開始加速——A股迎面跑過“第三個千股”只用了6年。
“這6年，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國民經濟的晴雨表，社會資源最優配置和轉型，促進了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經濟增長質量的改善，發揮了資本市場基礎功能。”不約而同，諾德基金董事長潘福祥和申萬宏源證券研究所市場研究總監桂浩明都表達了這樣的看法。
“轉型”成為這個階段的關鍵詞。其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代表新興產業的創業板和中小板，為A股輸送了新鮮血液，資本市場率先啟動經濟形態轉型，起到了對新經濟的引領作用；二是市場的并購重組潮涌，新興資產適時借助資本市場進行重新配置。今年以來，圓通速遞、申通快遞、順豐控股迅速通過借殼上市登陸A股市場，成為最新的典型案例。
由此，站在3000只A股的“高度”省察，豁然解悟的是，上市A股“千進位”用時的縮短，是緣于前20年資本市場于艱難中基本完成了國企解困歷史使命后，走向成熟的A股市場配置資源的核心功能此時得到了充分發揮。
行業結構調整與社會經濟轉型
拉開A股歷史畫卷可以發現，26年里，上市公司行業結構調整與社會經濟轉型的步伐有著特殊的關系。
“經過26年新陳代謝，A股公司主體結構已經多元化；民企在上巿公司群體的比重逐年提高，表明民營經濟在中國實體經濟發展中已成為重要力量。此外，證券市場匯聚了一大批優秀公司和行業龍頭，從上市公司就能看到中國經濟的發展脈絡和時代特征。”上海市雙創投資中心總經理張賽美如此表示。張賽美此前曾在海通證券深耕投行業務多年，投資了一批新興產業公司，并幫助這些企業登陸了資本市場。
官方發布的產業數據是個佐證。2016年11月24日，工信部對制造業單項冠軍第一批60家示范企業名單進行公示。記者看到，如果不計上市公司發起人企業或集團公司的話，有25家A股上市公司入列該示范企業名單，占比42%。而同時公示的58家制造業單項冠軍第一批培育企業名單中，有18家A股上市公司，占比31%。
“我們的數據研究發現，1995年至2015年，從結構來看，周期性行業、消費性行業和新興產業特點明顯。”諾德基金的基金經理胡洋說，他和他的助手諾德基金策略研究員潘永昌，分類描繪出了25個行業20年來的資金效率和行業排名曲線。
記者看到，從2000年開始，鋼鐵行業上市公司資金效率開始由負轉正，說明此時鋼鐵行業上市公司創造的平均價值高于全社會所有行業創造的平均價值，并且在2004年達到價值創造的最高水平；同時，帶動鋼鐵行業在當時全社會所有行業中排名第四位。對比A股市場，1999年和2000年，正值武鋼股份、首鋼股份以及寶鋼股份上市，而在此之前，鞍鋼股份、大冶特鋼、本鋼板材、太鋼不銹等上市。隨著鋼鐵板塊在資本市場中的壯大，有力地提升了鋼鐵行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支柱作用。
這種密切的關系還表現在紡織服裝行業。1998年1月23日，隨著上海浦東12萬錠落后棉紗錠回爐報廢，紡織業率先壓錠脫困。數據顯示，恰從1998年起，紡織服裝業上市公司的資金效率由負轉正，一直保持到2001年，同時，帶動紡織服裝行業在1999年和2000年位居全社會所有行業排名第八位。
從長期情況看，食品飲料行業和家電行業上市公司成為亮點。這兩個行業上市公司的資金效率較長時間為正且名列前茅，并帶動其所處行業在全社會所有行業中也名列前茅。
一個有趣的插曲是“5·19”行情，這可視為中國新經濟在資本市場的一次預演。1999年5月19日，A股引爆了一場“5·19”網絡股行情。申萬宏源證券研究所市場研究總監桂浩明回顧說：“當時一些科技型企業陸續開始上市，為此次網絡股行情打下了基礎，并激發全社會形成了一股互聯網革命熱潮。”
盡管網絡泡沫很快宣告破滅，但時至今日，研究數據透露，新興產業資金效率近年來已轉正并持續上升，顯示出新興行業上市公司對社會經濟的影響力在逐漸增加。體現在申萬一級行業分類中則較集中地表現在醫藥、計算機、通信和傳媒業。
與此同時，隨著市場的發展，申萬一級行業分類中的行業分類也發生著變化，經過對新舊行業分類的對比可以發現，舊的行業分類有23項，新的則增加到28個；金融服務、信息設備、交運設備、信息服務幾個舊的分類被取消，取而代之的則是銀行、國防軍工、非銀金融、通信、傳媒、汽車、電氣設備、計算機。
生生之謂易。從A股3000家這時點起跑，“后3000”時代的A股應該如何變易革新？
“近兩年來，A股市場并購重組浪潮大部分都與新經濟新產業相關，尤其是互聯網、新能源及人工智能，都備受產業資本及二級市場投資者青睞。”有投行人士指出，這一方面是諸如鋼鐵有色等傳統行業陷入了行業大周期尋底階段，前景看淡，另一方面亦反映了A股IPO通道對新經濟的開放度有待擴大。
創投大佬靳海濤亦有同感。他建議監管層可在交易所另設板塊或層次，允許部分新興產業的不盈利企業上市，他認為這有利于高科技產業快速發展。
“中國資本市場與互聯網產業的發展交集很少，這不能不說是令人遺憾之處；希望未來市場的包容性和市場化步伐再加快。”尚志強對上證報記者說。
產業界與資本界期待A股在推動新產業興起、落地和深入發展上有更大作為。曾經，A股發動了一場轟轟烈烈的“5·19”網絡股行情，但中國領先的互聯網公司卻在借助海外資本市場蓬勃發展壯大。
從行業龍頭的視角審視，A股上市公司的龍頭結構不夠均衡；創業板和中小板公司在其中的活力還相對偏弱；貴州茅臺、格力電器、萬科等借助資本市場走出來的行業龍頭，其精髓還有待在新興產業中發揚光大。A股市場既要匯聚產業龍頭，更要發揮助力創新企業躍居行業龍頭的資源配置功能。
上海雙創投資中心總經理張賽美指出，證劵市場是培育企業由小到大、由弱轉強的最佳資源配置場所。比如，東方財富網上市前主業是財經新媒體，但上市后得到了快速發展，通過一系列并購運作，迅速蛻變成一家頗具實力的金融服務平臺公司。“從單一業務到整合金融資源，必須借力證券市場。”張賽美如此表示。
期待之外，還有近憂——當下A股市場出現了部分金融資本“圍獵”產業資本的現象。
對此，諾德基金董事長潘福祥認為，這種“圍獵”雖然也是發揮資本市場資源配置功能的題中應有之義，但是，若金融資本用竭澤而漁的方式圍獵產業資本，最終后果會從根本上破壞經濟循環的健康生態，反過來使金融資本自食惡果。鑒于此，在未來更有效的市場中，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應該在維護經濟活力和壯大產業實力方面，通過良性博弈走向雙贏。
“會有一天，家數到了一定程度就會不那么重要了。”尚志強稱：“重要的是A股對國民經濟的影響力和市場進退機制的正常運作。”在他看來，中國資本市場發展目前剛剛進入第四階段——資產配置時代。
百物不廢，懼以終始。A股3000家，創新轉型之路還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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