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平:資本外流和人民幣貶值仍存較大壓力
今年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從年初的6.50附近,依次跌破6.7、6.8等重要點位,一度跌到6.90關口,貶值幅度將近6%。
就此,《第一財經日報》近日專訪了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他認為,未來一個時期,我國仍將存在較大的資本外流和貨幣貶值壓力;資本外流和匯率貶值相互強化可能是重大風險源,應高度警惕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防范。
第一財經日報:中國近來資本外流壓力持續加劇,11月外儲環比減少691億美元。請問您如何看待這一情況?
連平:當前,我國已從直接投資凈輸入國轉變為凈輸出國,而且輸出步伐明顯加快。從國際經驗來看,當一國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后,逐步地會從資本凈輸入國變成資本凈輸出國,這是一個正常現象。
未來一個時期,我國制造業對資本的吸引力將持續下降。曾經是吸引外資主力軍的制造業投資增速大幅下滑,由前些年的30%左右降至2015年的8%,今年前10個月進一步降至3.1%。要素成本持續上升,資本產生全球配置的需求。本幣貶值則進一步刺激了資本流出,正在推進的資本和金融賬戶開放也為資本流出提供便利。
同期,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快速增長,對外非金融類直接投資同比增長53.3%,達1459.6億美元;全年有可能超過1700億美元。
日報:當前,美聯儲12月加息預期不斷上升。中美貨幣政策是否將不可避免出現分化?這將如何影響人民幣匯率以及資本流向?
連平:中美貨幣政策分化仍將持續。
未來美國經濟有可能保持相對較快增長,從而支持美聯儲加息。從歷史經驗看,美聯儲一旦開啟加息周期,往往會連續加息,以讓利率盡快回升到正常水平。
而近期中國經濟運行雖出現一些企穩的跡象,但仍面臨諸多不確定性。從“十三五”時期整體運行格局看,我國經濟仍將在結構調整中運行在合理區間的低位,貨幣政策穩健偏松格局短期內難以根本轉向。
中美利差可能進一步收窄或保持在低位,甚至可能消失,這將給人民幣帶來進一步貶值壓力。
同時,在經濟增速下降背景下,國內投資回報率趨勢性下降,加之生產要素成本提高,中國企業和居民全球資產配置需求、避險需求及套利需求明顯增加。
從中長期看,我國居民部門資產仍有進一步外流的持續需求。而人民幣較強的貶值預期可能進一步加重其避險需求和套利需求,進而帶來資本外流和人民幣貶值壓力。
日報:“8·11”匯改以來,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貶值幅度已超過12%。除了美國政策的“外溢”效應外,中國過去一段時間來的貨幣超發似乎也對人民幣貶值造成了一定影響。本輪人民幣貶值在您看來,主要源自外因,還是由自身貨幣政策導致?抑或是兩者的合力所致?
連平:貨幣多發帶來人民幣貶值壓力,但并非主要和直接原因。
近年來,我國貨幣供應量確實快速增長,M2/GDP已從2001年底的140%升至2015年底的203%,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但也應考慮到我國經濟增長速度較快和間接融資為主的兩個重要特征。
此外,由于我國資本和金融賬戶并未完全開放,貨幣信貸擴張對匯率的傳導作用并沒有那么直接和明顯。
當前的問題在于,資本外流和人民幣貶值相互促進、相互加強。
資本流動會影響外匯供求,進而影響匯率變化。貨幣升值會吸引資本流入,資本流入則進一步強化升值預期,從而形成循環。2005~2013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由8.27一路升至6.1左右,其間,外匯占款從4.7萬億元增至26.4萬億元,外匯儲備由6236億美元增至3.8萬億美元。
與之相反的則是,2015年以來由人民幣持續貶值導致“資本外流—人民幣貶值—貶值預期增強—資本外流壓力加大—貶值預期再增強”的循環。
總體來看,本輪資本外流和人民幣貶值是中國經濟下行和美元走強等內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中國經濟增速放緩、產業結構調整、要素成本上升和經濟主體需求轉變是內因,也是決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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