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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不少國家，都正在步入老齡社會。IMF在2016年《全球經濟展望報告》中特別指出，這一老齡化特征不僅表現在人口整體數量的增速減緩，更體現在勞動力增長出現負增長以及老齡勞動力份額急劇上升的特征上。特別對于中國而言，在短期內，中國步入人口老齡化的節奏將呈現出速度更快、間隔更短、負擔更重的趨勢。

　　(一)步入老齡化速度更快。按照國際標準，如果將65歲以上人口占比從7%提高至14%作為衡量一國人口“老化”的標志，那么，對比發現，西方主要發達國家完成這一轉變的時間跨度通常在40-100年，如英國、美國和法國分別經歷45年、69年和115年；而亞洲國家完成這一轉變所經歷的時間遠遠少于發達國家，日本在25年的時間里就過渡到了“老齡化社會”，越南、馬來西亞、泰國、印尼、韓國等國家的速度則更快，將在15-20年的時間里完成這一跨越。從中國的情況看，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65歲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個百分點，未來10年中國人口老齡化節奏將以更快的速度推進，根據聯合國預測，中國最早將在2025年達到甚至超過14%。換言之，中國和日本一樣，將在25年時間里完成這一跨越(圖3).

　　此外，如圖1和圖2所示，在2016年至2021年的中短期展望中，中國的人口老齡化預計表現為三方面：一是總人口增速與發達經濟體人口增速趨同，遠低于其他新興經濟體；二是勞動力增速為負，且負增速預計將超過傳統發達經濟體；三是老齡勞動力占比將持續上升。

　　(二)拐點間隔更短。如果將生育率低于標準水平2.1、65歲以上人口占比大于14%、15-64歲勞動人口停止增長、人口總量開始下降作為人口結構變遷的四個拐點，對比可以發現，日本跨越這四個拐點的三段時間間隔分別為30年、10年、5年，而中國則為20年、0年、5年。這意味著中國將會比日本以更短的時間節奏分別跨越人口結構的四個階段，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實施嚴厲的計劃生育政策的負面效果。

　　進一步對比，日本在20世紀50年代末跨過“劉易斯拐點”，90年代中期跨越“人口紅利拐點”，時間間隔接近40年，也正是在這一段時間，日本成功實現向發達國家的轉變。然而，中國從2003年前后迎來“劉易斯拐點”，到2015年前后關閉“人口紅利窗口”，所經歷的時間僅略多于10年。因此，中國所面臨的人口結構轉變壓力遠遠大于日本。考慮到印度將在未來數十年持續享有“人口紅利”，中國面臨周邊市場的競爭壓力也將更大。

　　(三)老齡負擔更重。整體上對比，日本、韓國、新加坡、香港的人口紅利窗口關閉時，其發展水平已經很高，人均GDP均已達到2萬-3萬美元，而中國在迎來這一問題時，人均GDP尚不足1萬美元。換言之，中國不得不在較低發展水平上過早地面對這一客觀約束。

　　此外，老齡人口比例增加推動受撫養人口比例上升。根據聯合國2015年《世界人口展望報告》的數據預測，盡管目前中國的老年人照料負擔比僅為31%，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約7個百分點，但該比例正在呈現出快速上升的趨勢，預計在2020年將提高至33%，2031年預計該比例將超過50%，之后將加速進入高負擔時代。從國際比較來看，中國的老年人照料負擔比預計將于2032年超過世界平均水平。這意味著，中國的老年人照料負擔將在2030年代開始進入重負階段，且程度將不斷加重。

　　養老金融關系到金融業未來的發展方向 人口老齡化對經濟金融造成了深刻影響。

　　首先，人口老齡化會降低居民儲蓄。人口年齡結構是影響儲蓄率的重要因素之一，因為居民儲蓄主要來自16-60歲人群，老年人不僅不繼續提供儲蓄，反而會取出以往儲蓄用于生活支出，所以老年人口比例的上升必然引起儲蓄率的下降。

　　其次，從生命周期角度看，人口老齡化會逐漸改變需求端的經濟結構。老齡人口的消費結構表現為更多醫療開支、公共品開支以及其他消費品開支，更少房地產、交通通訊等方面的消費需求。

　　第三，人口老齡化將影響金融機構的格局。目前金融體系以銀行為主導，未來可能出現銀行和機構投資者為主導的金融體系。隨著人口老齡化，人們風險意識趨于保守，契約性儲蓄機構能夠提供長期穩定收入流，滿足老齡化人口的投資需求。因此，形成了銀行傳統業務的地位下降和契約式儲蓄機構為代表的機構投資者穩步上升的局面。從2006年末至2016年10月，中國保險投資結構中，銀行存款由30.32%降至18.00%，債券投資由18.46%上升至33.66%；股票和基金投資由9.26%上升至14.42%；其他投資當前占比33.93%。

　　在現有養老金制度下，養老金缺口持續擴大。根據世界銀行統計，目前中國養老醫療保險覆蓋率已大幅上升。然而，在過分依靠第一支柱的格局之下，中國的養老保障基金存在很大的缺口，養老金的長期可持續能力仍較弱。世界銀行測算顯示，2015年中國社保投入資金規模僅為社保基金需求規模的87%，填補資金缺口仍是重大挑戰。隨著老齡人口比例逐漸增加，這一缺口會持續增大，將2015年至2050年間養老金投入與支出的凈現值與2014年GDP作比較，城鎮職工養老保險缺口累計值相當于2014年GDP的64%，城鄉居民養老保險缺口累計值為2014年GDP的12%，二者相加高達國內生產總值的3/4以上。長期視角下巨大的養老金缺口也意味著，未來養老金制度改革具有必要性，而金融機構業務的潛在空間巨大。

　　包括社會保障計劃、雇主養老金計劃以及個人儲蓄養老金計劃為主題的三支柱養老保障體系是發達國家的普遍做法，也是未來中國養老金改革的方向。

　　2011年，全美養老金總資產、私人養老金總資產均已超過美國國內股票總市值。美國ICI發布的《2016年美國基金業年鑒》顯示，2015年美國養老金總資產達24萬億美元。美國養老金最大的組成部分是IRA(個人退休賬戶)和雇主發起式DC(養老固定繳款)計劃，兩者的資產規模分別為7.3萬億美元和6.7萬億美元，合計占美國全部養老金資產近60%。IRA賬戶中持有共同基金的比例達到48%，DC計劃持有共同基金的比例超過54%，可以說，共同基金占據美國養老金半壁江山。養老金融的發展成為打通美國實體經濟和金融市場的重要通道之一。

　　英國頒布的《2008年養老金法案》確立了職業養老金體系的新改革，同時將養老金與銀行、證券、保險提到了同等重要的位置。2012年10月起，職業養老金成為更具強制性的職業年金，在職者將自動加入職業養老金計劃，員工繳納工資的4%、企業繳納員工工資的3%，政府以稅收讓利的形式繳納1%，合計8%的員工工資注入員工的個人賬戶，組成半強制性的養老金。

　　未來中國養老金制度改革的重點是大力發展第二、第三支柱養老金，建立養老金投資運營體系等。而二三支柱的興起將為中國金融資產管理行業帶來發展空間。在養老金資產管理上，主要集中在個人銀行儲蓄，銀行代發養老金，企業年金的運營管理以及商業養老保險等。

　　養老金與金融市場有效對接有助于同時帶動養老產業及金融行業。從金融業的角度看，養老問題本質上也是帶有典型的金融特征的問題，存在著跨期、跨地域資產配置的基本需求。養老金融不僅涵蓋養老金金融，還包括養老服務金融和養老產業金融，分別針對養老金資產保值增值需求、老年金融消費需求以及養老產業投融資需求而出現。經營養老金金融商品、涉及養老產業和提供養老金融服務的行業都可歸為養老金融業。其中，養老金金融是養老金融的重中之重，主要包括養老金制度安排和養老金資產管理。

　　養老金融的主體是與養老有關的儲蓄投資機制，主要包括社會基本養老保險基金、企業年金、商業養老保險、養老儲蓄、住房反向抵押貸款、養老信托、養老基金等方式。中國目前的養老金融產品主要還集中在銀行儲蓄類產品上，保險類產品有了一定開發，但證券類產品相對稀少，基金類和信托類產品幾乎還是空白，房地產類產品(如以房養老)正在積極醞釀試點。

　　2015年國務院印發《基本養老保險基金投資管理辦法》，養老基金各類資產投資中投資股票、股票基金、混合基金、股票型養老金產品的比例，合計不得高于養老基金資產凈值的30%。主要還是用于銀行存款和國債等領域，雖然該投資方向能有效的規避投資風險，但是利率難以持續覆蓋當期通貨膨脹水平，使養老金資產保值增值能力有限，貶值壓力逐漸凸顯。

　　投資于資本市場的養老金是發展養老金融的核心，企業年金、職業年金的作用越來越顯著。2015年底美國市場化運營的養老金規模達到24萬億美元，是當年GDP 的145%，廣泛托管于商業銀行、基金、保險等各類金融機構。養老金通過資本市場實現保值增值，也是資本市場重要機構投資者，其中投資于股票、VC、PE等股權類產品的比例高達60%，支持了實體經濟發展，也推動了新興產業涌現和產業創新升級。

　　從整個養老產業的角度看，養老金融業既可以看作是整個產業鏈條中獨立的一部分，無論其涉及的人口規模還是相應的資金總量，都遠遠超過養老用品業、養老服務業和養老地產等業態。養老金融業也可以看作是養老產業的金融部分，橫跨銀行、保險、證券、基金、信托和養老地產和養老服務等領域，同時關聯到廣泛的金融產業鏈。可以看出，養老金融既是金融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又是養老產業的關鍵，關系到未來整個金融業的發展方向。

　　(原標題：人口老齡化對中國金融體系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