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印發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下稱《意見》)提出抓緊甄別糾正一批社會反映強烈的產權糾紛申訴案件，可謂“石破天驚”。
司法實務中，涉及企業產權的案件在民事、行政、刑事領域均有發生，但與非公經濟主體切身利益關系最深、最受社會關注的當屬重大刑事案件。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以下簡稱《21世紀》)專訪了兩位曾為多起民營企業家犯罪案件辯護的刑辯律師——北京京都律師事務所名譽主任田文昌、北京尚權律師事務所創始合伙人張青松，探討如何進一步在司法程序和政策方面保護民營經濟產權。
《21世紀》：《意見》提出堅持有錯必糾，抓緊甄別糾正一批社會反映強烈的產權糾紛申訴案件，剖析一批侵害產權的案例。糾正這類案件的迫切性體現在哪里？
張青松：這份文件切中了刑事錯案的痛點。以往對冤案錯案的糾正或防范中，律師和當事人更多關注的是人身刑部分，但實際上，對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財產權的侵害也有發生，且有的侵害很嚴重。
《21世紀》：在目前的司法實踐中，不管是民商事案件還是刑事案件，對民營企業產權的歧視性保護是不是都有體現？
田文昌：我代理過很多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之間經濟糾紛的案件，不止一次在和法官討論案件時聽說，我首先得保護國企，國企不能受損失。這是很普遍的一種觀念。
《21世紀》：《意見》提出嚴格規范涉案財產處置的法律程序，要求進一步細化涉嫌違法的企業和人員財產處置規則。實踐中哪些規則亟待完善？
張青松：刑法和刑事訴訟法對涉案財產處置的規定并不完善，刑法第六十四條是對違法所得財產追繳和返還進行規定的法律源頭，但目前對這一條款的細化規定還不健全，導致相當一些案件中涉案財產在還未定罪前就被處理。
按照刑事訴訟法，偵查機關查封、扣押、凍結涉案財產僅僅用于取證，沒有財產保全的作用，實際中卻很隨意。如果查封、扣押、凍結了案外人的財產，刑事訴訟中沒有民事訴訟的案外人異議等程序性救濟渠道，只能向檢察院提出申訴和控告。
《21世紀》：《意見》還提出對股東、企業經營管理者等自然人違法，在處置其個人財產時不任意牽連企業法人財產；對企業違法，在處置企業法人財產時不任意牽連股東、企業經營管理者個人合法財產。
張青松：刑法規定了沒收財產、沒收個人財產等刑罰措施，但涉案財產中哪些屬于個人財產，哪些屬于公司財產、他人財產，這在民法和公司法中有明確的界限，但在刑法中就變得非常模糊。甚至在一些案件中，民商事領域的財產登記權證等，在刑事案件中往往被言詞證據所推翻，用公訴人的話講就是這屬于“合法手段掩蓋下的犯罪行為”。
刑事訴訟法沒有專門規定刑事案件執行中財產如何具體執行，據我了解一般是按照民事訴訟的規則處理，但因此存在一些問題。比如在一起單位行賄罪案件中，法院認為一家民營企業基于行賄取得的探礦權屬于違法所得，但這個探礦權已運行多年，公司逐漸發展壯大，吸收了多名股東，案發時公司股權價值已達幾十億元。法院判決“沒收基于探礦權所得的股權及其收益”，這樣問題就來了，單位行賄犯罪主體是這家民營企業，這家企業的股東并非犯罪主體，為什么要沒收股東的股權呢？由于相關規定的缺失，如果執行完畢，違法所得的財產收歸國庫，那么這個企業要么成為國有企業，要么就死掉了。
《21世紀》：《意見》印發后，對非公有制財產的刑法保護應如何落實？
田文昌：如果真正想給民營經濟正名，給民營企業家一種姿態，想平等保護民營企業，首先要做的是司法公正，接下來要清理過去的一些案件，要有一個甄別糾正的動作。只有這樣做，才能使這個文件真正得到落實，真正發揮作用。
(原標題：刑辯律師眼中的產權平等保護： 細化涉案財產權的區分和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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