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貨幣政策不是萬能的，在瀕臨流動性陷阱邊緣的情況下，繼續放松銀根來加大杠桿，結果必然是資金不流向實體經濟卻推高資產價格泡沫風險，對中國經濟有百害而無一利。更多運用財政政策來化解當前經濟困境已經成為大家的共識，但財政政策的著力點必須找對找準。
近年來，資金脫實趨虛的問題越來越嚴重。如何引導資金流向實體經濟，僅靠貨幣政策的差別引導政策是不夠的，需要財政政策更好的配合。財政政策不僅要通過增加基礎設施、民生工程的支出來擴張總量，更要運用減稅、貼息等手段發揮結構性引導作用。
貨幣政策總量刺激效果下降，資金脫實趨虛的結構性問題突出
為了應對需求不足和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贏得時間，自2014年11月以來，穩健的貨幣政策盡力而為，央行先后六次降息、五次降準，并通過補充抵押貸款(PSL)、中期借貸便利(MLF)、常備借貸便利(SLF)等定向操作向實體經濟注入流動性，全社會融資總量的增速始終高于國內生產總值(GDP)名義增速。2009年至2015年的七年里，我國整體債務率(非金融部門債務總額與當年名義GDP的比值)大幅上升約78個百分點，2015年末達到248.6%。杠桿率的上升并沒有制止中國經濟的下行趨勢，反而政策成本越來越高。2016年前三季度雖然經濟增速維持在6.7%，但其中房地產和金融的貢獻率上升，實體經濟的貢獻率下降，資金脫實趨虛的問題越來越嚴重。
諸多制度改革的滯后使我國出現工業化、城市化早衰的危險。2016年前三季度，多年占總投資三分之二的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破紀錄地下滑到2.5%，最體現實體經濟投資意愿的制造業投資增速下滑到3.1%的低水平。對此，我們要高度保持警惕，如果在人均國民總收入(GNI)僅8000美元的中等收入階段就開始制造業投資下滑，開始“吃老本”，則可能表明中國經濟過早出現產業空心化，從而形成工業化早衰現象。
城市化率水平從30%提高到70%是城市化加速階段，2015年我國城市化率僅56.1%，正處于城市化加速期，卻首次出現了流動人口減少568萬的新情況。2011年以來，農民工總量增速持續回落，2012年、2013年、2014年和2015年增速分別比上年回落0.5、1.5、0.5和0.6個百分點。中國城市化同樣出現早衰現象，城市化自發的動力開始衰落，沒有城市戶口社保的歸屬感和高房價使不少農民工50歲出頭就“告老還鄉”，農民工過早退出城市勞動力隊伍使城市勞動力供求關系發生變化，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我國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平均貨幣工資年均增長13.2%，農民工工資年均增長13.5%，高于同期勞動生產率(按現價計算)年均增長11.1%的水平。城市化早衰通過工資成本引致產業空心化現象過早出現。現代化最基本的動力是工業化、城市化，如果雙雙出現早衰現象，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動力就成問題，這決不是貨幣政策可以解決的問題。
勞動力、土地、環保等各種成本全面上升后，中國經濟到了必須從廉價要素驅動型轉向科技創新驅動型增長模式。貨幣寬松只能換來改革和轉型的時間，并不會自動帶來經濟復蘇。資本必須與新技術相結合，形成新興產業，才會促成實體經濟投資熱點和新的經濟增長點。但我國長期科技研發投入不足的問題阻礙了經濟轉型。前十年科技研發投入嚴重不足，企業科技研發支出占GDP比重作為衡量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創新驅動的重要指標，2010年僅達到1.75%，沒有實現“十一五”規劃要求的預期2%目標。2015年為2.1%，又沒有實現“十二五”規劃要求的達到2.2%目標。傳統產能過剩的背景下，缺乏科技研發成果儲備的制造業企業即使現金充足也無法開展投資。
因城鄉戶籍制度等造成的制度性需求不足和科技研發長期投入不足造成的供給創新不足的環境中，實體經濟投資回報率下降，資本趨利性使我國貨幣政策寬松所釋放的大量資金流入房地產和金融炒作中，資產價格不斷推高。
財政政策要更多發揮結構性引導作用
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貨幣政策不是萬能的，在瀕臨流動性陷阱邊緣的情況下，繼續放松銀根來加大杠桿，結果必然是資金不流向實體經濟卻推高資產價格泡沫風險，對中國經濟有百害而無一利。更多運用財政政策來化解當前經濟困境已經成為大家的共識，但財政政策的著力點必須找對找準。
近年來，我國在經濟下行壓力大、民間投資下滑的情況下，財政政策確實變得越來越積極，財政赤字率2016年預算安排達到3%的高水平，通過發行地方債來置換地方政府歷史債務，除了增加預算內政府投資規模外，還通過政策性銀行發行建設債券來補充地方政府固定資產投資項目資本金，從而保證了“十三五”規劃的新開工項目順利開工，2016年前三季度新開工項目計劃總投資367663億元，增長22.6%，專項建設基金對基礎設施投資帶動作用顯著。
但是，用政府擴大基礎設施投資對其它投資的帶動作用明顯不如過去。不僅制造業投資下滑不是單純周期性下滑，連基礎設施投資領域的民間投資參與PPP模式與政府合作投資意愿下降也是制度性障礙造成的。近兩年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項目投資需求已突破10萬億元，真正落地項目進展并不快，背后深層次原因包括PPP頂層立法缺失、政策配套不足、項目質量不高、審批較長、政企雙方契約意識不足、項目長期融資渠道不暢等。
下一步，從供給、需求兩方面著力破除制度性障礙，是財政政策引導資金流向的政策發力點。
首先，把地方政府從房地產利益綁架中解脫出來，實體經濟才會真正獲得基層政府的真正重視。對實體經濟恢復投資吸引力的政策近年來出臺不少，但將主要癥結診斷為“融資難”恐怕不夠全面。如果投資回報率過低，即使便利的融資條件下企業仍然不會有投資積極性。實體經濟與房地產的利益爭奪中，房地產處于一花盛開百花煞的地位，而房地產是地方政府重要財力來源，千方百計保護房地產利益的結果是抬高了制造業的土地成本、人工成本等，誘惑制造業企業轉向房地產領域掙快錢，尤其是大量央企國企在各個城市當“地王”，影響極壞。當前，是要房地產短期利益，還是要實體經濟生存環境好轉，成為各級政府面臨的選擇。如果地方政府沒有取代土地出讓金和房地產稅收的財力來源，在實際工作中就不會認真推進房地產去庫存的任務。2016年前三季度，房地產在庫存巨大的情況下，商品房銷售面積105185萬平方米，房屋新開工面積122655萬平方米，新開工面積大于銷售面積，意味著商品房的潛在庫存還在增加。財政政策必須從中央與地方財力更合理分配的制度改革入手，幫助地方政府從利益上擺脫對房地產的依賴。
第二，將有限的減稅政策資源集中用于鼓勵企業加大科技研發投入。財政政策的擴張有兩種途徑，一是政府將政策資源用于立竿見影的擴大基建投資等政府支出，二是用于減稅，當前尤其是對科技研發活動的減稅激勵，政策效果需要較長時間才能體現。當前，我國更加需要結構性減稅的財政激勵，給出一個明確導向，讓創新性企業的研發投資得到更多鼓勵。我國仍然處于高儲蓄率階段，社會資金充裕，投資方向必須從過去更多投資鋼筋水泥轉向更多投資科技研發。這個經濟增長模式的轉型是一場痛苦的蛻變，財政政策應當起到引導和助推作用。今年出臺的完善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加大落地力度，放寬享受加計扣除政策的研發活動和費用范圍，允許企業追溯過去3年應扣未扣的研發費用予以加計扣除，簡化審核，對加計扣除實行事后備案管理，對可加計扣除的研發費用實行歸并核算。中央政府應當對鼓勵科技研發的財政政策落實情況實行督查，并適時出臺更多鼓勵科技創新的減稅政策。
第三，加快城鄉戶籍制度改革進度，扭轉城市化早衰的危險趨勢。促進有能力在城鎮穩定就業和生活的農業轉移人口舉家進城落戶，并與城鎮居民有同等權利和義務。實施居住證制度的政策門檻要放低，努力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健全財政轉移支付同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掛鉤機制，這方面中央財政要多掏真金白銀，激勵地方政府吸納農民工落戶的積極性。建立城鎮建設用地增加規模同吸納農業轉移人口落戶數量掛鉤機制，土地出讓規模要與房地產去庫存任務統籌考慮。維護進城落戶農民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支持引導其依法自愿有償轉讓上述權益。我國城鄉收入差距過大和城市化進展放慢，加劇了產能過剩的壓力。只有從制度改革入手促進城市化加快，才能解放城市化帶來的需求，緩解產能過剩矛盾。
(原標題：治理資金脫實趨虛 財政政策可發揮更大作用)
猜你喜歡
微軟Bing市場份額不增反降， 
美聯儲激進加息對A股和港股 
“賦能金融，共筑安全”知虎 
今熱點：春播糧食近尾聲 主 
“AI四小龍”上市之路各不相 
安然納米發光體|馬占榮：我 
深圳坪山新能源車產業園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