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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杠桿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任務之一。在當下的實踐中，更多強調企業去杠桿，而事實上居民、企業、政府三大部門相互依賴、相互影響，共同構成國民經濟的整體。去杠桿不能“拆東補西”，尤其不能以過度提高居民杠桿來穩增長，而需找準政府、企業和居民的利益點，統籌兼顧。

　　從結構來看，我國非金融企業杠桿率最高，降低企業杠桿率的確是去杠桿的當務之急。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顯示，截至去年底，非金融企業部門債務余額占GDP的比重達131%，而政府和居民部門都在40%左右，金融企業部門約為21%。企業去杠桿將消耗大量財務資源，有的企業甚至走向破產重組，陣痛不可避免，但這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必經關口，是中國經濟從規模擴張走向提質增效的鳳凰涅槃。如果不經歷這一陣痛，金融風險會不斷聚集，經濟轉型的不確定性會越來越大。

　　有一種觀點認為，可通過居民部門加杠桿來緩釋企業去杠桿對經濟增長的沖擊。直觀地看，與一些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居民部門杠桿率的確不高。但由于所處發展階段不同，我國的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社會福利水平與發達國家仍有一定差距，居民謹慎性動機更為強烈。今年居民中長期貸款急劇增長，對穩增長確實起了一定作用，但居民中長期貸款劇增的主因是今年以來一、二線城市房價快速上漲，絕大多數居民貸款投向房地產市場，并沒有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今年上半年居民房貸新增2.36萬億元，同比增長1.25萬億元，預計全年將突破4萬億元。杠桿率過高嚴重挫傷居民消費與投資的信心和能力，對中國經濟新舊動能接續轉換、經濟轉型升級造成一定消極影響。

　　在需求方面，高杠桿透支了居民未來的消費能力，不利于新常態下經濟增長動力從投資驅動向消費驅動轉換。經歷了30多年高強度、大規模開發建設后，傳統產業產能過剩，投資效率下降。消費者多樣化、高品質的消費需求成為激發投資新活力、拉動經濟增長的基礎力量。中等收入群體是擴大消費需求的主力，中央多次強調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而高杠桿使很多中產家庭把絕大多數預期收入用于償還房貸，必然擠占未來消費空間，影響經濟增長新動力的培育。

　　“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是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內容和經濟發展新動力。億萬民眾的創造活力推動企業創造有效供給和開拓消費市場。然而，高杠桿與高房價相互影響，促使大量資金涌入房地產，勢必嚴重制約實體經濟發展和大眾創新創業。在高房價下，居民的高杠桿率促使大量原本應投入創新創業的資金進入樓市，造成居民和企業熱衷炒房，甚至出現居民“眾籌炒房”、上市公司“賣房保殼”等怪相。樓市高溫、實業遇冷對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十分不利。

　　從政府部門來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后，財政收入增長放緩，而財政支出卻保持剛性增長，地方政府杠桿率上升趨勢明顯。樓價上漲拉動地價上漲，雖可增加地方政府當期土地出讓收入，暫時降低政府部門杠桿，但土地財政模式不可持續。從長遠看，政府部門去杠桿的關鍵還是要通過經濟結構調整和實體經濟發展來增加稅源、拓寬稅基，使稅收穩步增長，降低對土地財政的依賴。因此，政府部門去杠桿從根本上要靠企業和居民。只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順利推進，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得以提升，政府部門杠桿率自然水到渠成會降低。

　　對企業而言，去杠桿要更多在分母上做文章。在結構調整中促進產業邁向中高端，通過擴大有效供給、激發有效需求來提高生產效益是企業去杠桿的根本之策。企業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體，會在市場規律指引下根據自身需求降杠桿。亞當·斯密有言：“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對那些扭虧無望、已失去發展前景的“僵尸企業”，要當機立斷處置，全面清查資產，依法兼并重組或清償破產，妥善安置人員。

　　去杠桿是一項時間跨度較長的系統工程，理應著眼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長遠目標，找準政府、企業和居民三大部門的去杠桿平衡點。近期要特別關注房價劇烈上漲背景下居民部門杠桿率的提高，牢牢把握好穩增長、調結構、防風險的關系。

　　(原標題：找準政府、企業和居民的去杠桿平衡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