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合同法》二次修訂提上日程 “無固定期限合同”成爭議焦點
郭晉暉
[人社部表示，勞動合同法實施中圍繞立法宗旨、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經濟補償金等內容存在一些爭議，下一步將就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等內容進行全面評估，在調研評估的基礎上提出修改勞動合同法的建議]
《勞動合同法》或將迎來二次修訂。
11月7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四次會議表決通過了《關于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主席團交付審議的代表提出的議案審議結果的報告》（下稱《報告》）。
有媒體稱，該《報告》涉及今年3月舉行的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多名人大代表提交的10件《關于修改勞動合同法的議案》。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表示，勞動合同法實施中圍繞立法宗旨、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經濟補償金等內容存在一些爭議，下一步將就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等內容進行全面評估，在調研評估的基礎上提出修改勞動合同法的建議。
從2008年1月1日《勞動合同法》正式實施以來，爭議就沒有停止過。剛卸任的前財政部長樓繼偉，也曾多次表示需要修改該法律以增強我國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
今年7月末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已將增加勞動力市場靈活性與抑制資產泡沫、降低宏觀稅負一起并列為“降成本”的三大重點。
業內人士普遍認為，中國勞動力市場靈活性不足的問題并不能全部歸罪于《勞動合同法》，但該法中一些條款顯然加重了勞動力市場的僵化程度。
“無固定期限合同”引爭議
上述10件《關于修改勞動合同法的議案》中提出，現行的《勞動合同法》注重保護勞動者的利益，而忽視了企業的權益，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規定不符合勞動者的實際情況，應當適當增加勞動者的違約成本，同時建筑業農民工欠薪問題突出，工資保證金制度落實缺乏法律依據，建議修改勞動合同法。
11月7日通過的《報告》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財政經濟委員會建議人社部進一步認真研究代表意見，加強研究論證，加快工作進度，適時提出修法建議。
樓繼偉在今年2月19日召開的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16年年會上說，下一步要修改勞動合同法，保留合理的地方，剔除過于僵化的部分，保證勞動力市場靈活性，體現企業和勞動者的平衡。
其中，“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從《勞動合同法》誕生之日起就被認為是該法“僵化部分”的代表條款。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指用人單位與勞動者約定無確定終止時間的勞動合同。《勞動合同法》第14條規定滿足三種情況，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協商一致，可以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其中，“連續簽訂二次固定期限合同就必須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這一條款在《勞動合同法》起草之時就備受爭議，法條的初衷是要提高勞動力市場的穩定性，因在立法時勞動力市場出現用工短期化的情況，很多企業和員工每次只簽訂一年的勞動合同，立法者希望通過該法條促使企業簽訂較為長期的勞動合同。
然而，第一財經記者在調查中發現，該法條執行之后守法程度不同的企業出現了不同的情況。
那些執行法律的企業，與勞動者簽訂合同的期限確實延長了，從一年延長到三年或五年，這些企業大部分都是國企和外企；還有企業則采取各種方式規避這一條款，比較常見的是采用勞務派遣或是外包，避免與員工簽訂直接的勞動關系。
在以農民工為主的低端勞動市場里，《勞動合同法》實行的這8年中，農民工的勞動關系并沒有出現當初所期待的用工穩定局面，簽訂勞動合同的農民工比重反而在下降。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年度《農民工監測報告》顯示，2015年與雇主或單位簽訂了勞動合同的農民工比重為36.2%，比上年下降1.8個百分點。
清華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李強對記者表示，“一日工”正在成為東南沿海越來越普遍的用工方式，由于一旦簽訂勞動合同，就需要為員工繳納社保，但社保福利的成本過高，企業采用“一日工”的方式既招到了工人，又合法地規避了勞動法規在社保方面的要求。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副教授章錚在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表示，由于缺乏對長期工作的預期，農民工在接“短期工”時工資要求遠遠高于“長期工”，而有時“短期工”的工資可以高到“長期工”的兩倍，工人也很樂意做短工。這樣在勞動力市場上反而形成了“共贏”的平衡。
一位業內人士對本報記者表示，《勞動合同法》雖然制定了一個非常高的法律標準，但在執行中由于執法力度不夠，造成了不同企業之間的“苦樂不均”：國企、外企等比較守法的企業勞動力成本急升，國有僵尸企業無法裁員，近來外企也開始向東南亞轉移，而私營企業卻通過以各種“變通”方式規避了法律的要求，反而在市場中贏得了競爭優勢。
勞動力市場靈活性的雙刃劍
樓繼偉認為，《勞動合同法》對企業的約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我國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不利于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最終導致勞動生產率低下。
由于中國勞動力市場存在明顯分割的態勢，中小型企業、私營企業用人的過度靈活和大型企業、國有企事業單位用人的過度保護共存，這使《勞動合同法》的修改陷于更加復雜的境況，也正是基于這種情況，樓繼偉認為《勞動合同法》修法很難達成共識。
在章錚看來，增加勞動力市場靈活性的過程中，還應關注勞動者收入變化的情況，對白領來說，就業靈活度的增加對他們的影響或許不大，但對以農民工為主體的勞動群體來說，這可能意味著工作時間減少，或是收入下降，這樣一來雖然企業成本降低了，但也傷害了勞動者的利益。
李強認為，“短工化”不利于勞動技能的培養，作為技能培訓主體的企業擔憂培訓完員工就跳槽了，都不愿意在這方面付出成本。中國龐大的勞動力市場若難以通過職業群體來進行穩定，后果令人擔憂。
章錚還表示，如果我國的制造業維持如今的水平，工人們也滿足于培訓三五天就上崗的工作，由于勞動力供給減少，目前的勞動力市場是可以維持平衡。但國務院已經推出《中國制造2025》計劃，用工短期化導致的技能人才培訓不足，將成為制造業升級的一大難題。
然而，形勢比人強。上述業內人士表示，我國的新增就業中有40%已經是靈活就業，立法者應該根據勞動力市場實際情況來制定適合靈活就業的法規，而不是人為地制定一套過高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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