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亦凡
編輯/漆菲
(資料圖片)
美國鮮有日子能與槍聲絕緣,4月也不例外。
這個月的前24天,僅僅大規模槍擊案就發生了42起。最駭人聽聞的是中旬的那個周末,僅僅4月15日就發生了至少7起大規模槍擊案——每起死傷人數均在四人及以上。
4月15日共發生7樁大規模槍擊案
其中最嚴重的一起發生于阿拉巴馬州小鎮達德維爾,16歲女孩艾莉西絲的生日派對成了人間煉獄。槍聲過后,4人死亡,28人受傷,聚會現場血泊連片。
一周后的4月22日,得克薩斯州的一場高中舞會派對也成了槍擊現場,至少9名青少年遭遇槍擊,幸而沒有人有生命危險。
如此“血腥周末”,正在美國持續上演。根據美國槍支暴力檔案網站的數據,截至4月25日,美國今年共發生173起大規模槍擊案。血案頻現,然而被媒體記錄下的寥寥無幾,進入公共視野的卻無一不是極其慘烈。
阿拉巴馬州的傷者中,大多是高中生,四位死難者中有人尚未成年,年紀最大的僅有23歲。他們或是當地很有天賦的運動選手,或是即將上大學的學生,人生還未來得及展開便戛然而止。
在美國,最容易受到槍支暴力沖擊的總是青少年,而結束他們無辜生命的,也越來越多為低齡化槍手。
阿拉巴馬州戴德維爾的槍擊事件現場
當槍手越來越年輕
阿拉巴馬州當局很快逮捕了五名兇手,雖然動機未公布,但他們均被指控犯有謀殺罪。這五人的年齡在16歲到20歲之間,其中兩人尚未成年。
令人不安的現實是,制造大規模槍擊案的兇手們,年齡越來越小。自2018年以來,美國大多數最致命的槍擊事件都是由21歲或以下的男性所為。
去年美國接連發生兩起震動全國的案件,兇手都是年僅18歲的男性——5月14日,紐約州布法羅市一家超市發生槍案,造成10人遇難、3人受傷;5月24日,得克薩斯州尤瓦爾迪市一所小學發生槍擊案,造成19名兒童和2名教師遇難。
去年連續兩起大規模槍擊案發生后,槍支管制支持者為尤瓦爾迪和布法羅的受害者舉行了守夜活動
再往前回溯,年輕男性占比也不低。美國《華盛頓郵報》去年6月報道稱,對自1966年以來的196起大規模槍擊事件進行分析后發現,約98%的行兇者都是男性,其中40%的人年齡在18至29歲之間。
很難為這種現象簡單歸因,諸多因素常常被提及,比如青春期遭遇霸凌、商家大肆向男孩推銷槍支、過于松懈的槍支管理法案等等。
過低的購槍年齡限制也一直飽受詬病。很多研究認為,男性在18歲時并未達到社會心理成熟狀態,特別是控制執行和決策功能的大腦額葉,要到25歲甚至是幾年后才會發育完全。相比女性,很多男性在青春期可能會更沖動、更難以控制情緒。
可根據美國聯邦法律規定,購買獵槍或步槍的最低年齡限制只有18歲,而購買酒精飲料的最低合法年齡卻要21歲。當男孩們有資格購槍時,卻不具備足夠成熟的心智處理這些致命武器。
去年7月初,芝加哥近郊的海蘭帕克發生了一起慘案,導致7人死亡、至少30人受傷。22歲的白人男子羅伯特·克里莫從高處向游行隊伍開槍,警方證實,他行兇時所持有的槍支均系合法購買而來。
NRA年會舉辦前半個月,納什維爾剛剛發生7人死亡的大規模槍擊案
2019年以來,克里莫四次通過了購槍背景調查,買到包括步槍、手槍、霰彈槍在內的五支槍。也就是說,他從18歲時就開始購買槍支,與布法羅以及尤瓦爾迪兩起槍擊案的兇手一樣。
不少分析將此訴諸心理問題。比如《華盛頓郵報》援引心理學家的觀點稱,“許多槍手都有男性氣質受損的感覺,常把自己與失敗和缺陷聯系在一起”。
湯姆·尼克爾斯(Tom Nichols)是美國海軍戰爭學院榮休教授,他為《大西洋月刊》撰文時,將這個群體稱呼為“迷失男孩”(lost boys),他們共有的特性是生活中充斥著不滿、不安全感和幻想,在闖下彌天大禍前大多不被人注意到。
尼克爾斯認為,槍支泛濫、社會失范或是極端主義都只是問題的一部分,他將這些人共同的弊病總結為極度自戀,“自戀是一種常見的疾病,但對于迷失男孩來說,它是一顆炸彈不可或缺的引子,其核心是對男性身份不穩定的不安全感”。
至于這種群體的出現,尼克爾斯認為可追溯到過去四十多年來更孤獨、更原子化的社會。當身份危機與頑固的不成熟結合,加上唾手可得的武器,后果常常是毀滅性的。這些年輕男性相信自己懷揣著特殊使命,或是想證明自己,而將報復社會的行為合理化。
阿拉巴馬州槍擊案導致4人死亡,28人受傷
布法羅槍擊案中,兇手是18歲的白人男性,聲稱白人未來會遭種族滅絕,因而選擇對黑人族裔無差別射擊。而尤瓦爾迪和海蘭帕克的兩起槍擊案中,兇手也符合類似特征,前者年僅18歲,在青春期一直遭遇霸凌;后者不過22歲,在社交媒體上表現出對暴力內容的偏好。
然而,為迷失男孩們總結共性無助于阻止大規模屠殺的發生,需要干預的不僅是這個群體的心理狀態,也有過于泛濫的槍支文化。
擁槍派狂歡依舊
近幾年槍手年齡趨低,也伴隨著大規模槍擊案激增。
尤其自2020年開始,這類槍擊案達到600多起,相較前一年增長約50%,與此同時,其他槍支暴力的總體發生數量也顯著增加。
頻發的血案倒逼立法進步。去年,美國國會兩黨在協商之下取得30年來的重要控槍進展,讓《兩黨安全社區法案》正式成為法律。該法沒改變購槍年齡限制,但要求加強對18歲至21歲購槍者的背景調查,還需對青年持槍者進行心理健康審查,新法亦允許警方獲取未成年人的犯罪信息,以往這些信息會被封存。
一系列措施被認為行之有效,包括進行背景調查、限制購買年齡、要求安全存放等。以加利福尼亞州為例,制定了多項控槍措施后,該州槍擊死亡率比全國平均水平要低38%。
然而,這個國家的槍支太過泛濫且易得,這仍將削弱控槍的效果。美國是唯一一個民用槍支數量超過人口數量的國家,每100人擁有約120.5支槍。
但無論死于槍口的人年齡有多小,無論哪一樁槍擊案死傷多么慘烈,從不會撼動擁槍派的信念,他們始終將憲法第二修正案奉為圭臬。
2018年,一名槍手在佛羅里達州帕克蘭殺害了17人,三個月后,共和黨人在美國步槍協會(NRA)會議上重申對持槍的強烈支持。2022年,尤瓦爾迪的槍擊案造成21人死亡,幾天后,共和黨人們照常參加NRA的活動。
美國步槍協會的年會14日至16日在印第安納州舉行,現場有男孩試射
今年阿拉巴馬州血案發生前夕,NRA正在印第安納波利斯舉行年會,擁護持槍權的共和黨人們紛紛發言,此前的兩周內,納什維爾和路易斯維爾都發生了大規模槍擊案。
已經宣布參加下屆美國大選的前總統特朗普稱,這不是槍支問題,而是心理健康問題,他借保衛持槍權為自己拉票道,“我向你們保證,有我待在賓夕法尼亞大道1600號(注:指白宮),沒人敢碰你們的槍,就像我當你們總統的那四年一樣”。
特朗普是NRA年會的常客
前副總統彭斯也說,美國不需要控槍,而需要控制犯罪,他把矛頭指向患有精神疾病的人——盡管該群體并非大規模槍擊案的制造者。
作為特朗普在黨內的潛在勁敵,佛羅里達州州長德桑蒂斯也表達了要擴大個人持槍權的態度。
對于可能參與總統選舉的共和黨人來說,這樣的表態非常重要。他們必須取悅愛荷華、新罕布什爾等州的選民,因為這些地方在初選中非常重要,而這里的共和黨選民大多是槍支持有權和NRA的忠實支持者。
在該組織舉行的槍支展覽上,很多父母帶著孩子前來,有些甚至沒到上小學的年齡。這些男孩在現場擺弄著槍支,學著試射,畫面令人深感不適。
反槍支暴力組織“媽媽要求行動”(Moms Demand Action)創始人香農·沃茨說,負責任的父母不會允許孩子把手指放在扳機上。她認為,“NRA的目標從來都不是教孩子們如何負責任地處理槍支,而是向他們推銷槍支和槍支極端主義。”
盡管共和黨人將槍支暴力問題歸因于開槍的人,但他們只會鼓勵更多人拿起槍。當校園槍擊案不斷涌現后,他們甚至建議學校老師持槍。
以暴制暴的解決思路在共和黨主政地區很受歡迎。在美國大約30個州,“堅守陣地法”(Stand-your-ground law)備受推崇——這一法律規定,如果有理由認為自己受到或即將受到致命威脅,可以用任何手段反擊。
然而,幾項大規模研究表明,這樣的法律非但不能遏制犯罪或起到威懾作用,卻增加了槍支暴力的可能性。美國《紐約時報》將其描述為“武裝到牙齒”,認為這會讓美國充斥著槍支、憤怒和偏執狂,“任何無辜的錯誤都可能導致死亡作為代價”。
相關例子不勝枚舉。在密蘇里州,一位16歲少年因為按錯門鈴被槍殺;在紐約州,一位年輕女性因為開上錯誤車道被槍殺;在田納西州,兩位有線電視公司員工因為走錯地址而被槍殺。
槍支暴力造成的影響也呈現出明顯的種族差異。凱撒家庭基金會(Kaiser Family Foundation poll)4月11日公布的一項最新民調顯示,美國非裔成年人報告家庭成員中有涉槍死亡的可能性是白人或拉丁裔的兩倍,比例為34%,這一數字在白人和拉丁裔成年人中的比例分別為17%和18%。
有分析稱,非裔美國人是受槍支暴力影響最直接的群體,但與此同時,近年來這一群體購買槍支的數量也在急劇上升。
但買槍的人絕不止這一個群體。2020年,美國槍支銷量達到創紀錄的2300萬支,比前一年增長65%,并在2021年持續保持高銷量。
尤瓦爾迪校園遇難者紀念碑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槍支暴力解決方案中心主任喬什·霍維茨表示,“在不確定的時期,槍支讓人們覺得安全。”他認為,暴力事件的增長加劇了恐懼循環,驅使人們購買槍械來平息這種害怕。
為了自保,越來越多的美國人甚至開始購買防彈車。據美國《紐約郵報》報道,不久前,裝甲車行業還幾乎完全迎合動蕩的第三世界國家的富裕精英階層,但由于美國街頭暴力場面充斥著推特和新聞廣播,制造商開始接到來自憂心忡忡的普通民眾的大量訂單。不少人致電防彈汽車公司詢問和下單,改裝自己的車輛,使之具有防彈性能。
誰在阻礙控槍?
購買槍械多少能讓弱勢群體獲得心理安慰,但無形間提升了守法者自我保護的成本,包括購買槍支彈藥和練習射擊,如果身處安全社會中,本不該付出這些代價。
更不樂觀的現實是,當更多槍流入民間,不會降低犯罪率,而是讓施暴者更輕易獲得殺人武器。智庫洛克菲勒政府研究所(Rockefeller Institute of Government)去年6月發布的報告認為,越多槍支出現,會導致越多死亡。
隨著槍械購買量激增,青少年成為最脆弱的群體。美國皮尤研究中心4月6日發布的報告顯示,2019年至2021年,美國18歲以下兒童和青少年中與槍擊有關的死亡人數增加了約50%,從1732人攀升至2590人。美國疾控中心2021年的數據亦顯示,槍支成了美國18歲以下青少年的頭號殺手,比例占18.7%,超過交通事故、癌癥等。
美國今年共發生173起大規模槍擊案
這也讓美國家長尤為擔心。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網站(CBS)寫道,社會壓力、霸凌、文化課,這些是幾代美國孩子不得不擔心的事情。今天,大多數孩子還有另一個擔憂:槍支暴力的問題。
CBS引述調查數據稱,如今,77%的家長至少一定程度上感到擔憂。去年這個數字就高達72%。有60%的家長說,他們的孩子經常或有時對槍支暴力感到擔憂。約半數受訪者說,槍支使這個國家更“危險”,這個比例遠遠超過認為槍支使該國更“安全”的人。
真正能挽救生命的措施,往往在國會兩黨的撕裂中止步不前,民主黨與共和黨的諸多分歧中,控槍議題幾乎是最難彌合的一項。
諸如提高最低購槍年齡這樣的問題,兩黨至今未能達成一致。但令人感到矛盾的是,特朗普這樣的保守派喜歡將槍支暴力歸咎于心理健康,甚至要求學校提升心理健康服務,卻又拒絕限制那些心理不成熟的龐大年輕群體獲得槍支。
共和黨人對持槍權的堅定,或許有價值觀驅動,但更少不了利益驅動。以第118屆國會為例,擁槍組織共向本屆國會議員們捐助了1500萬美元,接收款項最多的前20位都是共和黨人。
排在該榜單第一位的眾議員史蒂夫·斯卡利斯,目前是共和黨黨鞭,其職業生涯中共收取了45萬多美元;緊隨其后的是得克薩斯州參議員泰德·克魯茲,他一直反對任何控槍舉措。根據無黨派研究機構OpenSecrets報道,來自得克薩斯州這個保守之地的共和黨人一直是擁槍組織游說和政治捐款的首要目標。
據該機構的數據,NRA在政客們身上一向花費頗多。2021年,NRA在游說上支出了420萬美元。且自2010年以來,NRA為支持持槍權的選舉候選人投入超過1.4億美元。
類似團體還有美國全國射擊運動基金會(NSSF),該組織在2022年花費了490萬美元用于聯邦游說,比任何其他槍支權利組織都要多。
第118屆國會議員中,接受槍支權利組織政治捐款最多的議員
一旦共和黨人在槍支問題上動搖,NRA等組織就會將資金和資源投入給更積極反對控槍的競選者。即便在華盛頓,他們也有足夠資本影響國會議員,施壓共和黨人反對控槍立法,哪怕是溫和的立法改變。
去年,NRA從會費中獲利9700萬美元,雖然相比高峰時期的2018年,這一收入下降了四成以上,但該組織依然有相當充裕的預算,可以在國會山發揮影響力。相比之下,控槍團體能提供的資金支持基本流向民主黨人,但金額相差甚遠。
每每發生血案后,控槍似乎都成為全國性的呼聲,但普遍的控槍支持卻難以轉化為立法成果。這不僅因為像NRA這樣的組織力量足夠強大,也因為控槍往往不是選舉乃至日常生活中的首要議題。
無論何時進行民調,很少有人將控槍列為最緊要的議題,經濟、移民、氣候、墮胎,往往在選民心中占據更重要的位置。如果政客想尋求競選優勢,也不得不從現實出發,而不是吃力不討好地討論控槍。
這也折射出另一個殘酷的現狀——公眾未必擅長遺忘,但難以為某一樁頭條新聞保持政治熱情直至推動槍支改革,血案后的群體呼聲是真切的,也終究是短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