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縱橫》雜志2014年10月號封面

　　此一專題的策劃者認為，從全球視野來看，治理話語的興起得益于198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影響力。它強調了一種靈活的、彈性的、回應性的治理方式，代表了一種新型的國家權力與市場和資本關系的建立，同時也代表了國家功能、邊界與原則的重新界定，并由此帶來了政策議程與治理方式的一系列變化。

　　而這一變化趨勢，與1990年代以降中國政府體制和社會管理方式的變遷，例如“地方政府錦標賽”體制的建立形成了某種呼應。近二十年來，中國政府采納了一系列市場化、企業化的運營思路，建立起了科層化、行政化、部門化的治理體系，并通過司法、行政、立法、監督、安全等領域的配套改革，改變了治理邏輯，為改革時期的經濟發展提供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知識體系和實踐框架。

　　不同層面的利益固化，可以說是當前的隱形危機之一。治理話語可說是一個以頂層設計方式、強行介入并打破這一固化趨勢的切口。

　　例如李泉《當代中國官方治理話語的意識形態起源》一文認為，目前，一種將國家政策整合進資本積累進程，并同時強化統治權力結構的治理方式，正在走向成熟。傅蔚岡《戶籍改革困局：新邏輯與舊利益》一文則將戶籍制度的改革死結同樣歸為地方與部門利益的作祟。而王亞新《法官獨立的政治含義》一文則將地方法院的法官獨立困境，歸結為由司法保駕護航的“政績競爭”所帶來的必然后果;但文章并未流于“司法獨立”的俗見，而揭示出決策層希望將自己從總體性政治責任中進行解套和切割的改革邏輯。

　　利益政治由此構成“治理”話語的另一大背景，它正在迫使執政者改變以往的全能形象，扮演一種更為超然的公正調解者角色。政府不再積極介入利益沖突的前線，更多借助抽象化和中立化的治理技術在幕后進行調和。“治理新政”在表面上采取了技術化的路徑，實際上它也是一種深刻的政治決斷。

　　【本周言論】

　　世紀交替到90后這一代，總體來說，人們更渴望直接參與，信息也更多元。但組織結構扁平化、信息控制嚴格的結果是有效的公共辯論也在減少，民間更難形成思想和行動的共識，對來自資本和政治方面的控制也更難抵抗。在這樣的社會中，個人很容易產生信息過載，但行動乏力的沮喪。

　　——專欄作家安替在財新網發表《90后愛情和政治的變與不變》一文，討論十幾年來從70后到90后的代際交替，“只有王小波準確表達了更替的本質：愛情依然糾結，技術更像我們的主人。”

　　“我非但不會勸人不要移民，我還要鼓勵他們移民呢，因為對于移民海外的國人，那些在國內罵得越多的人，出去后往往轉變得越快，因為他們把國外想象得太好了，他們對歐美的印象是電影和廣告上看來的，和真實的西方差距太大了，結果出去后失望者眾多。”我告訴這位提問者：“一出國，就愛國，效果比黨的教育還要好。”

　　——觀察者網摘自張維為《中國超越》一書。張教授認為隨著中國的崛起，移民問題將越來越去政治化，換一種方式生活早已是全球化后的一種普遍現象，不必做過多的政治解讀。并以臺灣為例：臺灣地區已經“民主化”20多年了，2300萬人口中至少有150萬臺灣同胞在大陸工作、生活或學習，“如果一定要從意識形態解釋的話，這不就是‘用腳投票’嗎?”

　　他未死于入選教科書的那天，更未死于被極力排擠出教科書的今天。在群氓配合犬儒要從教科書里拿掉魯迅之際，我想告訴他們：地火，不是在教科書里運行的，你永遠不可能從現實中拿走魯迅。

　　——香港作家廖偉棠近日在騰訊·大家專欄發表《重讀魯迅的<野草>》一文，紀念今年9月25日魯迅誕生133周年。

　　很多人把全球化看得太簡單了。最有意思的，其實是看個體的思想有什么改變，比如畫家和在工廠里的工人。他們的文化，讀的書，以及思想和意見，是最重要的。實際上，我不是一個喜歡理論的人，什么‘主義’我都比較討厭，太狹隘了。我就是對個體感興趣。

　　——美國作家何偉(彼得·海斯勒)接受《中國改革》記者采訪，談到他寫麗水畫家村時寫了很多關于全球化的內容，但他選擇只寫故事，不談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