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作家徐瑾撰文指出，從諾斯的論述不難看出，中國人民一直孜孜追求的現代化絕非僅僅是經濟總量的擴張，而是社會秩序與組織原則上的現代化，這一歷程艱苦卓絕，卻并非盲目，諾斯的分析不僅指明了未來的狀態，也指明了路徑中的許多關鍵要素。中國30年改革走到今天，取得了偉大成績，未來路徑則尤其需要參考諾斯的分析。這篇文章具有一定參考意義。
知道諾斯去世消息的時候，我正在山中休假，迷迷糊糊之間，心頭默默一驚。時間不會因誰的偉大而停滯，但思想確實可以超越眼下。諾斯或許到了人人引用而不必去讀的經典之列，但是他對制度和經濟史的思考令我永遠受益，歷史始終能給人智慧和反思。
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s North），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享年95歲。諾斯出生于1920年，獲得諾獎時已經年過七旬，可以說名滿天下，但縱然他位列經濟學神殿，卻一直保持學習心理學等各類新知，直到九十余歲還繼續著述。
每當有經濟學大家逝世，總有人談及這位經濟學家對于中國的啟發、建言以及期待等等，其實多數國際經濟學家并不真的了解中國，無論歷史還是現狀。就諾斯而言，他對于中國也未必了解，但是他的研究卻是真真切切能指引中國未來的轉型。中國轉型并不是單一方面的轉型，而是數百年歷史轉型的延續，結合了社會轉型、經濟轉型、政治轉型等多重轉型，諾斯的思考之所以能夠借鑒，就在于他一方面延續了主流框架中的清晰與準確，另一方面他對于歷史的復雜性多樣性也有充分認識。
諾斯成名作之一在于解析西方的興起。近代之前英國其實落后于荷蘭與西班牙、法國等先行者，英國為何在西方近代化過程中卻最終勝出？諾斯指出，其原因在于英國開辟了中間領域。所謂中間領域，對于英國而言就是開拓新市場，學習新制度，使得原本在16世紀完全看不出冠軍樣的英國在18世紀領跑，成為一個“最有效率、發展最快”的國家。歷史上的歐洲分割有點類似中國的戰國時代，縱然地緣因素使得各類沖突綿延不斷，但也造就了不同的制度之競爭以及國家演化，誰占優，引來效仿，誰落后，難免淘汰，造就了經濟和思想的繁榮。我在新書《印鈔者》中旨在探討中央銀行和金融危機的歷史演進與發展邏輯，其中談到英國金融業從草創到成熟之歷程，敘述框架也由諾斯思路出發，談了英國在金融方面尤其英格蘭銀行的進化中制度演進的邏輯與過程。這一段歷史表明，金融業影響滲透入政治，反過來說，金融業的發軔更離不開政治制度的變革。這一邏輯從英國延續到美國再到今天的中國，其實都脫離不開諾斯的框架。
諾斯之所以應受珍視，首先在于他的思想性。思想和學術嚴格來說并不是一回事，有學術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學術都很難得，諾斯的出眾之處正在于他將兩者的結合。有經濟學家說經濟學不思，坦白說，經濟學發展到今天，可謂社會科學中的明珠，框架基本固化完備，規范也臻完善嚴密，但也陷入自身發展的路徑依賴，這是一個經濟學學術大牛頻頻出現、但思想大師很稀缺的年代。經濟學家張五常近期也發表了悼念文章，除了大篇幅談及諾斯與自己的交往，他對于諾斯的寥寥評價算得上一語中的，他認為諾斯對歷史的研究不夠深入，對中國的史實不關心，而諾斯的長處是他重視思想，懂得判斷一個思想的重要性，喜歡鼓勵與維護一個思想的發展。
與諾斯有交往的經濟學家，不少也已經撰文悼念。吾生也晚，未能親聆教授，對諾斯的認知僅僅來自他的著述，但是我一直覺得重讀一個人的著作是對他最好的紀念方式。諾斯的貢獻后人主要總結為三塊，產權理論、國家理論和意識形態理論，談的人已經很多，我在此不再多說。我更想談談諾斯晚年的貢獻，尤其他對于國家秩序以及暴力的研究，但這一研究目前得到的重視仍顯不夠。
我曾幾次引述，諾斯晚年將人類社會分為原始社會秩序、限制進入社會秩序、開放進入社會秩序三種形態，社會按照三種秩序之一被組織起來，而社會成員分別擁有不等的權利來“進入”到這種秩序中。原始社會秩序的競爭規則以暴力為主，雖然令得種族生存，卻使得協作困難，這一模式伴隨著人類的發展逐漸遭遇淘汰，限制進入社會秩序應運而生。這是大部分國家的社會形態，暴力被政府壟斷，從而得到有效控制，社會成員的權利也得到一定的保護，從而帶來更多分工以及社會穩定；然而，雖然精英也有動力拓展社會合作從而獲得更多租金，但是非精英個體的權利可能遭遇侵犯，其社會秩序也意味著高價值的資源的優先使用權被賦予精英階層，甚至“法治”也成為一種特權僅為精英享有。在這種社會中，非精英個體往往不相信對他們權利的承諾，使得社會自動滋生不穩定性。
如何從前現代的有限進入秩序跨進開放進入社會秩序？對于面臨此挑戰的國家而言，這是一個及其艱巨的任務，其間跨越難度遠遠超過中等收入陷阱等流行話語。借助諾斯的分析可知，中國還走在由限制進入社會到開放進入社會的艱難轉折之中，這一過程往往需要兩步：首先，占據統治權的支配聯盟內部關系從人際化關系轉化為非人際化關系，這需要施予精英人士內部的法治，也需要不依賴于個人的永久組織架構等要素。第二步，真正意義上的轉型，權利得到保護的個人不斷擴展其政治與經濟組織，其間的競爭關系使得這種權利擴展到更廣泛的人群中。
從諾斯的論述不難看出，中國人民一直孜孜追求的現代化絕非僅僅是經濟總量的擴張，而是社會秩序與組織原則上的現代化，這一歷程艱苦卓絕，卻并非盲目，諾斯的分析不僅指明了未來的狀態，也指明了路徑中的許多關鍵要素。中國30年改革走到今天，取得了偉大成績，未來路徑則尤其需要參考諾斯的分析。
諾斯22歲那年，獲得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學士學位，據說他的平均成績只是C，但是他卻完成了政治學、哲學和經濟學的三學位。聯系諾斯的一生，這其實是一個有趣的人生隱喻，也許諾斯的長處并不在于單項的出眾表現，而在于整合統一多學科背景，得以創造自己的框架。這也使得無論是歷史學家弗格森還是經濟學家阿西莫格魯之流，都可以在他的基礎之上做出更多衍生。可惜的是，如是橫貫社會科學領域的通才越來越少，這也與學科分工與學術體制密切相關——諾斯早就告訴我們，制度就是游戲規則，如今游戲規則改了，也意味著游戲的結果也必然改變。（文章來源：FT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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