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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上市公司治理最大的問題，就是違法違規成本太低。”“現行獨立董事制度的致命缺陷，就是獨立董事的選任和薪酬實質上是由大股東或管理層說了算。”“上市公司中‘能不說就不說’的現象非常普遍和嚴重。”……10月31日，在中國公司治理50人論壇會場，多位專家言語犀利，劍指上市公司治理過程中暴露出來的痛點和難點，為提高上市公司質量把脈開方。

2020年，《國企改革三年行動方案(2020-2022年)》起步實施，國務院還發布了《關于進一步提高上市公司治理的意見》，民營企業改革發展“28條”不斷深入貫徹，金融市場繼續強監管之旅。專家指出，不管是國企改革攻堅，還是民營企業發展，又或是金融市場強監管，基礎性工程都是公司治理。但由于目前依然存在法律空白，彈性較大處罰較輕，中小投資者權益保護、董事會獨立性以及信息披露等公司治理的重點難點問題仍待解決，應進一步完善制度建設，提高違法成本，切實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水平。

加強中小投資者權益保護

在上市公司治理中，中小投資者對于上市公司的內部操作存在信息不對稱，一旦有財務造假、“清倉式”減持、“忽悠式”重組等被曝光后，中小股東往往遭受股價下跌帶來的損失，成為“接盤俠”。

“中小投資者權益保護在公司治理中應居于核心地位，但現實卻是，中小投資者權益是最容易受到侵害的。”北京師范大學公司治理與企業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高明華表示，公司的任何欺瞞和欺詐行為，如瑞幸咖啡造假、健康元內幕交易等，首當其沖受到損失的往往都是中小投資者。

“當前，國企改革如火如荼，國企發展混合所有制必須要吸引更多的中小投資者參與，而中小投資者參與國企混改的最大擔憂就是其權益如何得到切實的、平等的保護；民營企業要發展壯大，同樣需要吸引更多中小投資者的參與，單純依賴于‘一股獨大’來實現其增長，無異于緣木求魚，自斷雙臂。”高明華認為。

強化董事會獨立性

公司治理涉及投資者(股東)、董事會、監事會、經理層、財務治理、信息披露、利益相關者(或社會責任)、政府監管等許多方面，但近年來上市公司治理中出現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董事會獨立性的缺失，董事會沒能很好地發揮其應有的作用而造成的。

“扇貝跑了死了”事件曾讓獐子島一度“走紅”，最終因財務造假、違規信披于2020年6月15日受到證監會的行政處罰和市場禁入，后被證監會移送公安機關追究其刑事責任。事件曝光后，獐子島出現高管層“地震”，其中獨立董事叢錦秀和陳艷先后于2019年12月和2020年9月辭職。此后，不少市場人士質疑，該公司常年存在的問題獨立董事有沒有發現？是否發揮了“看門人”的作用？

此前的2019年11月5日，歡瑞世紀因借殼星美聯合重大資產重組，涉嫌信息披露違法違規，被重慶證監局責令改正、警告及罰款。其中兩名獨立董事陳宋生(北京理工大學教授)、莊煒(律師)，分別被處以警告，并分別被罰款8萬元。由于董事會獨立性缺失導致上市公司治理出現問題的案例還有不少。

“在我國目前的實踐中，董事會治理的形式化比較突出。大多數情況下，都是大股東決定主要董事人選，尤其是董事長和總經理，然后再通過股東大會‘選舉’，而這種‘選舉’幾乎沒有落選的可能性。”高明華指出。

按照《公司法》規定，董事會由股東大會選舉的董事組成，執行股東會的決議，決定公司的經營計劃和投資方案，決定公司內部管理機構的設置，制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等，是公司治理的主體，是公司發展戰略的制定者和決策者，也是公司經營管理的監督者。而董事會的獨立性直接影響著董事會治理的效率，即董事的獨立性至關重要。

“《公司法》規定董監高要分離，分別行使所有權、監督權和管理權，但現實中往往是大股東組建監事會、選任獨立董事，有些董事只是掛個名，不在公司上班也不拿公司薪水，只是偶爾來開個會，在相關文件上簽字就行了，沒有很好地發揮其監督作用。”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趙英表示。

根治信息披露違規問題

隨著IPO的深入推進，上市公司的數量不斷增加，資本市場的不斷發展對信息披露的規范性及自愿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目前上市公司在強制性信息披露方面時有觸碰“紅線”，曝出信披違規事件，且“能不說就不說”的現象比較普遍，即自愿性信息披露范疇意愿較低、質量較差。

近期，僅一個月內，就有力帆股份、安妮股份、*ST歐浦、聯絡互動、中潛股份、宏達礦業、ST華訊等多家公司因涉嫌信息披露違法違規，遭證監會立案調查或被主管部門處罰。

專家稱，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是投資者判斷公司價值以及投資決策的重要依據，也是供應商、客戶、周邊居民等利益相關者了解企業的主要途徑，信息披露違規甚至惡意造假，自愿性信息披露“能不說就不說”甚至“想怎么說就怎么說”等，都會破壞上市公司的誠信形象，最終遭受懲罰，并嚴重沖擊投資者的投資信心。

除了強制性信息披露外，自愿性信息披露也不是可有可無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對董事會的科學決策，以及董事會對經理層的有效監督都具有重要影響。”高明華指出，獨立董事是外在于企業的，而獨立董事擁有參與戰略決策以及對經理層進行監督的權力。獨立董事的科學決策和對經理層的有效監督高度依賴于充分、真實的信息披露，這其中也包括自愿披露的信息。

加強制度建設 提高違法成本

專家認為，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的關鍵在于完善相應的制度環境，切實通過制度建設落實到企業改革和發展的實踐中，并健全市場監督機制，提高違法違規成本。

北京上市公司協會秘書長余興喜認為，“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水平是提高上市公司質量的重要內容，而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的關鍵在于機制。我國上市公司治理最大的問題，就是違法違規成本太低。”

趙英認為，“在IPO注冊制不斷深入推進的情況下，加強信息披露就是一項十分迫切的工作。目前相關法律和規范對于違規信息披露的懲罰力度還遠遠不夠，要不斷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責任意識和違法欺詐成本，壓實外部董事、監事責任，而這需要相關法律制度的建設，健全市場監督機制，發揮中介機構及市場化機構的監督作用。”

高明華認為，“必須盡快立法，進一步增強董事會的獨立性，要聘請更多的獨立董事，其在董事會的占比應該至少一半，股權董事不能強制董事會采納其意志。加快透明的職業經理人市場建設，由董事會獨立在市場上選聘總經理或CEO，并賦予總經理或CEO獨立權利，同時使其獨立承擔責任。”

在保護中小投資者權益方面，趙英建議，完善中小股東的訴訟索賠制度，降低訴訟門檻提高訴訟便利，通過政府、法律和市場手段最大化保護股民權益。

余興喜也建議，完善違法違規的賠償和懲罰機制，相對于行政處罰和刑事處罰，賠償機制更為重要，應將賠償置于懲罰之前。必須全面推行投資者集體訴訟制度，否則加大違法違規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就會落空。

原國務院國有重點大型企業監事會主席季曉南認為，完善公司治理的基礎和前提是要真正建立現代產權制度。產權是所有制的核心，企業的所有權利都是從產權的最終所有權利衍生出來的，沒有產權結構優化就不會有公司治理主體的權力制衡，產權制度改革是深化國企改革的一項基礎性和關鍵性的制度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