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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東升：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教授

中美間關于TikTok在美業務的政治商業雙重博弈終于要告一段落。根據目前的信息，字節跳動公司保住了對TikTok公司絕對控制權，TikTok是字節跳動的全資子公司，TikTok美國則是TikTok的全資子公司。

TikTok美國將其數據托管給美國的Oracle公司，并在電商業務上與沃爾瑪展開合作。這樣的一個結果，太平洋兩岸的多數朋友都認為是超預期的，正如我在一周前的評論中所說，這說明中國政府和字節跳動公司在近期的一系列出招取得了效果，迫使美方做出實質性讓步。

原本特朗普斬釘截鐵說要全部出售不得推遲，后來又有傳聞搞股權重組，但是從現在的結果來看，美國子公司的股權既不賣也不重組，僅僅是與兩家面臨傳統業務瓶頸的美國企業展開數據托管和業務合作，而本以為能從中獲益的臉書和微軟據說都相當失望，頗有微詞。

作為一個國際政治經濟學學者，我認為TikTok的這個案例，對于我們思考中國企業該如何應對走出去所面臨的國家政治風險問題，非常有啟發。其核心議題，是共生與競爭的戰略路徑選擇問題。

正如我一貫說的，市場的背后是政府對產權的保護和交易秩序的維護，古今中外并不存在一個無政府的有序而自由的市場。古代和近代歷史上的世界市場(也就是今天所說的一帶一路沿線)，只要不處在某個帝國的掌控之下，就必然是混亂而低效的叢林狀態：海盜橫行、商匪一體、私掠成風。十九世紀中葉，歐洲人要打開中國的市場大門，靠的是船堅炮利和不平等條約。2001年的中國要打開全球工業制成品市場大門，靠的是向貿易伙伴讓渡一部分自身產業和市場空間。到如今，中國的本土企業從制造業到互聯網全面崛起，除了汽車產業等極少數例外，本土品牌不但能在中國國內市場上打敗全球著名跨國公司，而且反攻到對手的本土市場去了。這個進程如此之快，大大超出了歐美白人的預期，也讓那些崇洋媚外的中國文化人大跌眼鏡。事實說明，中國人民很行。但當下的中國跨國公司面臨一個巨大挑戰：如何順利地打開別國市場的大門？

當我們的企業進入到別國市場的時候，必然面對其本國企業的抵抗。最初是用技術和價格來抵抗，然后是用法律和專利來抵抗。如果這些都不管用了，為了活下去，他們就會往政治和安全上動腦筋，會訴諸產業安全、國家安全等借口來向其政府求助，利用非市場力量來壓制乃至趕走中國競爭者。這樣的策略雖然比較Low，雖然跟歐美政府一貫唱的自由市場高調完全相悖，但是到了產業生死存亡的時候，他們還講什么體面？十多年前，深圳某著名硬件企業沖到思科公司的老家舊金山，在金門大橋上打廣告去砸對手的場子，后者的反應升級過程就是上述路徑。如今TikTok成功奪取了美國年輕人的時間和心智，臉書公司也不得不走了思科這條路。

中國政府目前還不具備用船堅炮利轟開美歐市場大門的軍事力量；即便有一天有了這樣的力量，中華文化傳統和政治理念不允許我們做這樣的“己所不欲”之事。那么跟美國談自由貿易和雙邊投資協定行不行？就我所知，這十年來的情況是，中國很真誠，但是美國堅決不愿意。當年放中國進入WTO現在他們都很后悔，一為之甚豈可再乎？那怎么辦？難道中國企業中國商品中國服務就只能在美國的墻外轉悠了？TikTok的案例告訴我們，只要頭腦不滑坡，辦法總比困難多。如果對方的國家機器不給我公平競爭的機會，那就用共生的方式來創造競爭的機會。

要想突破捕食對象的堅硬外殼，吃到其中鮮嫩多汁的肉，就不能蠻干硬干，而需要找到其相對脆弱的突破口。打個比方，你個子長得太快飯量太大，自己家的飯不夠吃了，不得不去別人家里搶他們家傻兒子的飯吃，傻兒子一哭鬧，他家老爹自然要用大棒子趕你。如何才能順利地登堂入室？你跟他們家的小兒子交了個朋友，許諾要教他中國武術從此不怕流氓欺負，還跟他們家小女兒眉來眼去暗通款曲，于是被視為貴客奉為座上賓。短期內，這家的小兒子和小女兒也許會獲得某種實質性或者心理性的好處，但是他們其實是犧牲了那個傻兒子的利益。中國當年的開放過程，曾經被外資用這招繞過了政府的產業保護，如今我們花樣翻新手段升級，師夷長技以制夷。TikTok通過與Oracle和沃爾瑪的戰略合作達成共生關系，繞過了美國政治為其本土產業提供的保護之墻，獲得了在美國市場生存發展的資格，其發展最終必將以某些美國本土互聯網企業的衰敗為代價。在美國本土互聯網企業的眼里，Oracle與沃爾瑪扮演著什么樣的角色？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此事上升到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層面，就是我多年來一直說的，共生優先于競爭。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后，美國股市大跌，道瓊斯指數曾經跌到6000多點。我計算過，當時如果拿出中國外匯儲備的一半，中國外管局就可以成為美國所有全球五百強大公司的第一大股東。而且，在股市暴跌的恐慌過程中，中國官方投資基金買入其股票會被視為“白馬騎士”的救市者而不是門外的野蠻人。所以我當時在多個場合呼吁應該在全球市場極度恐慌的時候展示出我們的勇氣和責任感，不計短期損益買入其股票，并公開宣布僅作為財務投資者派出董事或者監事而不謀求控股或者運營權力。此觀點后來收錄進拙著《中國為什么有前途》2009年寫作的第一版對外資本輸出一章中，但由于種種原因此主張未能成為政策。試想一下，假如2008年的恐慌期我們用一半外匯儲備實現了與美國大企業界的廣泛而深入的共生關系，假如我們帶著白馬騎士的善意向困境中的幾百個美國大公司派出了上千位中方董事監事，假如這些資方代表與美國的商界政界精英形成了深厚的友誼和信任，那么過去十年的中美關系將是多么穩定多么和諧！與之相比，股票賬上的數萬億美元盈利根本不重要。回想起來，每每覺得可惜可嘆。

亡羊補牢，猶未為晚。這次TikTok公司在中國政府和外部股東的共同努力之下，獲得了一個不錯的階段性勝利，值得慶賀。更值得中國政府和產業界重視的是，這個案例為中國跨國企業在全球的攻城略地提供了不同于以往的新思路：先共生，再競爭。剛柔并濟，才是逆全球化時代拓展市場空間的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