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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一個清新的早晨，Weymi Cho開著一輛嶄新的白色瑪莎拉蒂在溫哥華市中心的一家酒店門口接我。 Weymi 20歲，身材苗條，大眼睛和及腰長發，在迪奧絲質襯衫的陪襯下，她身上幾乎有一種略保守的貴族氣質。當時大約10點，她準備去購物。

Weymi 14歲來到溫哥華，上寄宿學校。她父母在臺灣經營一家規模不小的半導體企業，雖說在臺灣長大，但是她父母是大陸人。小時候她和她姐姐一起上國際學校，為她們日后的海外學習做準備，暑假時她曾游歷美國和澳洲。“我爸爸一直跟我們強調英語一定要學好”，她說道，“他一直計劃著送我們到西方國家。”

移民西方國家是大多數中國新富的計劃。在過去的十年里，移民狂潮席卷紐約、倫敦和洛杉磯等大城市，掀起搶購房產熱潮，同時也引發了人們對于貧富不均和財富全球化的焦慮。中國新富已經在某種意義上禁錮了公眾對于“富裕”的想象力，要知道俄羅斯富人云集還是在十九世紀，而海灣國家的崛起也是數十年前的事了。

溫哥華尤其受到中國人的青睞，主要得益于城市在環太平地區的地位，宜人的氣候和相較輕松的生活節奏。中國新一代的百萬富翁將溫哥華當作避風港，在這里投入的不光是他們的錢財，更是他們孩子的未來，更有甚者，在這里創業并拓展社交。

中國富人的子女被稱為“富二代”。在一個渡過漫長的貧窮和節儉時期的國度里，他們的奢侈揮霍經常成為眾矢之的。“富二代”是一個吸引眼球的話題。有一檔關于“富二代”的真人秀，名為“公主我最大”(Ultra Rich Asian Girls of Vancouver)，這里面Weymi也有出演。節目記錄了六個年輕女孩在眾人焦灼而又輕蔑的目光中迷惑的生活狀態，她們揮金如土地彰顯著自己的地位，又對他人的排場進行鄙夷。

鄙視暴發戶也不僅僅局限于中國，但中國的版本與眾不同。由于共產主義傳統，中國所有的財富都是新財富，沒有舊貴族的生活方式可以效仿，也沒有花錢的固定模板。我問了幾個《公主我最大》里的女生，怎么看待自己成為眾人目光的焦點。“網上的人總在說他們這么炫耀有意思么?”，Weymi答道，“但我不認為我在炫耀，這就是我日常的生活狀態。”

中國大約三分之一的財富掌握在百分之一的人口當中。盡管中國的貧困人口依舊處在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體制里，最近有一份報告卻指出，中國的億萬富翁人數已超美國。Jeffrey Winters，西北大學的政治學教授Jeffery Winters說道：“現在中國正在發生的一切構成了人類歷史上貧富分化最為迅速的幾個階段之一。”

這位教授，同時也是《Oligarchy》(寡頭政治)這本書的作者，他在書中指出，中國是世界上少有的幾個國家之一——包括俄羅斯在內——出現國家的貧富階級在革命中被消除，然后又再出現的情況。在俄羅斯，在中國，一個突然形成的“極富階層”意味著他們并不清楚舊時貴族根深蒂固的“財不可露”的觀念，就像ThorsteinVeblen說的：現今的新富通過炫耀性消費來彰顯自己的富人地位。

由中國銀行和胡潤百富聯合推行的一項調查研究發現，中國約60%的富人都已經在辦理移民手續或者打算移民(這里所謂的“富人”指身價在1000萬人民幣左右(合150萬美元)的人)，目前中國人約以每年450億美元的速度在轉移資金，這其中大部分錢投資到了房地產業，據美國全國房地產經紀人協會稱，中國買家已經成為外幣現鈔在美國住宅房地產市場的最大來源。

有錢人離開中國有各種各樣的原因。有些人擔心污染;有些人想給孩子尋求更好的教育。周雪光，斯坦福大學社會學教授告訴我：“中國的教育系統下學生的競爭壓力是眾所周知的殘酷，”他說道，“好學校就那么幾個，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還不是錢的問題，即使你再有錢，也還是進不去。”不過，相對于較為富裕的階層而言，最基本的移民海外的原因是，在中國，有錢人經常覺得自己的財富岌岌可危。這不僅僅是對于經濟增長緩慢和股票市場風云不定的擔憂，更多的是如果沒有尋求政治上的庇護，沒有刻意去斡旋人際關系，事業發展很容易到瓶頸期而難以尋求突破。”

John Osburg，人類學家，花了數年時間在成都研究事業成功的商人，他告訴我：“這些商人都有一種共同的恐懼，假如與他們有關的官員在反腐斗爭中被放倒，這將給他們帶來不利影響，進一步導致資產被查封。還有一個憂患是，有些商人可以利用他們在政府的關系鏟除競爭對手。”他認識的有些企業家把“上福布斯榜”看作是一種魔咒：“那些登上了福布斯榜的成功人士，在幾年之內，就會接二連三地成為某類刑事案件的調查對象或者在腐敗丑聞中被打倒。”

在溫哥華，Weymi提到了這種焦慮的普遍性：“我在上海有一些當官的親戚，說過一些他們的朋友近期都在發愁打擊貪污腐敗的事。在中國，個人安危不光涉及到你做了些什么，更重要的是你的關系網。”

逛完了街，Weymi趕往《公主我最大》第二季最后一集的拍攝地點。慢慢地，其他劇組成員也到了。其中一個女生叫Diana，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和亞洲研究專業的學生，今年才23歲。她的一個校友，Chelsea, 是這幾個女生里唯一一個已婚的。她身穿粉紅色娃娃裙，上有精致的羽毛綴飾，搭配Gucci恨天高，倒是有幾分像蹣跚學步的鴕鳥。Ray, 來自U.B.C金融系的學生，帶了她男朋友來，同樣也是“富二代”。她們在等待拍攝開始的間隙，細細打量著彼此身上的服飾和珠寶，在顯而易見的競爭氛圍中仿佛又含著一絲溫情流露，好像這種消費至上的群體中竟也培養出了一種心照不宣的親切感。

拍攝結束是party，而且一直持續到凌晨。Ray和她的男友說有一個人無所不知，他叫Paul Oei, 一個五十多歲，能說會道，滿頭銀發的小老頭。說到“富二代”在溫哥華站穩腳跟，他就是你不得不去拜訪的“非官方大使”。Oei說有太多中國人想要移民溫哥華了，因此他們公司簡直“人滿為患”。他說：“他們在溫哥華買房產不帶眨眼的，跟紐約，洛杉磯，香港或者日本比，已經非常便宜了。首先，在溫哥華買房很經濟，其次，這些人錢太多了，所以要適當分散點，放在一個相對安全的國度。”

有一天，Weymi和記者一起吃晚餐。記者問她相對于中國而言，是不是更喜歡溫哥華，她說是的。她談到了社會不平等問題，尤其是在中國和加拿大。她問記者：“你去過East Hastings嗎?”這地方相當于溫哥華的貧民窟，但是它的周圍卻與時尚酒吧和百萬美元的公寓毗鄰。“那就是你最能感受到貧富差距的地方”，她沉默了會兒，“至少比在中國好很多。”她回憶起有一次去上海的經歷，誤打誤撞進了一個外地農民工集結的地方，又臟又破;后又談起云南一些比較落后的偏遠山區的情況，她媽媽是云南人。她說：“在我小時候，我媽總是跟我說她們那一輩以前有多么多么窮;那種貧窮帶來的恐懼好像會一直跟隨人的后半輩子。”Weymi的外婆和阿姨以前在洗衣房工作，勉強維持生計。“我媽不想跟她的媽媽和姐姐一樣，一直對村莊里哪戶人家稍微過得好一點喋喋不休;這是典型的雞毛蒜皮的小事，但是如果我媽待在了云南，沒有出來，那就會是她的一生。”Weymi放下了筷子，長吸一口氣，抬起頭對著記者說：“你能想象那種日子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