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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幾年世界經濟仍將面臨很多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和挑戰，對此我們在思想上和戰略上要有充分的準備。”去年年底，劉鶴在《21世紀金融監管》一書的序言中意味深長地說道。

身為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劉鶴無疑是當下中國最重要的經濟智囊之一。

2012年，劉鶴發表了《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一文，內容是對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與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兩次危機的異同進行比較，并考量各國政府應對方式的得失。

3年之后，也即2015年11月，有中國“諾貝爾經濟學獎”之稱的孫冶方經濟科學獎在浙江頒獎，劉鶴因為《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獲獎，他也是獲獎者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位。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原所長、孫冶方經濟科學基金會榮譽理事長張卓元向時代周報記者表示：孫冶方經濟科學的評選，主要是看文章水平。初選小組從100多篇文章中篩選一次，評選委員會再選出獲獎文章。

“我們認為，劉鶴的文章在學術上有貢獻，在政策建議上也有貢獻，經評選委員會投票選出。”張卓元說道。

張卓元認為，劉鶴有比較深厚的理論素養和理論水平，學術功底也很好——他不但在國內讀了大學，還擁有在國外學習的經歷。

“得獎論文的執筆人是他本人，他在論文中的貢獻是比較大的，評獎也是評給了他。但研究這個題目，也不完全就是他一個人，而是一個課題組，這個獎，也算是一個集體研究的成果。”張卓元這樣對時代周報記者說，“從中央來說，從他本身的工作單位中財辦來說，劉鶴也需要研究這個問題。”

在中國經濟反彈的跡象尚未明朗之時，看空和看多中國未來的聲音交鋒得格外激烈，而劉鶴的研究表明，他是那個試圖看穿并馴服經濟危機的人。

現在，全世界都在注視這個頭發已顯花白、一貫儒雅沉靜的中國智囊。他的研究和建議，能否幫助中國找到開啟新一輪經濟繁榮的鑰匙？

他為何能獲獎？

根據《孫冶方經濟科學基金會章程》和孫冶方經濟科學獎評獎公告稱，6月20日，評審委員會對初選小組推薦的5部著作、10篇論文進行評審，最終評出獲獎著作3部，獲獎論文4篇，劉鶴的論文就是其中之一。

劉鶴為何能獲獎？張卓元對時代周報記者進行了較為詳盡的解釋：第一，劉鶴提出，我們現在仍然處于大有所為的經濟體，但是內涵已經有所變化——這就是后來提出的“新常態”等；第二，提出了“底線思維”的概念，這給后來的社會政策托底等政策提供了理論基礎：我們要能對付最壞的情況，同時爭取最好的結果——這一點，也是后來比較重要的一個方面；第三，劉鶴還提出，無論世界上發生什么事，最終還是要把中國自己的事情辦好。

劉鶴“底線思維”理念得到了中央高層的認同。據《學習時報》報道，在2013年初的一次重要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善于運用底線思維的方法，凡事從壞處準備，努力爭取最好的結果，做到有備無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動權。”此后，他還在多個場合提及“底線思維”。

張卓元認為，劉鶴的這三條結論到現在為止都是有意義的，將獎項評給他也正因為如此。“經過數年，現在來看這些提法，它們都是能站住腳的，被實踐證明——這些理論研究都是非常受到大家認可的。” 張卓元說。

工農兵加海歸

劉鶴出生于1952年。少年時代，他曾就讀于北京101中學。這里東臨清華，南接北大，1952年8月與中組部所屬干部子弟學校“華北中學”合并，1955年取現名。

1978年7月，中國人民大學恢復辦學的第一年，劉鶴考入該校工業經濟系。1986年，劉鶴從人大畢業，獲得了工業經濟系碩士學位。

作為一名典型的“老三屆”，劉鶴在2008年的一篇文章中感慨地回憶道：“30年前我們以驚喜的心情邁進大學，趕上了時代的末班車。”

劉鶴沒有止步于人大碩士學歷。在留洋數年后，他于1993年畢業于美國Seton Hall大學工商管理學院；1995年在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獲公共管理碩士學位——從此，他被熟識者戲稱為“工農兵加海歸”。

作為中國經濟的研究者，劉鶴更重要的經驗和積累顯然來自于工作。

1987年，劉鶴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工作，主筆撰寫《中國產業政策的初步研究》報告。1988年，劉鶴被調到當時的國家計委工作。

在國家計委工作期間，劉鶴主持制定了11個國家產業政策，其中5個由國務院正式對外頒布。他參與了“八五”計劃、“九五”計劃和“十五”計劃，還參與“十二五”規劃編制，同時還是十六屆三中、五中、六中全會和十七屆四中、五中全會文件的執筆人之一。

長期關注中國經濟的劉鶴，儼然成為最了解中國經濟的人士之一。1998年，劉鶴還參與發起了至今影響力極大的“中國經濟50人論壇”。他后來回憶說：“我感到，需要在經濟學者之間對經濟形勢進行嚴肅討論和深入交流，希望有一個相對固定的討論平臺，在相同的研究層面上交流學術思想。我和樊綱在木樨地一家小快餐店討論了這個想法，我們之間有強烈的共鳴，決定發起50人論壇的組織工作。論壇的宗旨是，為國家現代化建設和經濟發展改革的重大問題獻策獻力。”——組成論壇的50人，目前大多是中國經濟界的中流砥柱。

據《環球人物》報道，是劉鶴讓目前廣泛流傳的“頂層設計”火了起來。2011年3月公布的“十二五”規劃綱要第十一篇“改革攻堅 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導語部分寫道：“以更大決心和勇氣全面推進各領域改革，更加重視改革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

“頂層設計”一詞源于信息產業，劉鶴曾在1998-2001年負責國家信息中心工作，2001年國務院信息化工作辦公室成立后，又當了兩年辦公室副主任。

研究和調研是日常工作

“他本身就是一個做研究的人，做重大的政策研究。”張卓元對時代周報記者說。他認為，劉鶴身處的位置的確讓他所做的研究能夠更快地轉化為實際的政策。

劉鶴每年都做大量的調研。時代周報記者查閱公開資料發現，2015年劉鶴至少三次公開到地方調研：2015年4月，政治局會議召開前夕，劉鶴帶隊到上海調研；9月，劉鶴前往民營經濟發達的浙江調研；10月，劉鶴緊接著又到經濟和制造業發達的廣東調研。

去年9月6-7兩日在浙江調研時，劉鶴一行將杭州余杭區的夢想小鎮、上城區的山南基金小鎮作為考察重點，并且表態稱，中財辦將深入總結特色小鎮發展的情況以及取得的業績，并積極推廣。

更重要的訊息，在隨后的座談會上透露出來。劉鶴在座談會上不但再次提及了他此前多次提到的“中等收入陷阱”，并且提出，“當前中國經濟……新的增長動力正在加快形成，而舊的動力正在逐漸弱化，結構調整處于過渡階段。”他表示，各地要用改革創新精神推動中國順利渡過中等收入陷阱。

緊接著，在去年10月8-10日，劉鶴率中央財辦和國家發展改革委調研組到廣東考察。在廣東，劉鶴強調，要按照中央要求，大力推進市場取向的改革，更加重視供給側調整，加快淘汰僵尸企業，有效化解過剩產能，提升產業核心競爭力，不斷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調研期間，劉鶴考察了佛山美的集團(27.35, 0.04, 0.15%)、東莞凱格精密機械有限公司、廣州市廣州數控設備有限公司，并且，劉鶴分別在佛山、東莞兩地主持召開了企業家座談會。

“劉鶴到廣州數控調研是圍繞自主創新主題進行的，還鼓勵我們要在自主創新方面多努力。”廣州數控辦公室主任蔣米仁告訴時代周報記者，劉鶴在廣州數控也與廣東省相關領導、企業家進行了座談。廣州數控是國內自動化企業中的龍頭之一，業內有“北新松，南廣數”的說法。

在廣東，劉鶴表示，發展實體經濟要大力發展新興產業和服務業，也要重視對傳統制造業的改造，使傳統制造業煥發出新的活力。他認為，廣東在結構轉型升級方面創造的經驗值得高度重視，在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方面的做法值得推廣。

調研結束后劉鶴返回了北京。在11月1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提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要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推動中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很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為當下中國經濟領域當中最為熱門的新詞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