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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次土地權利的分離

改革開放近四十年來，中國農村形成了“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的基本經營制度，且“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或“家庭承包經營”還被正式載入憲法。這期間經歷了兩次土地權利的分離。

相對于人民公社“大鍋飯”，“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的勞動分配方式顯然更加吸引農民。第一次權利分離，就是將土地承包經營權從土地集體所有權上分離出來，實現“一權變兩權”。此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部長葉興慶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專訪時表示，“大包干”的本質意義就是調整農民、集體、國家之間的收入分配關系。

“兩權分離”后，由于土地的承包經營主體和實際的經營者高度統一，弊端并沒有暴露出來。但是，隨著工業化、城鎮化的深入發展，農民大量轉移，承包主體和經營主體不斷分離，農業經營體制創新日趨迫切。為了更好地適應承包主體和經營主體不斷分離的客觀趨勢，就有必要“兩權變三權”，即第二次的權利分離，土地的承包權與經營權的分離。第三方得到土地經營權后僅得到從事農業生產經營的權利，承包權仍然為原先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所享有。抵押、擔保、流轉的客體僅是經營權，而非承包權。

葉興慶說，之前對土地流轉比較謹慎。將“三權分置”上升到國家政策層面上，實際上是對現實的追認，對未來趨勢的順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