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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張被轉借的銀行卡，一個被租出的社交賬號，一條用本人手機號發出的短信……這些號碼“離開”實名注冊人后，一部分被轉向信息網絡犯罪鏈條。不知不覺中，號碼的主人已然落入“幫信罪”(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陷阱。數據顯示，近年來，幫信罪案件數量躍居各類刑事案件第三位，在校學生成為被不法分子盯上的重點對象。

因為一份兼職，丁凡說他的“人生軌跡被徹底改變了”。

“只是借你的銀行卡幫忙走個賬，什么都不用干，每個月輕松賺幾千。”由于畢業季課不多，彼時正在上大四的學生丁凡，打算利用兼職“賺零花錢”。在同學的推薦下，丁凡在學校附近找到一份“銀行卡轉賬的活兒”，每天工作8小時，基本工資5000元。

“剛開始跟我說是游戲客服，只用網上聊聊天，讓買家充值游戲卡。”丁凡告訴記者，兼職沒幾天，公司“上司”就通知員工“拿自己的銀行卡收錢轉賬”。

正是這則通知，最終讓丁凡卷入了一起涉嫌幫信罪的案件。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發布《關于幫信罪司法治理的調研報告》。調研數據顯示，幫信罪案件數量躍居各類刑事案件第三位，部分電詐犯罪組織甚至已經將在校學生作為重點發展對象。什么是幫信罪?為何此類案件近年頻發?怎樣避免“踩坑”?對此，《工人日報》記者進行了調查采訪。

因兼職卷入電詐黑灰產業鏈

“我被帶進一間昏暗的小房子，里面亂七八糟擺了幾臺電腦，屏幕上只有一個游戲聊天框，其余什么都看不到。”丁凡回憶，最初他的這份兼職“事少錢多”，“會有玩家來問怎么充值，我只用給他們發個卡號。”

工作一段時間后，丁凡的“上司”說公司準備拓展業務，要求兼職的學生拿自己或親戚朋友的銀行卡幫忙收錢，“提供卡的人每月多拿2000元提成。”丁凡說。

丁凡稱，由于想觀望其他同學的提成，加之自己的所有銀行卡都暫存在老家，他并沒有立即按照通知行動。“介紹我來的那個同學拿過來很多張銀行卡，有他自己的也有家人的，他們幾個人的銀行卡流水有80多萬元。”

“兼職不到3個月，同學被抓了。”丁凡說，直至案發，他才從辦案民警處得知，那些打著游戲積分名義充值進卡的錢竟然是賭博款，“有人電信詐騙拿了錢，充值到我們提供的卡號上，再變成積分，再賭博，或者提現，這樣轉一手就洗一次……”

2022年4月，在同學被捕一個月后，丁凡選擇了投案自首。記者在丁凡提供的檢察院不起訴決定書上看到，因其情節輕微，且有自首、認罪認罰、全額退贓退賠、取得諒解等情節，被檢察院決定不起訴。

“我當時覺得提供銀行卡沒什么，并不知道這是犯罪。”丁凡后悔地說，而他的那位同學因犯幫信罪獲刑。

在校學生成電詐組織重要發展對象

就這樣，本應在畢業后有著美好生活前景的幾名年輕人，成了電信詐騙的“工具人”。

那么，究竟什么是幫信罪?

“幫信罪即‘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是指自然人或者單位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為其犯罪提供互聯網接入、服務器托管、網絡存儲、通訊傳輸等技術支持，或者提供廣告推廣、支付結算等幫助，情節嚴重的行為。”北京市中聞律師事務所合伙人趙虎告訴《工人日報》記者，幫信罪是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增設的3個新型網絡犯罪之一，旨在從源頭打擊治理信息網絡犯罪鏈條上的各類幫助行為。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通報，2021年以來，幫信罪案件數量持續大幅增長，被告人低齡化、低學歷、低收入特征明顯，在校學生成為部分電詐組織的重要發展對象。

畢業后暫未就業的李上源，同樣卷入了一起涉幫信罪案件。

李上源說，因看到一則“出租微信賬號，每天300元”的廣告，其將自己的微信賬號租給了對方使用。一天后，他準備登錄回自己的微信，卻被通知“因違規被限制登錄”。他心里直打鼓：“莫非，這些人拿著我的微信，干了違法的事?”

然而，不勞而獲的念頭，最終戰勝了理智。自此之后，李上源便開始當起了“中間商”，在多個微信及QQ群中發布租用微信賬號的廣告，并從每個賬號中抽取50元左右的利益，而他租來的賬號被“上家”用于詐騙。李上源最終獲刑。

“把個人微信號出租給他人，實施違法犯罪活動的，號主的行為也涉嫌構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如果再將微信賬號轉租轉售他人，則可能構成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以及詐騙罪。”審理該案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第二師庫爾勒墾區人民法院法官說。

為什么在校學生成為犯罪團伙的重點發展對象?除了社會閱歷較少、互聯網使用經驗豐富、對幫信罪認知不足等因素之外，趙虎認為，“學生之間的固有社交網絡”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成為“中間人”分層級租售個人賬號、構建犯罪鏈條的基礎。

推進幫信罪預防及訴源治理

“聽說有了涉案記錄，我不能再考公考編了，被判刑的同學沒辦法畢業，學位沒了工作也沒了……”

丁凡告訴《工人日報》記者，母親得知自己“犯事兒”后，癱坐在地上很久都起不來，“父親頭發大把大把地掉，牙疼上火晚上睡不著，奶奶成夜成夜地哭。”

案件判決后，丁凡公開發布了自己的這段經歷并創建公益群，以提醒大家警惕幫信罪。“群里有很多年輕人、在校生，有人開始只想兼職賺個零花錢，一念之差就陷進去了。”丁凡說。

在幫信罪案件數量不斷提升、涉案人員趨于年輕化的背景下，如何推進幫信罪的預防及訴源治理?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刑一庭法官欒廣萍提示，“公民個人應自覺增強法律意識，認識到出租、出借銀行卡、U盾、手機卡等行為可能已經構成犯罪”，如陷入幫信陷阱或者被脅迫、蒙騙出售“兩卡”，應當第一時間尋求司法機關的幫助和保護，及時止損。

“幫信罪的犯罪手法、方式不斷變化，很多涉案者對于這項罪名及其危害了解較少，并不清楚自己的行為屬于犯罪。”趙虎建議，社會各方集中強化對幫信罪等電信網絡犯罪的普法宣傳、案件報道和后續追蹤，針對幫信犯罪人員低齡化現象突出、在校學生涉犯罪情況頻發等現狀，開展有針對性的普法教育。

作為曾經卷入幫信罪案件的涉案者，丁凡說，現在是大數據時代，銀行卡、手機卡、微信號等個人賬號繁多，“自己的東西一定要保護好。我們還有大好年華，別因為幾百幾千元，‘賣’了自己一生!”(文中部分受訪人為化名)

陳丹丹(來源：工人日報)

陳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