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通財經APP獲悉，當地時間11月6日至18日，《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二十七次締約方大會(COP27)將在埃及沙姆沙伊赫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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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COP27會議上，談判代表和高管們將討論數萬億美元氣候融資的迫切需求，以幫助世界度過聯合國組織者所說的「多重危機時代」。其中，周三是峰會的金融日，會上有一個專門討論降低綠色借貸成本的會議，而在當前的時代背景下，此次會議變得極其重要，因為與清潔能源嶄露頭角的時期相比，當前的金融環境，尤其是利率，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

自2008年底舉行COP14以來，世界上大部分地區的政府貸款利率都一直處于較低水平。歐洲多年來的利率一直低于零，日本幾乎一直實行零利率或負利率。盡管美國在新冠疫情前提高了利率(與20世紀80年代甚至2007年相比，提高后的利率水平仍處于歷史低位)，但在過去十年的任何一次COP會議期間，歐元區和英國的利率從未超過2%。

而隨著通脹席卷歐洲和美國，政府利率不斷飆升。在美國，聯邦基金利率期貨暗示的終端利率將高于5%，接近全球金融危機前的水平。

這種利率環境顯然不是史無前例的，但對于可再生能源而言，這無疑是不受歡迎的，在某種意義上，這也可以說是不尋常的。自2004年以來，近4.4萬億美元的可再生能源資產已獲得融資，其中大部分資金來自長期債務。在這些資產融資中，有超過3.6萬億美元是在2009年至2021年的極低利率期間流動的。

換句話說，迄今為止，低利率一直是可再生能源資產融資的基本預期。

解決方案

對于資產融資而言，央行利率幾乎是盡可能被考慮到的外生因素，任何正在開發新資產的企業都必須把利率作為一個既定條件。但這并不意味著全世界都無能為力來緩解這對能源轉型的影響。結構性融資本身有很多選擇。

風能和太陽能資產(或電動汽車充電基礎設施)的開發商實際上并不向日本央行或美聯儲借款，這些企業從商業實體借款，商業實體的利率與政府利率掛鉤，然后加上一系列溢價，為借款人創造最終的債務成本。這些溢價可能包括期限互換，即將短期債務轉換為長期債務;信用保險，以反映風險;最后是項目本身的宣傳。

因此，盡管借款人和貸款機構都無法影響美聯儲的決策過程，但貸款機構仍可以努力降低最終的資金成本。期限互換可能不是一個有很大談判空間的組成部分，但其他部分是。其中一個重要的部分是資產支持貸款的期限，對于任何給定的借款數額，較長的貸款期限都會對應較低的固定還款。并且，如果貸款機構認為零碳資產的風險比其他類似投資低，那么風險溢價也是可以調整。不過，正如洛克菲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的調查結果顯示，對新興市場的項目來說，較長的債務期限尤其具有挑戰性，部分原因是政治風險。

延長貸款期限也是可以作為談判的協調部分。通常情況下，貸款機構不愿意在資產的合同期限之外延長還款期限，而會將貸款期限限制在合同結束前的幾年(例如，一個簽訂了20年購電協議的太陽能項目可能只會獲得18年的貸款)。因此，那些擁有購買力的機構也可以在融資問題上出一分力，通過延長合同條款，反過來允許更長的貸款期限。

還有其他與財務相關的舉措可以作為談判條件。例如，風力渦輪機制造商維斯塔斯(Vestas)的首席執行官本周提出的一項建議看似簡單，但其含義卻相當深刻：承認清潔電力可能并不總是每年都會變得更便宜。但盡管如此，風力發電的平準化成本仍低于天然氣和煤炭。

在特定市場，如尼日利亞，太陽能既能與電網電力競爭，又比柴油發電機的電力便宜五倍。而不斷上漲的價格并不會消除可再生能源五倍的價格差距。

最后還能采取的措施就是重新談判。如果一個項目在不同的宏觀經濟環境下簽署了協議，而這些協議由于當前的條件而不再可行，那么協議就應該重新談判。

例如，美國東北部有一個值得關注的例子，在那里，海上風電開發商Avangrid要求馬薩諸塞州暫停其現有的Commonwealth Wind海上項目的電力購買協議一個月。該公司以一長串相關因素作為理由:「全球大宗商品價格的歷史性上漲、利率的急劇和突然上升、供應鏈的長期約束以及持續的通脹。」所有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或完全超出了開發商的控制范圍。如果一家公司需要通過調整合同來解決這些問題——而且仍然要在競爭中擊敗其他能源供應商——那么，調整條款總歸比撕毀合同更好。

當前，清潔能源發展正面臨著幾十年來從未見過的金融逆風。這無疑具有挑戰性，但幸運的是，世界可以利用高度量化和主觀的工具來保持脫碳進程。

編輯/lyd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