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錢穎一。
文/鄧慶旭 徐雯
十年前，上任伊始的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錢穎一，將上任后首次專訪的機會給了新浪財經。十年后的同一天，12月的一個溫暖的午后，仍在清華經管學院的同一間辦公室，錢穎一手持一杯濃茶，將他擔任院長這十年間的經歷、感悟一一梳理、娓娓道來。
錢穎一畢業于清華大學，是文革后第一屆大學生，畢業后在海外留學、執教長達25年。在朱镕基的推薦下，他從2006年起擔任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一職，至今已滿十年。
對一位長期在海外任教的學者來說，在快速發展的中國，擔任一所國內頂尖高校中備受矚目學院的院長，向教育管理者和改革者的角色轉換，是一個巨大的挑戰。錢穎一的起點很高，清華大學本身名聲在外，經管學院又是清華大學舉足輕重的學院，擁有幾乎全國最優秀的生源和師資；但難的是，大學始終脫離不開行政的掣肘，作為院長亦如是。更難的是，外界給你設定了更高的標準：做得好，那是應該的；但是做不好，是你沒有能力。
難得的是，這十年，錢穎一用寫經濟學論文般的嚴謹和執著，在教育領域不懈耕耘，幾乎將所有時間都花在辦學上，在各種制約條件之下仍摸索出了不少亮點，清華經管學院這些年的影響力有目共睹。遺憾的是，曾經的經濟學者，擔任院長這十年，在從事經濟學研究方面付出了巨大犧牲。但他說“從不后悔”。
執掌清華經管學院
錢穎一生于北京，是文革后的第一屆大學生。1977年，因文革間斷了12年的高考重新恢復，盡管錄取率低得可憐，但錢穎一以拔尖的成績，成功擠上這座獨木橋，被清華大學數學專業錄取。
當時，國家對于文革后第一屆大學生極其重視，錢穎一所在的“數七班”曾接受過多位著名數學家的教導，他也與班上的幾位同學一起上過美籍數學大師陳省身來北京開設的微分幾何課程。而這一屆學生也尤其珍惜來之不易的機會，奮發圖強只爭朝夕。斑斕充實的大學時光，與同學間的深厚情誼，雖過去40年，錢穎一仍記憶猶新。
在錢穎一畢業之前，迎來了人生的又一大轉折。80年代初，在普通人眼里出國就像做夢一般。錢穎一自然不例外，對海外著名的高等學府充滿向往。沒想到機緣巧合下，錢穎一竟幸運地獲得了留學的機會，并遠渡重洋成為改革開放后最早一批留學生。這段經歷至今仍為他所津津樂道。
此后，錢穎一輾轉美國各大高校，歷經6所大學，留學、執教20多年。朋友說他“把美國最著名的高校基本走了個遍。”
在錢穎一離開清華去美國留學的三年后，清華經管學院成立，由時任國家經委副主任朱镕基出任第一任院長。同一年，中國經濟改革由農村推向城市，全面展開。
出國前，錢穎一對經濟學一竅不通。但在耶魯大學讀書期間，修習了部分經濟學課程。在耶魯，他遇到了當時受邀前往做高級訪問學者的吳敬璉，極受啟迪。之后，錢穎一對經濟學的興趣一發不可收，并轉學到哈佛大學攻讀經濟學博士學位。
錢穎一何其幸運。美國大學的經濟系一般會為每個博士生組成一個論文委員會，由三位教授當導師。當時他在哈佛的博士論文委員會擁有三位世界級的經濟學家，包括博弈論大師馬斯金（Eric Maskin，后來于2007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馬斯科萊爾（Andreu Mas-Colell，最權威的高級微觀經濟學教科書的作者之一）、以及研究社會主義經濟的權威科爾奈（Janos Kornai，匈牙利人，《短缺經濟學》一書的作者）。這段學習奠定了錢穎一扎實的經濟學基礎和學術研究能力。
當時哈佛經濟系除了錢穎一以外，還有幾位中國留學生。那時正值中國的經濟改革如火如荼，雖然這些學生在中國擁有不同的學科背景，但留學期間，他們間的活躍討論，話題總是離不開中國的經濟改革。他們還發起中國留美經濟學會，與國內青年經濟學者展開學術交流。
從1990年起，錢穎一開始在美國的大學執教。在任教期間，錢穎一更是頻繁回國講學。以他為代表的海外學子承擔起了橋梁的作用，將現代經濟學的研究前沿帶回國內，為改革獻言獻策。
1993年，中國因宏觀經濟過熱，開始實行宏觀調控。那年夏天，正在美國教書的錢穎一與其他三位海外華人經濟學者，在中南海與時任副總理朱镕基交談了三個多小時。
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錢穎一回國講學的大部分時間活躍在北大、人大的講臺上，與清華大學還沒有太多聯系。改變發生在2001年。
清華經濟學系建立于1926年。在1928-1952年間，清華經濟學系一直由我國經濟學界一代宗師——陳岱孫擔任系主任，實力強大。1952年院系調整之后，經濟學系并入其他院校。直至1979年，清華成立經濟管理工程系，1984年成立經濟管理學院。恢復后的經濟學科實力仍然較弱。
2001年夏，時任經管學院第二任院長的趙純均邀請錢穎一牽頭邀請一些海外華人經濟學者來清華經管學院擔任特聘教授，共同建設經濟學科。錢穎一答應了，開始風風火火地牽頭招攬合適的人選。他們從2002年秋季學期起，每人每年來清華開設一門完整的課程。他本人是為本科一年級學生講授《經濟學原理》一課。
自成立之初，打造“世界一流的經濟管理學院”就一直是清華經管學院的愿望，而堅定不移地國際化是實現這一愿望的不二選擇。在選擇學院新的領路人時，朱镕基推薦了有著多年海外教學研究經驗的錢穎一。彼時，錢穎一已經獲得伯克利加州大學經濟系終身教授的職位，但他毅然回國。
對于錢穎一的選擇，很多人可能會覺得不明智。但在他的這一代人中，大部分人都有過在農村插隊、在工廠做工、在部隊當兵的經歷，有著強烈的改革情結和使命感，時刻在等待時代的召喚。錢穎一自然也是一腔熱血、毫不猶豫。
2005年10月，錢穎一出任清華經管學院第一副院長。不到一年后的2006年9月，他開始擔任院長，成為繼朱镕基、趙純均、何建坤之后，清華經管學院的第四任“掌門人”。
辦學理念：大學為學生
不同于北京大學將經濟學院和管理學院分開，清華經管學院則包含經濟學科和管理學科。作為改革開放后國內高校中最早成立的經濟管理學院，又是由朱镕基擔任首任院長，清華經管學院自然是萬眾矚目。錢穎一上任前，經管學院在清華已是一個舉足輕重的學院，學科跨度大，教學項目多，國際化程度高，學生人數多，就讀學生占全校學生的將近十分之一。
雖然錢穎一的起點很高，但是壓力并不小。首先，對于一個長期在海外執教的學者來說，承擔院長之責，由學者向教育管理者的角色轉換，面對撲面而來的教學、行政、管理工作，是一個巨大挑戰。
另外，清華大學作為國內頂尖高校，而經管學院擁有幾乎全國最優秀的生源和師資力量，擁有的資源是其他學校不可比擬的。作為一名改革者，社會自然也對他設定了更高的標準，對他有更高的期望。做得好，別人會覺得你是理所應當的，但是做不好，別人就會怪你沒有能力。
最關鍵的一點是，大學仍然脫離不開制度的約束甚至是掣肘，別說院長，甚至是校長，在不少事情面前同樣為難。用錢穎一的話來總結，在中國，學校和學院領導們的工作之難在于：“政治上需要‘維穩’，學術上需要‘評優’，經濟上需要‘創收’”，缺一不可。
而從宏觀角度來看，早在清華經管學院創立之初，就把成為“世界一流的經濟管理學院”作為自己的愿望，經管學院對標的競爭對手，已不局限在國內其他院校，而是把海外的知名院校也納入視野之內。
種種壓力之下，錢穎一的內心那根弦是繃得很緊的。他坦誠地說，當時的學校領導也擔心過他中途干不下去，拍屁股回美國了。
“讓我深受鼓勵的是朱镕基的支持，”錢穎一坦言：“他經常鼓勵我和學院，要敢于借鑒世界上一切優秀的辦學經驗，辦世界一流的經濟管理學院”。
而這時候，經濟學的視角和分析方法也派上了用場。雖然教育與經濟不同，但兩者在改革邏輯上有相通之處。“制度經濟學的基本道理是在約束條件下，去優化，即使做不到最優，也可以做次優。”“我就像做經濟學論文一樣做教育改革這件事情。”
而幫助他調整心態、度過難關的，是他高中畢業之后下鄉插隊四年的那段經歷：“干各種農活，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還要應對復雜的‘階級斗爭‘”。雖然出國多年，他仍然從年輕時的這段刻骨銘心的經歷中受益。
錢穎一執掌下的清華經管學院作為中國高校中的一個樣本，它的處境，有一般性，也有特殊性。
特殊性在于，這里集中了幾乎全中國最優秀、最聰明的學生；也集中了幾乎全中國最優秀的教師。一般性在于，清華經管學院面臨中國教育界共同面臨的困擾。那就是，雖然中國高等教育的規模全球最大，但教育的質量常常被詬病。著名的錢學森之問“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雖過去十余年，仍然振聾發聵。
而錢穎一就任經管學院院長這些年，隨著中國經濟水平的提高，社會越來越重視高等教育，對高等教育的批評聲也愈發鋪天蓋地。
錢穎一并不贊同一味地批評中國教育，在這一點上他顯得十分溫和：我們不能完全否認中國教育的成績。從經濟學角度看，過去這幾十年，中國經濟迅猛發展，GDP總值趕超日本，而GDP是由資源的投入，包括教育因素，驅動的，因此，如果中國教育完全失敗，這是不可能的。近年來，中國高等教育的預算顯著增加，比如清華大學今年的預算已經超過MIT（麻省理工學院）。與此同時，中國高校的科研實力也快速增長，比如在《自然》、《科學》等頂級國際學術期刊上發表的論文數量猛漲。
但他不得不直面這個困境：中國教育培養出來的人才欠缺創造力的境況，十多年來在整體上改變不大。就拿諾貝爾獎這個指標看，直至去年，屠呦呦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才填補了中國大陸在自然科學領域諾獎獲得者的空白。“如果說新加坡沒出太多杰出人才，這不奇怪，因為人口太少。但中國14億的人口基數，沒有出一批特別出類拔萃的人才，那就一定說明其中有問題了。”
錢穎一用了統計學中的“均值”和“方差”兩個度量，來形象地刻畫中國教育中的成績與不足：“在育才上，均值高、方差小，即平均水平不低，但杰出人才不多；在育人上，正好相反，均值低、方差大，即整體素質不夠高，且一些人素質太差。”
在與其他學者的交流中，這一點也獲得了共識。楊振寧曾對他說，中國能培養90分以下的學生，但培養不出90分以上的學生。顧明遠也曾說：“中國教育培養出的人才，有高原，但沒有高峰。”
但誠如錢學森所問，學校為什么培養不出杰出人才？錢穎一并不以為然：不是學校培養不出杰出人才，而是學校扼殺了杰出人才。在他看來，杰出人才的必要條件是好奇心和想象力，但是在我們的教育制度中，受教育越多，好奇心和想象力就可能變得越少。所以，正是我們的教育把人先天的好奇心和想象力給抹殺了，具有創造性的杰出人才也就自然出不來了。
“我們的教育方式，在讓所有人的平均知識水平都提升的同時，也把人與人之間的差別給壓縮了，大家都變得同質了。”
正因如此，錢穎一一直主張，大學教育要給學生自由成長的空間，至少要“留出縫隙”。用他的話說，教育就是要培育一種環境，使得杰出人才能夠脫穎而出，讓人才“自己冒出來。”
而由于中國一直對培養不出人才有緊迫感，又造成了另外一個嚴峻的問題。“正是由于我們特別重視‘才’，急功近利的結果是輕視了對人的素養的培養。中國教育的另一個問題是，造就了不少沒有人格底線的人。”
錢穎一在海外執教多年，也深受美國大學的影響。他一直猛批中國教育的中“短期功利主義”。他認為，教育不能急功近利。
他提出的辦學理念中，一直倡導的理念是“大學為學生”。在他的新書《大學的改革》中，“大學為學生”這一理念是絕對的主角。兩年前《新清華》清華經管學院建院30周年的專刊首頁上，拋卻了傳統的領導題詞，在正中間印了幾個大字：“經管學院為學生”。
“在急功近利的大環境中，教師和研究、服務國家和社會更容易獲得優先考慮，而學生和育人容易被忽略。”錢穎一感嘆：“所有激勵都是為了發論文、做項目、升官，但沒有什么激勵是真正獎勵為學生的。”
錢穎一的這一觀點并非是顯而易見的。畢竟，對大學來說，論文發表數、學校排名是容易度量的，也可以直接帶來聲譽、公眾認可度以及資源。但教學和教育的成果卻并不容易度量，所以也很難帶來好處。而在大學和院系排名這樣的零和游戲面前，沒有哪個校長和院長是不緊張的。
推動教育改革的行動者
厘清了錢穎一對教育本質和使命的看法，也就能理解他主導下的清華經管學院的改革路徑。
清華大學的一位教授曾說過這樣一句話：“一所大學如果沒有論文發表，它當然算不上是一所一流大學；但是如果在教學上失敗，它甚至都不配稱作是大學”。
錢穎一極為贊同。在他全部的改革中，教學改革是重中之重。其中，花費時間最多的是本科教育。他的新書中，對于本科教育的筆墨也占據了最大的篇幅。
根據錢穎一的觀察，清華大學的畢業生優點是嚴謹、踏實，但在溝通能力、多樣化等方面有欠缺。
作為學院走向國際化的一部分，2006年10月，在錢穎一擔任院長剛剛一個月，朱镕基就親自鼓勵和督促學院加強用英語為本科生授課。在錢穎一的推動下，用了一年時間，學院在英文授課上就初見成效，一半以上的本科生專業課程改用英文授課并堅持至今。
在錢穎一執掌經管學院的第三年，也就是2009年，清華大學把經管學院確定為本科教育改革的試點學院。錢穎一抓住了這一機遇，積極探索對經管學院本科教育體系的改革，具體落實在三項內容上：通識教育、批判性思維教育、優秀人才培養計劃。
在通識教育方面，錢穎一借鑒了國外一流大學的辦學經驗，并結合中國情況，新開設《中文寫作》、《中文溝通》、《中國文明》、《西方文明》、《批判性思維與道德推理》、《中國與世界》等多門人文社科類的基礎課程。在批判性思維教育上，新開設的《批判性思維與道德推理》這門課是全國首創。這門課程名稱的英文縮寫是CTMR，以至于經管學院的學生見面時經常會互相問：你對這個問題CTMR過了嗎？足見這門課的影響力。優秀人才培養計劃是學院專為大三和大四年級學生開設的，包括學術、創業、領導力三個方向。通過這個計劃，學院希望發現學生的個性特點，促進學生的個性發展，喚醒他們的潛質。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通識教育課程中的中文寫作課，的確戳中了中國教育的痛點。錢穎一深刻記得，2007年拜訪當時的國資委主任李榮融時，對方曾問，為什么現在培養出來的學生不會寫作？連一個會議紀要、一份報告都寫不好。因此寫作課推行之初，大學中幾乎所有教師都贊成。
但就像大多數改革一樣，錢穎一的改革“看上去很美”，實施過程中存在巨大的困難。
過去，我們在比較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的差異時，有句俗話“北大有想法，清華有辦法”，指的是北大更務虛、仰望星空，清華更務實、腳踏實地，這也是多年來辦學理念不同所造成的差異。在錢穎一看來，要想干成事，就必須要把這兩所學校的優點結合起來，既要有想法，又要有辦法。
大學推行通識教育，清華經管學院并不是第一個。但是在一向務實、重視理工科的清華大學，尤其是一向以就業為榮，被戲稱是有“錢”途的經管學院，錢穎一推行通識教育比在其他學院要難得多。
困難來自多方面。一來，授課的教師不好找，不少歷史系和中文系的老師忙于發表論文，搞學科建設，沒有人愿意教通識課；二來，學生不理解，總是會問，我們學這些課程有什么用？它們對面試和求職有幫助嗎？
學生的焦慮是顯而易見的。大學就是社會的縮影，社會競爭激烈，大學里的學生也早早面臨就業、工作的巨大壓力。這一點，錢穎一也早有心理準備：“不少學生報經管是因為高考分數考高了，家長會說，考分那么高，不報經管就虧了。”
通識教育課程體系的設計和找老師只是第一步。這些年來，錢穎一深切體會，：“推動通識教育，有兩個因素是很難掌控的，一個是教師個人的教學效果，一個是學生個人的時間分配。”
有一點讓錢穎一沒有想到的是，清華經管學院大一、大二不分專業上課，不設置專業課，這本是從海外高校借鑒的經驗。但是其他大學的管理學院卻從大一就開設了會計等專業課程，導致清華經管學院的學生抱怨在大二找暑期實習工作的過程中缺乏競爭力。
更讓錢穎一痛心的還有學生對學分看得太重。錢穎一那一代人經歷過文革，大學時期簡直是抓住一切機會，要把失去的時間補回來，對學習到了如饑似渴的地步，但并不那么在乎考試成績。而如今大學生的有些行為在錢穎一看來簡直是“極度扭曲”、甚至是“自殘”，讓他很有挫敗感。他舉了幾個例子：比如，學生考試前將精力集中在“刷題”上，即把過去十幾年的考題和答案全部學習一遍，希望盡可能猜中考試題目。再比如，清華經管學院根據學生不同的背景，把數學課設計成理科加強組、理科組、文科組三檔，供學生選擇。但沒想到，一些背景很強的學生卻去選擇內容相對簡單的課程，因為容易得高分。有的學生在期中考試后因為成績不理想，就干脆把課給退了。還有一些學生則把難學的課程放到大四上，希望這樣就不會影響前三年的學分，因為他們認為這樣就有利于申請海外交換和推薦上研究生。
盡管錢穎一一番苦心吃力不討好，但他堅信這條路沒有錯：“教育不是培養有用的機器，而是培養人。特別是在清華，聚集了中國最優秀的學生，我們希望他們當中要出能夠影響世界、影響未來的人。”
錢穎一的堅持是有依據的。這些年，錢穎一與畢業多年的校友交談時，發現他們最遺憾的，就是當時學的有用的課程后來變得如此無用，后悔沒有更多去學習一些看上去無用的課程。“有一些課程看上去是無用的，對你找實習和找工作沒有什么用，但它們可以幫你提高品位，幫你理解人生，還可能在未來發揮意想不到的作用。”
他在很多公開場合也反復說，評價高校特別是重點高校，不應該只看學生畢業后能否找到工作，而是要放眼看，學生在畢業20年甚至40年之后會成為什么樣的人。
錢穎一的“另類”思考和行動，深深影響了清華經管學院的學生，學生中也出現了不少“非典型”的經管人。黃欽是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今年，四位中國籍學生獲得了具有“全球本科生諾貝爾獎”美譽的羅德獎學金，其中一位是2015年本科畢業于清華經管學院會計專業的黃欽。
黃欽從貴州山區考上清華，剛開始“挺不喜歡清華的”，覺得“清華的每個人都太忙了，有時候很焦慮”。但經管學院的通識課程，讓他找到了自己的樂趣。而大二上學期的《批判性思維與道德推理》課，讓他第一次感受到思想和社會問題最深刻的關聯，意識到不能粗暴地通過個人好惡來思考。他對錢穎一說，“錢老師，我進經管是個’美麗的錯誤’。”“錯誤”是說，他對會計專業一點興趣也沒有，而“美麗”則指的是，經管學院給了他成長、發揮的空間。
“經管學院是真心為我們的”，“經管學院改變了我”，“因為經管學院，我發現了自己的潛力和價值”，別的壓力錢穎一可以淡然置之，但學生的評價是他極為重視的，每當獲得學生的認可，錢穎一總是深感欣慰。
除了教學改革，錢穎一作為院長，還承擔著人事、行政的管理工作。而行政管理上的難題，錢穎一與其他高校的院長的處境沒有太大差別，突出的是中國教育體制長期積累的一系列老問題，包括教師治學得不到落實，教師又承擔過多的行政工作，政府主管部門和大學內部的官僚體制帶來的一系列問題，等等。
教師是一個特殊的群體，而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教師又有其特殊性。他們通常不需要大量的研究經費，也不需要實驗室。因此薪酬往往成為吸引人才的重要因素。雖然經管學院教師們的平均薪酬在清華大學的各學院中排在前列，但是與國外院校的教師相比卻并沒有什么吸引力。另外，教師職稱評定中的名額限制這一弊端，在清華經管學院這樣學科跨度很大的學院中更加明顯。
從錢穎一任職至今，十年過去了，在他的持續推動下，學院制度改革取得一系列的突破：經管學院率先改革了教師人事制度，實行了國際接軌的年薪制，學術休假制，準聘長聘制（tenure track），同時，在職稱評定中不再做學院內部的橫向比較，而是與同一學術領域，同一學術資歷的同行比較。也是在這十年中，學院引進了近百名具有海外博士學位的教師……
“我在擔任院長的實踐中發現，管理一個學院比管理一個企業難得多，原因是我們在商學院教給學生的管理招數，在學校基本上都用不上，比如，學校不能給股份、給期權，也不能發獎金，更不能指揮和命令教師做事。”遇到擺不平的事情用什么招？錢穎一十分坦率：“耐心說服、到處求人。”院長這份工作有時候還必須得能屈能伸。
困難雖大，成績也是顯著的。在錢穎一持之以恒地推動下，清華經管學院的影響力斐然：連續十年本科招生都名列清華各院系前列，每年錄取的不到200名本科生中，近一半是各省前十名，20名左右是各省第一名；MBA項目始終保持全國領先；EMBA國際排名全球第一……
講到清華經管學院的海內外影響力，就必須要提到學院的顧問委員會。2000年10月，時任院長朱镕基一手創辦了清華經管學院顧問委員會。經過十幾年的發展，這個顧問委員會更加星光熠熠。在成立之初，中方與外方全部委員人數加起來是42人，而到2016年10月，這個數字變成了73人。不僅是人數的壯大，更重要的是委員們所處的行業跨度、企業體量、知名度，在全球范圍看都是屬于頂級，影響力非凡。
特別是近年來，錢穎一邀請了國內和國際上的一些標志性企業家，包括百度創始人李彥宏、阿里巴巴創始人馬云、騰訊集團創始人馬化騰、蘋果公司CEO庫克（Tim Cook）、特斯拉CEO馬斯克（Elon Musk）、Facebook創始人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以及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馬斯金和斯賓塞（Michael Spence）等加入到顧問委員會，邀請他們走進清華經管課堂，與學生近距離交流。
不少全球知名企業家愿意加入顧問委員會，不能不說他們看中的是中國經濟和清華大學，但他們長期與清華經管學院保持密切合作，那肯定與錢穎一的努力密不可分。
著名企業家平時都日理萬機工作繁忙，為了邀請這些人到學院來，錢穎一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和心血。比如，為了邀請Facebook的首席運營官謝麗爾·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來學院作畢業典禮演講，錢穎一提前一年就持續給她寫信。沒想到就在畢業典禮之前不到兩個月，桑德伯格經歷喪夫之痛。錢穎一原本以為她不會來了，但桑德伯格不僅來了，還帶了自己的父母和孩子，為經管學院畢業生們做了感人肺腑的演講。這也是桑德伯格在丈夫去世后的第一次公開演講。
錢穎一成功邀請到扎克伯格加入顧問委員會后，希望他為清華經管學院的學生講課。小扎曾經學過一年中文。在小扎同意來清華給學生講課后，錢穎一突發奇想，如果小扎能夠用中文授課，那該多么精彩。明知這個要求有點過分，但錢穎一還是硬著頭皮，提出了這個請求，并成功說服了小扎：“我知道你是一個鼓勵年輕人敢于冒風險，勇于接受挑戰的人，就憑你敢于在中國北京、在中國學生面前用中文講課的勇氣，同學們就不會失望。”結果小扎這場“為什么要創業”的中文演講獲得巨大成功，其視頻在國內外的網絡上“病毒式”傳播。
與這些商界領袖打交道，人脈、情商、真誠，缺一不可。談到這里，錢穎一又苦口婆心地感嘆：“我們為清華經管學院的學生帶來了這么多資源，但是我感覺到學生們利用的還不夠。”
全身心辦學事必躬親
早在2006年，在清華經管學院院長任命宣布大會上，錢穎一曾在致辭時做出一個承諾：“我個人將全心全意地投入到清華經管學院的工作中。我會為清華經管學院的事業竭盡全力。”
中國的現實情況表明，不少大學和學院的領導平時兢兢業業，工作忙碌，但是由于種種原因，相當多的人主要心思卻很難集中在辦學上。
但錢穎一沒有食言，他拿出了寫經濟學論文般的嚴謹，幾乎將全部時間投入辦學。這十年來，錢穎一沒有申請過一筆科研經費，沒有帶過一個博士生，也沒有主持過一個研究中心，這些學院院長該有的“福利”，他一樣也沒有爭取。
“這份工作即使全時也忙不過來。做一流的院長和做一流的學者一樣，都需要全身心地投入，”他說。
有些事情，其實難的不是花時間，難的是十年如一日。就拿經管學院定期舉辦的院長下午茶活動來說，媒體下午茶活動從2009年發起，至今已經是第8年；與學生的下午茶活動，每個學期大約4、5場，至今累計已舉辦了90場。
除了堅韌的個性，錢穎一的嚴謹、嚴苛也是出了名的。清華經管學院的工作人員吳姝談起錢穎一時，感慨道：“平時錢老師對我們要求很嚴格，工作上如果出錯了，他會毫不留情地批評我們，”她笑道：“不過錢老師對自己更嚴格，其實有時候我們也很想挑挑錢老師犯錯的時候，但基本上一年也沒有一次。”
對于錢穎一的嚴以律己、事必躬親，我們也有所體會。就在采訪錢院長的當天，他告訴我們凌晨不到五點就醒了，然后花3個小時修改一篇演講稿。“講稿必須有新意，必須得扣題，必須要準確，不能重復，要實事求是，不能夸大”。做事的認真態度讓年輕人汗顏。
錢穎一坦言，嚴謹的作風是當年被博士論文導師馬斯金瞪著眼睛“看”出來的。同時，他也深受朱镕基的影響，常把“我們不能讓老院長失望“掛在嘴邊。自從擔任院長以來，錢穎一每年都要向朱镕基匯報工作數次。他回憶道：“我每次向他匯報工作時，他只聽實話，要求言之有物，言之有據。他不聽空話，如果工作匯報沒有數據和事實，匯報就會被他打斷。”“而且，他的要求標準很高。比如，當我匯報說我們學院在某些方面已經在國內處于領先，或根據某項排名為第一時，他總是不滿足，屢次對我說，那個不算數，要做‘公認的第一’。”
工作上追求嚴謹，平時生活中，錢穎一則一向是風趣、親和的。某網站的一位科技頻道主編，曾參加過清華經管學院主辦的“媒體下午茶”，感嘆錢院長能放下身段，沒有架子，跟媒體打成一片。
更為難得的一點是，作為經濟管理學院的院長，錢穎一一向淡泊名利，對物質并沒有太多的追求，日子過得十分簡單。清華大學的一位畢業生跟我說，有一次，他在校園中偶遇錢院長，看到他下班后只身一人，踩著一輛自行車匆匆而過，心里是很觸動的。
在外人眼里，錢穎一投身教育的同時，其實付出了巨大的機會成本和代價。在他就任院長之前的20多年里，他的名字常常出現在國際國內的經濟學專業學術期刊上。但上任院長后，他一心撲在學院工作上，只在《清華大學教育研究》上發表了若干篇有關大學教育的學術論文。平心而論，如果錢穎一繼續投身經濟學的學術研究，那么這十年來，他能夠在經濟學領域獲得何等研究成果，未嘗可知。
對此，吳敬璉教授也公開感嘆過：“這些年來，穎一忙于清華經管學院的院務管理，無疑減少了他用在經濟學上的精力，也減少了我們從他的經濟學研究中得到的享受，但是我們收獲了一位教育學家。”
說錢穎一心中不遺憾，那是假的。細數當年他交往的老師、身邊的同事，哪一個不是經濟學界如雷貫耳的人物。但是我問他，后悔嗎？他幾乎沒有猶豫：從來沒后悔過。
“如果我繼續研究經濟學，不好說取得多么大的成就，但肯定比現在多。”錢穎一說：“我跟國外的多位頂級經濟學家聊過，他們中沒有一個人說我的選擇不對，因為他們都知道，中國的教育改革特別重要。”
就在此次采訪前，2016年12月4日，北京當代經濟學基金會剛剛將首次頒發的“2016年中國經濟學獎”授予錢穎一（注：2016年中國經濟學獎為首次頒發；清華大學教授錢穎一和長江商學院教授許成鋼共同獲獎），以表彰他“在轉軌經濟中作用于政府和企業激勵機制的研究所做出的貢獻”。消息傳來，他意外之余深感欣喜。這個獎表彰的內容是他十幾年前的學術研究工作，他拿到這個大獎，的確實至名歸。
在頒獎儀式上，錢穎一仍不忘用自己的經驗，告誡研究者在學術探尋的道路上應該有更高的境界：“我們中國人對解決問題非常熱衷，也很急切。但是，在基本道理沒有搞清楚的情況下，忙于解決問題就往往會出錯。急功近利會因小失大，取近失遠。而科學殿堂的根基是由沒有功利，只為探索世界奧秘，追求真理的人搭建的。”他在此引用了愛因斯坦的話。
到2016年底已是錢穎一擔任院長的第四個任期的一半。在教育行業耕耘十余載，回顧錢穎一實踐現代教育理念的過程中，有些改革成功了，有些改革擱淺了，還有不少事干不成。錢穎一抱有濃厚的理想主義情結，但這方面他很看得開。他感到欣慰的是，經過這么多年，自己還仍然是一個“把一些事兒干成的理想主義者”。
盡管改革之路頗多艱辛，這么多年來，周旋于教學、行政工作、改革之中，錢穎一也修煉出了他的處世哲學：“做事要循序漸進，逐步推動，而且要始終如一地推動。目標是理性的、激進的，但是執行是要人性的、漸進的。方法是溫和的，但是累計的結果是要顯著的。”
讓人敬佩的一點是，無論遭遇什么困難，錢穎一總是懷抱一腔熱情。在采訪中，他跟我們說，此前，經管學院領先推出的《批判性思維與道德推理》一課很快將在清華大學全校范圍內開出，在全國也具有可復制性，這讓他很興奮。但是他并不滿足，就在一個月之前，學院又召開了關于批判性思維教育的研討會，“我們的這門課還要提升，要搞出更高水平來。”推動教育改革，錢穎一永遠在路上。
在采訪即將結束時，我們的話題又回到了十年前在2007年1月1日刊出的題為“錢穎一：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國際化的新舵手”的新浪財經專訪。錢穎一說：“這些年來，我們已經不提“國際化”了，因為我們早就實現了英文授課、率先獲得了AACSB和EUQIS這兩大國際頂尖的商學院認證，又在去年國際EMBA項目獲得全球排名全球第一，等等。所以，我們已經超越“國際化”了。我們現在要做的，是把學院的教育改革與學院的全球戰略融為一體。”
的確，清華經管學院的這十年變化很大。不過，談起經管學院的未來，錢穎一仍然同十年前一樣，興致勃勃，意氣風發，充滿希望。
（部分內容參考《大學的改革》，錢穎一著，中信出版社，2016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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