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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不久，中國社科院經濟學部、科研局、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在京共同舉辦“2017年《經濟藍皮書》發布暨中國經濟形勢報告會”。藍皮書預計，2016年中國經濟可以實現年初預定的增長目標——增長6.7%左右，繼續保持在合理區間。考慮到供給側的主要因素持續下滑，需求側的全球貿易低速增長，外部需求疲弱態勢持續，國內投資基數龐大，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拉動效應有所減弱，而且民間資本投資大幅下滑，外商投資持續低迷，消費增速總體保持平穩小幅下滑趨勢，過快增長的購房貸款將對整體消費產生不利影響，預計2017年全年經濟增長6.5%左右。

　　與會專家學者認為，2016年里出現的經濟增速下降、工業品價格下降、實體企業盈利下降、財政收入增幅下降、經濟風險增加等一系列挑戰，已經成為目前中國經濟的主要難題。

　　優化宏觀環境，改善盈利預期

　　“當前我國經濟的一個焦點問題，就是民間投資增速嚴重下滑。”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經濟學部副主任劉樹成認為。

　　長期研究民營投資的劉樹成介紹，2016年初以來，我國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出現了近幾年來從未有過的嚴重下滑局面——民間投資出現了自國家統計局2012年正式發布該項統計以來，意想不到的三個“首次”：其一，首次出現民間投資增速“斷崖式”下滑；其二，首次出現民間投資增速低于全國固定資產投資總體增速；其三，首次出現民間投資占全國投資比重大幅下降。

　　據介紹，2016年以來民間投資增速嚴重下滑，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一是部分法規政策不配套、不協調、落實不到位；二是民營企業在市場準入、資源配置和政府服務等方面，難以與國企享受同等待遇；三是融資難融資貴、繳費負擔重；四是一些干部不作為、不會為、亂作為，少數地方政府失信等。

　　但在劉樹成看來，盈利預期問題是民間投資增速嚴重下滑的最關鍵原因，“要促進民間投資增長、扭轉民間投資增速嚴重下滑局面，就要營造出有利于形成企業盈利預期的良好環境。”

　　劉樹成表示，為民間投資增長營造良好環境需要多方面努力。歸納起來，主要包括四大環境：一是政策與制度環境，包括政府簡政放權，放松對企業的微觀管制等；二是資金環境，包括拓寬市場融資渠道，改進金融服務，降低融資成本等；三是法治環境；四是宏觀經濟運行環境，這是促進民間投資增長、扭轉民間投資增速嚴重下滑局面的充分必要條件。

　　劉樹成認為，在經濟增長下行壓力依然較大的情況下，要營造良好的、向上運行的宏觀經濟環境，并不容易。這已經不是靠短期的宏觀調控政策、臨時的反周期對策、簡單放松銀根等措施就能解決，既不能靠“大水漫灌”，也不能靠“噴灌”“滴灌”。“大水漫灌”，宏觀調控力度過大，會造成大起大落的后遺癥；而“噴灌”“滴灌”，則略顯宏觀調控力度不足，難以帶動經濟增速的回升。要營造良好的、向上運行的宏觀經濟環境，已經不是在短期宏觀調控層面所能解決的，必須從國家總體宏觀經濟管理和中長期經濟發展的更高層面來解決，尋找對經濟增長具有中長期持久推動作用的力量。

　　降低宏觀稅負，已成當務之急

　　中國社科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李軍認為，全面降低宏觀稅負有理由成為當前首要任務。

　　在現行稅制下，增值稅、營業稅及企業所得稅主要由企業負擔；消費稅雖然在生產與委托加工等環節繳納，但稅款最終由消費者承擔。有關數據顯示，2012年企業稅負占總稅收收入的比重為61.4%，2015年上升至62.1%，提高0.7個百分點。這表明，雖然2012年以來實施了結構性減稅政策，但效果仍有待于進一步發揮。另外，近幾年個人稅負水平提高更為明顯。2012~2015年個人所得稅年均增長14%，高于同期總稅收入年均增長率6.5個百分點。

　　李軍認為，為應對經濟下行壓力，積極財政政策的一個核心內容就是減輕企業稅費負擔。在當前我國經濟增速減緩、企業利潤增速下滑的形勢下，減輕企業稅費負擔有利于增強企業活力。在全面實現營改增之后，增值稅成為意義十分重大的稅種。因此，降低企業稅費可從進一步完善增值稅改革做起。目前我國實行多檔增值稅稅率，且行業間差距較大，如何科學設計、有效簡化增值稅分檔及稅率，以及如何科學制定有關征管環節和程序，都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從長期看，有必要降低增值稅稅率尤其是制造業增值稅稅率，同時進一步大力清理不合理收費，切實為企業減負。

　　長期以來，個人所得稅保持了高速增長態勢。即使按現價計算，2000~2015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11.3%，而同期人均個人所得稅年均增長18%。“因此，按照降低宏觀稅負要求，推進個人所得稅改革勢在必行。個人所得稅改革應按結構性減稅的方向進行，即應以降低中低收入群體的個人所得稅水平為基本方向。”李軍說。

　　李軍還建議在推進中央與地方財政關系的改革中，要高度重視地方主體稅源建設，切實完善地方稅體系。原有稅制下，營業稅是地方財政的主體稅種，而隨著全面推行營改增工作的完成，營業稅已退出歷史舞臺，如何確立新的地方稅主體稅種，是一個重要而迫切的現實問題。

　　去杠桿要持久，債轉股應縝密

　　“今后一個時期，我國實體經濟的主要風險，將集中體現為經濟增長速度下滑。產能過剩、房地產庫存增加、企業困難加劇和失業率上升的風險，都將因此凸顯。與之對應，今后一個時期我國主要的金融風險，將集中體現為杠桿率攀升、債務負擔加重和不良資產增加。”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認為。

　　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底，我國債務總額為168.48萬億元，全社會杠桿率(債務與GDP之比)為249%。與美、英、法、日等主要國家相比，這一水平并不算高。但在結構上，居民部門的杠桿率為39.9%，金融部門為21%，政府部門為57.1%(含地方融資平臺債務17.7%)，非金融企業為131%。通過國際比較可見，非金融企業杠桿率過高是我國債務的最突出問題。在企業債務中，國企債務約占65%。“可以認為，國企杠桿率過高，是我國債務問題的關鍵所在。”

　　李揚表示，在實踐中，去杠桿有多條途徑，包括用優良資產沖銷不良債務、債務核銷、資產積累以及現有金融資產價值重估，卻沒有一種能立竿見影，更沒有一種是無代價的。只有扎扎實實地保持一定速度的經濟增長，不斷做大杠桿率的分母，才是去杠桿的治本之道。然而，我國經濟增長是“債務驅動型”，要促進經濟增長，就須增加貸款和(或)增加赤字，而兩者均有提升杠桿率的副作用，這種狀況無疑陷我們于“兩難”之中。因此，在去杠桿和保持經濟穩定增長之間尋找合意均衡點，是對決策者的極大考驗。也正因如此，去杠桿將是一個長期過程，必須做好打持久戰的準備。

　　“現實中，我們還可在結構層面、在不同主體之間對杠桿率進行一定程度的調整，即‘杠桿轉移’。概括而言，央行承接、政府承接、債轉股和不良資產證券化，是杠桿轉移的三條路徑。”李揚表示，央行和(或)政府承接，固然可免除某些部門杠桿率上升過快之虞，但絕不意味著這些債務已經消失，其實質只是將問題推到了未來。因此，由央行或政府介入來推行杠桿轉移，必須處理好當下和未來的關系。

　　“實施債轉股和不良資產證券化更須謹慎。”李揚認為，債轉股的對象機構應有可持續經營的前景，必須有重整財務和完善治理機制的縝密計劃，必須有對債權人實施保護的安排。發展不良貸款的交易市場，應成為不良貸款證券化的前提條件。資產池的多樣化，不良貸款池的多樣化，債權人的積極參與，以及不良債券公司的重組等等，均屬推行不良資產證券化的必要條件。總之，在實施債轉股和不良資產證券化的操作過程中，嚴格遵循市場規則，在法治框架下組織實施，防止“僵尸企業”魚目混珠和逃廢債等“敗德行為”發生，是成功的關鍵。

　　(原標題：中國社科院建言2017 促盈利降稅負防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