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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遲福林談2017年經濟改革： 打破服務業壟斷局面 處理好政府市場關系

　　本報記者 王帆 廣州報道

　　導讀

　　遲福林指出，要真正振興實體經濟需要有“實招”，除了減稅、降費，今年的政策文件還首次提出了“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剛剛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我國目前經濟運行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做出了判斷：根源是重大結構性失衡。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根本途徑是深化改革。

　　2017年，我國應該如何進行改革？日前，在廣東的一場青年企業家交流會上，結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國（海南）發展改革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對2017年的經濟形勢、改革預期做了分析和展望。

　　對于新階段的轉型形勢，遲福林將其總結為：就其涉及的領域，面臨的結構性矛盾，對利益結構帶來的沖擊，它已經超過38年前開啟的轉型與改革。

　　他重點呼吁了服務業市場的開放。“我們的制造業，80%到90%由市場來決定，而服務業領域幾乎高達50%是壟斷。”

　　另外一塊是振興實體經濟，其中的關鍵一環是中國的稅負結構改革。此外他提出，中國的改革要取得突破，其中一個重點在于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尤其在去產能、去庫存的問題上，需要注重兩者自身的規律。

　　服務業市場開放決定經濟轉型成敗

　　當前的中國經濟正處在什么階段？該如何把握它的整體情況？

　　遲福林用了四句話總結：產業結構正由工業主導向服務業主導轉型；消費結構由物質型消費為主向服務型消費為主轉型；城鎮化結構正由規模城鎮化向人口城鎮化轉型；開放結構正由貨物貿易為主向服務貿易為重點轉型。

　　不難看出的是，服務業是遲福林著重強調的一個方面。他以制造業強國——德國作為類比，德國的服務業在總體經濟中占比為70%，其中，生產性服務業占整個服務業的比重為70%。而目前，中國的這兩項比例分別為54.1%和40%左右。

　　“對比發達國家，我們的服務業還有相當大的提升空間。”遲福林說。

　　在遲福林看來，服務業支撐經濟增長的趨勢在加強，到2020年，服務業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有望提高到70%左右。如果現代服務業的發展速度和質量再上一個新臺階，將成為支撐未來10年經濟中高速增長的重要條件。

　　另一方面，服務業正是供需結構失衡的重要領域。“拿養老來舉例，中國市場的潛在需求大約在2萬億，實際供給不到2000億。”

　　基于這些判斷，遲福林最近在不同場合呼吁服務業市場開放，稱其將“決定經濟轉型成敗”。

　　而開放的關鍵在于，要允許各類社會資本、民營資本進入服務業。“我們的制造業，80%到90%由市場來決定，基本已是高度市場化，而服務業領域幾乎高達50%是壟斷，像教育、醫療、電信等，如果不打破壟斷，很難形成服務業發展的活力。”遲福林分析。

　　12月23日，國務院辦公廳公布了《關于全面放開養老服務市場提升養老服務質量的若干意見》，其中提出，到2020年，養老服務市場全面放開，降低準入門檻，放寬外資準入，精簡行政審批環節。

　　遲福林指出，相比于養老服務，教育、醫療等如何放開，存在更大的爭議，但這個方向是大勢所趨。

　　從對外合作的角度來看，在全球貨物貿易增速明顯下降的背景下，全球服務貿易在2000年到2014年間增長了5.8倍。

　　“雙邊、多邊的自由貿易談判，焦點之一大都在服務貿易。隨著經濟全球化發生深刻變化，越來越多投資領域的問題與服務貿易直接融合。服務貿易開放不破題，雙邊、多邊的服務貿易談判就會有一定的困難。”

　　此外，遲福林指出，比如中國和歐盟合作，引進醫藥、食品等標準，可能在短期內國內企業會受到影響，但中長期將創造一個更可靠的市場，而這正是適應消費結構升級的應有之義。

　　振興實體經濟要有“實招”

　　近日，福建企業家曹德旺赴美國辦廠的消息，引發我國實體經濟稅負大討論。對此，遲福林評價稱，“三去一降一補”中的“降成本”，主要是要依靠政府發揮作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降低稅收成本。

　　遲福林認為，真正應該關注的是實體企業稅負。

　　“目前中國的稅負結構改革到了關鍵時刻。中國的實體經濟成本在加大，效率低下。減輕制造業為主體的實體經濟的稅負水平，這是中國經濟升級的一個內在要求。”

　　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著力振興實體經濟”被列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四大任務之一。遲福林指出，要真正振興實體經濟需要有“實招”，除了減稅、降費，今年的政策文件還首次提出了“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他具體提了三點。第一，企業的注冊登記，能否借鑒香港、新加坡等地的經驗，實行自主登記制。“這是有可行性的、比較成熟的制度，而且我特別建議在廣東先行試點，但目前仍未能實施。”

　　第二，取消企業的一般投資項目備案制。即除了國家有明確規定的之外，比如涉及環保、國家規劃等，其他一般投資項目不需要備案制。“這樣便于企業更好地自主決定投資，只要符合法律、國家規劃、負面清單等。”

　　第三，產業政策要盡可能地向平等競爭政策傾斜。

　　在交流會上，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聽到一位制造業企業主提出，近幾年并未享受到太多的改革紅利。尤其作為中小型企業，打交道的政府部門多達35個。“能不能不用跟那么多部門打交道？”

　　對此，遲福林表示企業家應該對改革要有信心，另一方面他指出，“制造業到了關鍵時刻，企業家需要站出來反映問題。”

　　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2017年，深入推進“三去一降一補”，仍是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任務。

　　對此，遲福林表示，改革要取得突破，其中一個重點在于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具體到“三去一降一補”，他認為，如何處理政府與市場關系，還有待進一步改進。

　　“去產能為什么會死灰復燃？就是因為層層用行政指標，但行政會出現反復，市場則會遵循規律和趨勢。”遲福林說。

　　在房地產去庫存的過程中，遲福林強調政府發揮的作用不應該是簡單的壓房價。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把去庫存和促進人口城鎮化結合起來，提高三四線城市和特大城市間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提高三四線城市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水平，增強對農業轉移人口的吸引力。

　　遲福林稱，“我們三四線城市為什么吸引農民工的能力很弱？除了就業之外，很大程度就是三四線城市的教育、醫療、文化、體育等公共設施和大中型城市有明顯差別，和北京相比差距更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經指明了破題的方向，但這有賴于加大投入，尤其是在教育和醫療方面。

　　另外，遲福林還談到了國企改革，指出影響其進展的核心問題也在于政府的角色是否由“管企業”轉向了“管資本”。

　　他進一步指出，政府主要管資本，同時放開企業，建立嚴格的企業治理結構，這樣混合所有制才有可能成為深化國企改革的突破口，才能真正打破行政壟斷。

　　（編輯：陳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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