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瞻2017年的宏觀經濟政策配置格局,離不開2016年積極財政政策實施力度和2017年積極財政政策操作空間的評估。毫無疑問,這種評估顯然要建立在全口徑財政赤字而非一般公共預算赤字的基礎之上。
在經濟發展步入新常態、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背景下,一方面要通過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確保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另一方面,也要仔細評估其可能的效益和成本,更要警惕其中潛藏著的財政風險。在確保實現經濟穩定增長目標的同時,也要牢牢守住不發生區域性和系統性風險的底線。
時值年末,面對嚴峻的經濟下行壓力,在我國,關于積極財政政策要進一步加大力度的呼聲不絕于耳,甚至形成了高度期待之勢。
常識告訴我們,財政赤字及其赤字率(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系判斷積極財政政策實施力度的基本標尺。圍繞目前積極財政政策實施力度的評估也好,進一步加大其實施力度的操作也罷,顯然都必須建立在對于財政赤字與赤字率的準確把握和科學測度基礎之上。
一、一般公共預算赤字并非財政赤字的全部
人們通常是根據每年全國人大批準的預算報告認知我國財政赤字規模情況的。比如2016年,我國安排財政赤字2.18萬億元,較去年提高0.56萬億元,其中中央財政赤字1.4萬億元,地方財政赤字0.78萬億元,赤字率提高到3%。
然而,脫出習以為常的赤字概念而以現代預算制度的視野觀察問題,特別是按照新《預算法》的標準加以衡量,便可以發現,上述所列數字至少看漏了如下幾個因素:
其一,2.18萬億元的赤字也好,3%的赤字率也罷,都是在一般公共預算口徑下計算的結果。
其二,依據國際慣例,財政赤字的計算范圍應包括全部政府收支,而非其中的一部分政府收支。
其三,我國從2015年起已經實施了新預算法,相對于老預算法,其發生的最大變化,就是除了一般公共預算之外,還要覆蓋另外三本預算——政府性基金預算、社會保險基金預算和國有資本經營預算。
這就是說,目前為社會普遍認知的2.18萬億元財政赤字,并未覆蓋我國2016年的所有財政赤字,應當也必須將所有政府預算的赤字統統計算在內。3%的赤字率,也并非是反映我國2016年所有財政赤字的真正水平,應當也必須根據所有政府預算赤字重新加以核算。
二、須做若干道加法
要準確把握和科學測度2016年的財政赤字,應當在上述的赤字及其赤字率的基礎上,至少做如下若干道加法:
其一,列在2016年政府性基金預算項下的4000億元地方專項債券,實為地方政府債務的一種形式。《地方政府專項債券發行管理暫行辦法》規定,專項債券主要是為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項目建設籌集資金,償債的資金來源是公益性項目對應的政府性基金或專項收入,納入政府性基金預算管理。由于公益性項目不可能在當期便產生收入,只能以項目建成后取得的收入償還,在當期當然直接形成政府性基金預算赤字。
其二,2016年我國中央財政下達了5.27萬億元的地方債置換額度。在理論上,債務置換不會產生債務凈增,從而也就不會影響赤字。但在我國,注意到這些被置換的地方債原系“私生子”——未計入當期赤字,也從未被認作赤字,隨著“私生子”變身“婚生子”,在這些地方債被承認身份——準允“上戶口”、通過債務置換顯性化的同時,它也具有另外一種身份——被延遲計算的赤字。
其三,截至2016年8月末,國家發改委通過政策性銀行發行了1.8萬億元長期專項建設債券。從表面上看,這筆長期專項建設債券屬于金融債券,形成的所謂專項建設基金也以資本金形式入主建設項目,似同國債無關。但注意到它系由中央財政按照債券利率的90%貼息,既實為“準國債”的一種形式,也明顯帶有“明股暗債”性質。
除此之外,當前各地在推進PPP過程中,事實上,其中是隱含了不少政府欠債的。為提高對社會資本的吸引力,地方政府通過產業投資基金和項目單位簽訂合同,做出包括兜底回購(保障本金)、保障收益(每年給予一定比率的固定收益)、分期付款(以政府購買服務的名義每年從預算中安排支出)等方面的承諾,甚至通過人大出具擔保函,由此形成的赤字效應,絕不容小覷。
倘若按照如此的口徑加以評估,2016年我國的全口徑財政規模肯定要在2.18萬億元的基礎上躍升相當的規模,全口徑財政赤字率也肯定要在3%的水平上提高相當的幅度。
三、須審慎評估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力度和操作空間
一年一度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舉行在即,前瞻2017年的宏觀經濟政策配置格局,離不開2016年積極財政政策實施力度和2017年積極財政政策操作空間的評估。毫無疑問,這種評估顯然要建立在全口徑財政赤字而非一般公共預算赤字的基礎之上。
然而,一旦將評估的標尺由一般公共預算赤字換作全口徑財政赤字,我們肯定會發現,2016年我國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力度遠比人們認知的水平來得大。同樣,2017年我國積極財政政策進一步加大實施力度的操作空間也沒有人們理想中的規模那般大。因而,在當期,十分審慎而精細地評估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力度和操作空間非常重要。
這意味著,在經濟發展步入新常態、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背景下,我們一方面要通過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確保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另一方面,也仔細評估其可能的效益和成本,更要警惕其中潛藏著的財政風險。認識到積極財政政策事實上已經呈現邊際效應遞減趨勢,同時注意到積極財政政策既須落腳于拉動需求,又須落腳于結構調整,既屬于政策層面的布局,又可歸為制度變革層面的重大舉措,當前亟待在恰當評估積極財政政策實施力度和操作空間的基礎上,十分妥善地處理好財政赤字和地方政府債務的相關問題。在確保實現經濟穩定增長目標的同時,也要牢牢守住不發生區域性和系統性風險的底線。
(原標題:全口徑赤字:評判積極財政政策實施力度和操作空間的標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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