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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毅夫改了兩天的稿子：我對張維迎的17個回應

　　來源：北大國發院官網

　　本文節選自北大國發院官網《林毅夫：產業政策與國家發展——新結構經濟學的視角》一文

　　對于張維迎教授的若干回應

　　（1）轉型經驗。

　　中國改革轉型成功的原因確實是往市場方向走，中國的產權確實越來越清晰，經濟越來越自由，跟國際經濟接軌越來緊密。但是，不能像張維迎教授那樣，把中國轉型取得的穩定和快速發展簡單歸結為推行了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國際化。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的時候，不少前社會主義國家跟我們同樣處于轉型階段，他們在這四化方面推行的比我們徹底，但是他們遭遇了經濟崩潰、停滯和危機不斷。我國的成功是因為推行了務實的漸進雙軌的改革，在上世紀80、90年代，西方主流學界主張社會主義國家要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應該采用休克療法，同時推行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國際化，認為休克療法會給轉型中國家帶來“J”型的增長，也就是在初始階段經濟稍微下滑后會迅速的反彈并高速增長。他們同時認為漸進雙軌的轉型是最糟糕的轉型方式，對這種轉型績效的差異我在《中國的奇跡》、《經濟發展與轉型》、《解讀中國經濟》等著作，以及最近寫的“華盛頓共識的再審視”、“不能簡單照搬西方理論”文章中進行了分析。

　　另外，我對新自由主義的批評主要有兩點：一是，新自由主義經常把目標當手段，忽視了問題存在的原因，只看到轉型中國家政府對市場有各種干預和扭曲，以為把這種扭曲取消掉，經濟就會發展好。其實，許多干預和扭曲是為了保護補貼計劃經濟時代遺留下來的違反比較優勢的不具有自生能力的大型國有企業的生存的需要，在自生能力的問題未解決前，取消保護補貼，不僅會造成大量破產、失業、社會不穩定的問題，而且，這些大型企業許多和國防產業有關，這些企業倒閉了會影響國防安全。于是，在取消原來的保護補貼后，為了社會穩定和國防安全而需要給予更為隱蔽的、更沒有效率的保護補貼，這實際上是俄羅斯和東歐在轉型中發生的問題；二是， 新自由主義只重視市場的作用，而忽視了政府的作用，實際經濟轉型要成功和要發展好，市場和政府兩者不能偏廢，這也就是為何我提出“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原因。

　　最后，我同意維迎所所說的“歷史不是一塊白板”不可能一個模式可以適用于所國家。但是，他認為蘇聯的計劃經濟實行了70年我國的計劃經濟實行了20多年，所以，蘇聯只能使用休克療法的看法是說不通的。計劃經濟推行的歷史越長，扭曲越深，越需要的是一種漸進的改革，而非休克療法的改革。就像病人病得越沉，身體越虛弱，越需要溫和漸進的方法來治療，而不是休克療法。

　　（2）新古典。

　　張維迎教授認為新結構經濟學是新古典理論的運用，這是他混淆了新古典的理論和新古典的分析方法。新古典的分析方法是假定所有的決策者，包括政府、企業家等，在需要做選擇的時候會根據所要達到的目標、給定的資源下可能有的選擇方案來選擇該決策者所認為的最好的方案的一種分析社會經濟現象的方法。新古典的理論，包括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都是經濟學家使用這種方法來分析所觀察到的社會經濟現象背后的因果邏輯所得到的結果。但是，任何理論都是“刻舟求劍”，只有在給定條件下才成立的。目前的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尤其是教科書上的理論，絕大多數是總結于發達國家的經驗，以發達國家的發展階段和條件為暗含的前提，發展中、轉型中的國家的條件與此不同，而且，現有的新古典經濟學理論，缺乏“結構”的概念，或更準確地說，是把發達國家的結構作為唯一的結構。因此，運用于發展中國家經常會有“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局限性。所以，我反對直接搬用現有的新古典經濟學理論，而主張根據發展中國家、轉型中國家的條件，自己來觀察現象，了解其背后的因果邏輯，提出新的理論來解釋現象，新結構經濟學是這種努力的初步成果。

　　（3）比較優勢戰略理論。

　　張維迎教授認為新結構經濟學主張政府根據比較優勢來因勢利導產業升級是邏輯不自洽的。他認為：“根據比較優勢是個人的事情，企業的事情，不是國家的事情。國際貿易本質上是個人之間的貿易、企業之間的貿易，因為國家不會做交易，除非是計劃經濟國家。因此，分析比較優勢的好處完全沒有必要涉及國家”。這是張維迎教授對理論的片面理解，企業按照比較優勢選擇產業只能使其要素生產成本在在國內國際市場中具有優勢，但是，市場的競爭不是要素生產成本的競爭，而是，包括交易費用在內的總成本的競爭。交易費用決定于企業組織生產所需的軟硬基礎設施是否合適，后者的完善超乎企業自己的能力范圍，需要政府來幫助解決，否則比較優勢只能成為潛在的比較優勢，不能使該產業成為在國內國際市場上具有競爭力的產業。例如，在勞動密集型的加工業中最重要的要素生產成本是工人的工資，非洲國家的工資水平低的只有我國的十分之一，高的也只有我國的五分之一，但是，非洲國家在勞動力密集型加工業上無法和我國競爭，就是因為軟硬基礎設施不完善，交易成本太高。所以，不能因為提倡比較優勢的李嘉圖在其理論模型中沒有提到交易費用就認為在現實經濟中不存在交易費用，政府就無需為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解決軟硬基礎設施來降低交易費用，使其變成具有競爭優勢的產業。顯然，張維迎教授認為新結構經濟學所提倡的按比較優勢來發展產業的戰略“邏輯上是不能自洽的，經驗上是不符合事實”的論斷，是他生搬硬套理論的結果。

　　張維迎教授還認為新結構經濟學的增長甄別于因勢利導的六步法的錯誤在于，“把經濟增長和產業結構變化看成是一個完全線性的演化，每個國家的發展都只能沿著同樣的軌跡行進，不可能超越”。顯然這也是張維迎教授沒有完全理解六步法的結果，在上面介紹的六步法中第四步是企業發現了新技術新產業所帶來的機會，這種產業是作為參照系的國家中不存在的，所以，不是只能沿著作為參照系國家的產業發展軌跡行進不能超越。

　　（4）人的無知。

　　張維迎教授強調，未來是看不清楚的。對于，發達國家來說技術和產業已經是在世界最前沿的，下一個新的產業和技術會是什么，我同意確實是難于預先料定的。但是，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例如前面五種產業劃分中的追趕產業，是有許多信息可以參考的，并非是無知的。最近華為的老總任正非說過，過去華為的發展相對容易，因為是在追趕，有參照系；現在華為的手機和電信設備已經是世界最好的，下一步怎么走就不清楚。但是，對于世界最前沿的產業和技術下一步如何發展，也不能因為充滿不確定性，政府就撒手不對R&D中的R提供支持，如果不支持R，也就不會有企業的D。這樣的經濟就不會有持續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所以，即使95%以上的基礎科研投入是沒有任何成果的，政府也不能停止對基礎科研的支持。

　　（5）企業家精神。

　　張維迎教授認為只有企業家才有企業家精神，其實熊彼特討論的企業家精神指的是發現各種新機會的能力并以創新的方式來掌握這種新機會的精神，不僅是企業家可以有，學者、官員也可以有。如果我們沒有企業家精神，就不會到北大來辦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如果我們沒有企業家精神，也不會設法把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升格為國家發展研究院。當然，政府官員也可以發揮企業家精神給產業轉型升級提供因勢利導的支持。

　　（6）政府選擇產業和補貼。

　　維迎老是說我主張政府選擇產業，不讓企業家選擇。我再次強調，在我的兩軌六步法以及五種產業的劃分當中只有一種產業是政府選擇的，那就是涉及國防安全的戰略型產業，其它產業都是企業家主動選擇進入的，然后政府幫著解決他們自己解決不了的軟硬基礎設施完善的問題。他批評的那種靠補貼來發展產業的產業政策，也是新結構經濟學所反對的產業政策，把新結構經濟學所反對的產業政策加在新結構經濟學上，然后來批評新結構經濟學不是沒有好好讀新結構經濟學，就是故意栽贓。他認為我的產業政策涵義太廣了，我倒覺得是非常窄的，因為除了國防安全產業外，新結構經濟學所主張的政府因勢利導措施這在給先行者提供激勵補償和解決軟硬基礎設施的完善問題，既不需要財政補貼，也不需要高關稅保護或限制市場準入。

　　（7）政府失靈。

　　在談為什么要有產業政策的時候，我確實談到市場失靈，但是我同意也會有政府失靈，因此才會研究根據什么樣的原則，可以減少政府失靈。盡管存在市場失靈，但我們不能因此說不要市場。同樣的，也不能因為會有政府失靈，就說不需要政府。張維迎教授說新結構經濟學假設政府是全知全能的，實際上新結構經濟學沒有這樣的假設。

　　（8）官員的激勵。

　　有為政府是一個理想的目標，但政府是不是一定有為是沒有保障的，不排除政府的作為變成亂為。新結構經濟學采用新古典的分析方法，假定每個人都是理性的。所謂理性就是追求自己的目標， 而不是無私的仁愛型政府（ benevolent state）。 新結構經濟學認為政府官員基本上追求兩個目標：第一個目標是希望能夠繼續執政或是能夠得到升遷。第二個目標是希望青史留名，讓人家記住他是個好官。新結構經濟學也進一步論證用什么方式能夠讓政府官員同時滿足這兩個目標，那就是給他所管的地區帶來經濟繁榮、社會穩定、人民生活幸福安康。倘若如此，老百姓會支持他，繼續執政或升官沒問題，也能青史留名。這種狀況下政府官員的個人利益跟國家利益、社會利益是一致的。遺憾的是，盡管從亞當???斯密發表了《國富論》以來兩百多年，許多經濟學家做了大量研究，現有的西方經濟學理論尚未有能夠給予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官員提供可以遵循就能給他管轄的地區或國家帶來經濟繁榮的理論。新結構經濟學希望能提供一個分析框架，讓政府官員在追求自己目標的時候，能夠給國家、給社會帶來進步、繁榮。當然現在還只是初步的框架，我希望跟大家一起努力把它做得更豐富、更深入、更實用。

　　（9）專利保護。

　　張維迎教授認為，企業家的創新是為了壟斷利潤，但是壟斷利潤能存在是因為有專利保護。如果沒有專利保?護，就不會有壟斷利潤，企業家就普遍缺乏創新的動力。強調企業家的作用是很重要的，但是也要把企業家精神發揮作用的制度條件研究清楚。張維迎教授認為我把專利保護定義為產業政策，其實我沒有這樣定義，因為專利制度不是針對特定產業。但是，企業家開發新產品新技術拿到專利之前所依據的基礎科研需要政府支持，我認為那種政府支持是針對特定產業的，是產業政策。

　　（10）稅收優惠。

　　我主張發展中國家針對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以及招商引資出臺稅收優惠政策，因為發展中國家大部分處于追趕階段的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是新的，但是，在世界范圍內都是成熟的技術和產業，沒辦法給予專利。稅收優惠不僅在發展中國家可以用，中國的企業如果到美國或其他國家投資，當地的政府也同樣會提供各種稅收優惠，力度不會比中國差。

　　（11）基礎設施。

　　上世紀八十年代新自由主義盛行以后國際上有一股思潮，認為企業家和市場能解決一切事情，包括基礎設施也完全可以由企業來做，不需要政府插手。世界銀行在1947年成立以后最大的部門是基礎設施部，到2008年我到世界銀行當高級副行長、首席經濟學家時這一部門已經被裁消了。但是基礎設施的初始投入非常大，回收周期非常長，很多因素是企業家控制不了的。在這樣一個思潮的推動下，結果發現企業家只對一種基礎設施有興趣，那就是移動通信，因為移動通信收費很容易，并且有自然壟斷的利潤。對于其它的基礎設施，像道路、電力、港口，企業家普遍不愿意投，導致整個八十年代以后在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投資嚴重不足。直到現在，大部分發展中國家仍然到處面臨基礎設施的瓶頸，發達國家的基礎設施也普遍老舊。張維迎教授認為市場失靈的理論是新古典范式的失靈，在他秉持的重視企業家作用的米塞斯-哈耶克范式中是沒有市場失靈的。顯然，張維迎教授是以理論來看世界，而不是以真實世界的現象來構建理論。

　　（12）產業集群。

　　張維迎教授認為產業政策必然失敗，反對中國政府采用任何產業政策。中國政府有很多的產業政策，照此推論，中國經濟發展必然失敗。但是怎么解釋中國能夠維持這么長時間的穩定和高速發展？如果拋開書本到各個地方去走走看，會發現各地都有產業集群。在產業集群形成的過程中，企業家的作用當然是重要的，但是政府的因勢利導的作用絕對不能忽視。我院張曉波教授研究了我國各個地方產業集群的形成，發現在產業集群形成過程當中有很多企業家解決不了的協調問題是靠當地政府來解決，產業集群才能夠發展和壯大的。所以，雖然有很多失敗的產業政策，但是，產業政策并不必然失敗。

　　（13）汽車產業。

　　張維迎教授想用日本汽車產業來證明產業政策的無效。我想張維迎教授可能對日本經濟歷史不夠了解。日本從二戰以后對汽車產業一直是采用高關稅保護的，而且有很嚴格的根據日本特殊國情而制定的各種技術標準。一個消費者即使愿意支付高關稅來進口汽車，也難于拿到行車執照，這些都是產業政策。韓國也是這樣的，上世紀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在韓國也很難看到外國車，也是因為有關稅保護和準入限制。

　　張維迎教授指出我在2001年的文章中認為日本的汽車產業是成功的，而韓國的汽車產業政策是失敗的，但現在韓國的現代汽車卻風行全世界。其實，他沒有仔細了解我那篇文章的分析，在那篇文章中我指出日本進入汽車的時候，日本的人均GDP已經差不多是美國的一半；韓國進入汽車產業政策的時候，人均GDP只有美國的20%、日本的30%。這種情況下韓國所需要的保護和支持措施就比日本多很多。這是，為何日本的汽車產業有10多家都很成功，而韓國的汽車產業本來有三家公司，后來倒閉了兩家，只剩下現代汽車一家。我在這篇文章中也指出，為什么中國跟印度從上世紀50年代就開始有汽車產業政策但最終失敗呢？因為當時中國和印度人均GDP只有美國的5%。

　　就像張維迎教授指出的美國的汽車產業的成功亨利?福特的貢獻居功甚偉，但是美國的汽車產業也受到關稅的高度保護。一直到上世紀六十年代，美國進口汽車的關稅稅率高達50%。在這樣的產業政策之下，企業家克服了早期的困難，從而發展起來。美國汽車產業成功的另一個原因是19世紀末的時候美國的人均GDP已經達到英國的85%，實際上跟英國是同一發展階段的國家，美國學習英國發展汽車產業是經濟發展產業結構升級的需要。

　　上述這些國家汽車產業成功和失敗背后的原因都符合新結構經濟學的道理。

　　（14）要素流動。

　　張維迎教授認為要素可以流動之后，要素稟賦就不重要了。中國吸引了大量外資，但外資在投資中所占的比重并不高，最多的時候也就在10%到15%之間，中國的絕大多數投資來自國內的資本。此外，發達國家雖然資本相對豐富，但是發達國家的資本流動到發展中國家來是要利用發展中國家的比較優勢，來獲取更大的利潤，他們不會把資本流動到使發展中國家的人均資本達到發達國家一樣高的水平。所以資本流動并不改變一個發展中國家勞動力相對豐富的比較優勢。

　　（15）地區差異。

　　張維迎教授提到，中國有些地區實際上已成為高收入經濟體，有些還是中低收入經濟體。我同意這樣的觀點。在這種狀況下，我們不能全國一刀切的產業政策，而是應該根據各地不同的情形制定產業政策。我講的五種產業的劃分實際上就能滿足這樣的需要。

　　（16）對標國家。

　　張維迎教授列出了人均收入水平比中國高一倍或兩倍的國家名單，但他忘了因勢利導框架中選擇參照系國家的另一個條件，那就是維持二、三十年的快速發展。他列出的那些國家很多都是失敗的國家。為什么要選擇維持二、三十年快速發展的國家作為參照系？有兩個原因。一是如果能夠快速發展二、三十年，那么，這個國家大部分的產業必然是符合其比較優勢的。二是如果能維持長時間的快速發展，資本積累一定非常快，有一些原來有比較優勢的可貿易產業就會失掉比較優勢，這些產業就會成為后來者具有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

　　（17）辯論的方式。

　　我跟張夏準教授的辯論進行了四輪，每一輪都是寫出來在雜志上發表。我很希望我跟張維迎教授的辯論不是口頭的，因為，口頭辯論不容易聚焦于邏輯和經驗事實。寫出來最好，通過文章，大家可以刀對刀、槍對槍、邏輯對邏輯、事實對事實，這樣才能使真理越辯越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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