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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來說，大家都樂意的事，不一定能成;但大家都不樂意的事，注定不成。

比如公路，大家都樂意，于是成了驕傲，許多路比美國的新。9月20日，交通運輸部發(fā)布《2015年全國收費公路統(tǒng)計公報》顯示：至2015年底，全國公路總里程達到457.73萬公里，其中高速公路達到12.35萬公里，居世界第一;一級公路9.1萬公里，是1984年底的277.3倍;二級公路36.04萬公里，是1984年底的19.3倍。

之所以有今日驕傲，從資金上來說，中國公路跨越式發(fā)展與“貸款修路，收費還貸”的政策有關(guān)，有了這個政策，建路依賴財政投資逐步被銀行貸款取代。在中國，銀行貸款與財政資金貌似是不同的，前者貌似市場的，但實際上都是政府說了算，行政之手有調(diào)動資源的決定性作用。這樣，收費公路不只是改變了融資方式，更讓地方政府能夠更容易、更廉價地籌集到資金來修建公路。特別是，當修建公路不僅迎合了地方政府提升政績的欲望，還成為高層穩(wěn)定經(jīng)濟發(fā)展的抓手，就使貸款修路成為一個政治正確的行為。

只是，什么事過了就會有麻煩。從2010年以來，中國收費公路的收支從盈余變?yōu)樨摂?shù)，2010年尚盈余32.5億元，之后連年虧損，2011年到2015年收支依次是-323.3億元、-565.7億元、-660.5億元和-1571.1億元。

為什么會虧得如此夸張?據(jù)交通運輸部的解釋，主要是由四個原因構(gòu)成：一是收費公路整體規(guī)模擴大;二是收費公路剩余期限減少，導致還本付息的壓力進一步增加;三是收費標準沒有變化，而建設(shè)成本卻在增加;四是不少省份為了降低財務(wù)成本，主動償還了部分本金，因此導致支出增加。

這不是秘密呀，在公路開建之前，這些是可以測算出來的，但為什么各地政府還拼命上公路?就像計劃生育，今日開放二胎，但中國人口增長低迷的窘?jīng)r已然無法逆轉(zhuǎn)，這些也是可以測算的，而為什么有關(guān)方面遲遲不動作?——這不是計算問題，不是會計失職，而是有關(guān)方面的利益所在。

公路是什么?它既是一種公共基礎(chǔ)設(shè)施，也有商業(yè)內(nèi)容，如果在市場中由企業(yè)提供，它一定會考慮供求，考慮盈利，必須讓規(guī)模的擴大有利于邊際成本的減少。但如果由政府主導就不一樣了，在目前的投融資體系下，收費公路的收益是當任的政績，而財務(wù)壓力是由后任來承擔的，壓力和收益是錯配的。而作為百姓，他們并不需要直接承擔修路成本，反而有可能從中分得一份勞務(wù)收入，因此很少有民眾反對公路建設(shè)。這樣，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業(yè)、民眾，大家都高興，于是把公路搞成了一個驕傲，驕傲的背后是虧損，是在許多地方過剩，這就要求公路去產(chǎn)能，要求全社會承擔損失。

與公路相比，鐵路投資更大，運營技術(shù)要求更高，更為國家壟斷。因此，不論是地方政府還是民間，投資的熱情都不如公路，資金來源困頓。

按照年初中國鐵路總公司的計劃，2016年計劃開工項目45個，包括一些客運專線，計劃投產(chǎn)新線3200余公里。但在這45個項目中，有些沒能按期開工，如原定于一季度開工的安慶到九江鐵路，至今未能開工。此外，赤峰至京沈高鐵喀左站快速鐵路、川南城際鐵路等都未開工或推遲了。去年底，國家審計署點名批評了12個鐵路項目年度投資計劃完成率偏低，其中有2個鐵路項目投資完成率為0。審計署在公告中提到，據(jù)鐵總稱，投資計劃完成率偏低的主要原因是：項目可行性研究批復、初步設(shè)計、施工圖以及工程招投標等環(huán)節(jié)需要較長的周期，個別項目地方資本籌集及銀行貸款落實較慢。

資金沒備好，誰敢開工?如果后續(xù)資金跟不上來就只能停工，停工后人力、物力都耗在那里，投資額會加大。錢呀，都是辛苦搞來的，誰能亂撒呢?鐵總負債不斷增加，經(jīng)濟又低迷，只有中央政府一家積極，這事不好辦。鐵路的窘?jīng)r比公路還甚，比如高鐵，除了京滬等少數(shù)線路外，其他絕大部分都虧損，西部地區(qū)的許多線路都沒必要建。

不就是缺錢嘛，千多年前，有位大人物位尊勢沉，有得是錢，想和市場扛扛，此人就是王安石。

1970年代上半期批林批孔，王安石被尊為法家的代表，代表著先進生產(chǎn)力，極具正面形象。然而，王安石除了沒什么緋聞，也沒因貪腐被調(diào)查外，但他最看重的改革，實際上是失敗的，他一定此恨綿綿。王安石變法為何失敗?過去的說法是由于保守勢力和地主階級的阻撓所致，這是傳統(tǒng)的階級論。后來各種史料證實，反對王安石新政的不僅是地富反壞右，不僅是官僚階層，還有農(nóng)民。大家都不高興，這事就成不了。

當時北宋都城汴京有人口百萬，驚得馬可波羅合不上嘴。據(jù)估量，按購買力而言，宋朝的人均GDP達到520美元，是中國古代歷朝中最高的。但王安石還不滿足，他想富上加富，當然他是想讓國家富，讓皇家富，讓百姓富，他的品格還是不錯的。王安石的手段是官府主導，諸如農(nóng)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稅法、均輸法等等都是這路數(shù)。王安石變法最重要的內(nèi)容是青苗法，“摧兼并、濟貧乏”，共同富裕，具體做法是：每年青黃不接時，由官府以低于市場借貸利率向農(nóng)民貸款，農(nóng)民以地里的青苗為貸款抵押，秋后農(nóng)民連本帶息一并歸還官府。

這不是雙贏嗎?但很不接地氣。雖然利息低，但并非農(nóng)人都需要貸款，而王安石為了證明新政的正確，給地方政府下達了貸款指標，地方官只好硬性層層攤派。偏還有那無良官員，拿著令箭魚肉百姓，把官府的惠民政策生生變成了強制的官府壟斷的高利貸，有的利息竟達原先設(shè)定的35倍。

1069年，在首都汴梁延和殿有一場政策辯論，辯論的雙方是改革派王安石與保守派司馬光，史稱“延和殿廷辯”，類似今日林毅夫張維迎之辯。王安石認為，中央要實行經(jīng)濟集權(quán);司馬光認為，要以農(nóng)為本藏富于民。從這里可以看出，保守派和改革派、左派和右派的標簽，有時候是亂插的，是不符合實際的。

爭辯歸爭辯，結(jié)果是，王安石變法增加了財政收入，數(shù)年后，全國財政收入從宋初的1600多萬貫增加到6000多萬貫，“中外府庫無不充衍，小邑所積錢米亦不減二十萬”。但是國富了民沒富，老百姓(603883,股吧)不高興了，其中還有東明縣一千多農(nóng)人進京上訪，在王安石宅子前鬧事。末了，宋神宗不得不下詔停止新法，社會不和諧，一切免談。

公路照顧了大多數(shù)人的利益，雖然政府操持得不講究，也還過得去;鐵路就窘得多，后面不知如何收場;而王安石的青苗法得罪的大多數(shù)人，注定沒戲。試想，如果今日讓王安石主政，舉國之力，用行政低利率資金推動鐵路、公路五六的跨越式發(fā)展，中國會怎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