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9日,萬眾矚目的學者“論戰”——林毅夫和張維迎關于產業政策的辯論終于正式上演。兩位學者就產業政策、企業精神、比較優勢等論題層層剖析,一一闡釋,針鋒相對,和而不同,電光石火的觀點碰撞讓場內外觀眾過足了“思想癮”。兩位學者今天都爭了些什么?誰的闡述更令你信服?交鋒的過程中又誕生了哪些精辟的觀點?思客帶你第一時間圍觀林毅夫PK張維迎的幾大精彩回合。
第一回合:產業政策是不是必須的?
林毅夫:
據研究,基本上成功國家經濟體當中沒有不使用“產業政策”來支持新產業發展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經濟搞成功的國家、地區非常少,當中最顯著的是13個經濟體。有研究表明,這13個經濟體有5個特征,一是開放經濟,二是宏觀環境穩定,三是高儲蓄、高投資,四是有效的市場,五是積極有為的政府。在這13個經濟體當中,政府都用產業政策來支持一些新的產業發展,所以這也是成功經濟體的共同特色。
張維迎:
他講的這個命題也許是真的,但由此衍生出沒有產業政策就不可能成功是個偽命題。我們知道所有長壽的人都得過病,由此能說得病就是長壽的原因嗎?
第二回合:如何看待那些失敗的產業政策?
張維迎: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產業政策失敗的例子比比皆是,成功的例子鳳毛麟角,這一點連林毅夫本人也不否認。產業政策之所以失敗,一是由于人類認知能力的限制,二是因為激勵機制扭曲。更通俗地講,一是由于人的“無知”,二是由于人的“無恥”。認知能力的限制比激勵機制更根本。
林毅夫:
不能因為產業政策大部分失敗,我們就不要產業政策了。因為這樣做其實相當于把嬰兒跟嬰兒洗澡水一起倒掉。經濟學家需要研究什么樣的產業政策才可以成功。
林毅夫:不能把嬰兒跟嬰兒洗澡水一起倒掉。
第三回合:產業需不需要政府的引導?
林毅夫:
一個新產業的軟硬基礎設施是不完善的,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基本上無能為力。想讓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成功,還要政府發揮因勢利導的作用,來解決這些軟硬基礎設施的完善協調或供給的問題,這就需要一個因勢利導的有為政府。
張維迎:
產業政策是集中化決策,意味著將社會資源集中投入到政府選定的目標,這是一種豪賭!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失敗的代價巨大。如果每個人有90%的可能性犯錯誤,10個人分別決策的話,同時犯錯誤的概率只有34.9%,至少一個人成功的概率是65.1%,只要有一個人成功了社會就有了這個產品。相反,如果集中做一個決策,成功的概率就只有10%。
張維迎:產業政策是集中化決策,是一種豪賭。
第四回合:產業政策是否需要政府投資?
張維迎:
如果政府要實現某個產業政策,就應該讓贊成該產業政策的政府官員和專家把自己的一部分家產拿出來投入,或者做抵押物。既然你認為這個投資是好的,那就給你個賺大錢的機會吧!拿納稅人的錢搞投資,總會有嚴重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最好的激勵機制也只能緩解人的無恥,不能解決人的無知。
林毅夫:
如果政府要提出產業政策,政府就該參加投資,這跟張維迎教授平常的論調可不一樣。你之前說不能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可你現在又叫政府同時當裁判員和運動員,怎么前后有這么大的不一致?
第五回合:是政府引導市場,還是市場引導政府?
張維迎:
凡是政府能看到的,自由市場的企業家早就看清楚了,凡是自由市場的企業家沒有看清楚的,政府更看不清楚。
林毅夫:
每個國家都有特殊的要素和資源,這些要素和資源,企業家能發現,政府也要把它在擴張時遇到的瓶頸解決掉,政府幫它進一步做大做強,提高條件。如果張維迎拋開書本,到各個地方走走看,所謂“一縣一貧”、“一鄉一貧”,所謂各地的產業集群,企業家是重要的,但是政府在幫助這些產業集群過程的因勢利導作用是絕對不能忽視的。
第六回合:政府官員有沒有企業精神?
張維迎:
政府官員并不具有企業家的警覺性和判斷力。凡是協調失靈嚴重的市場,一定是企業家精神受到了體制和政策的抑制。
林毅夫:
張維迎教授似乎覺得只有企業家才有企業精神,但擁有企業精神的人可以是企業家,可以是學者,也可以是政府官員。張維迎教授覺得只有企業家才有企業精神,其他人都沒有企業精神,要是我們沒有企業精神,也不會到北大來辦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要是我們沒有企業家精神,大概不會推動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升為國家發展研究院,這些其實都是企業家精神。
第七回合:談比較優勢有沒有意義?
張維迎:
像中國這么大的國家,各地差距很大,談整個國家的比較優勢是沒有意義的。人口密集的地方勞動力不夠,這就顯示了企業家的重要性,離開了企業家談比較優勢沒有意義。
林毅夫:
我講的政府按照比較優勢來因勢利導,是幫助企業解決軟硬基礎設施,降低交易成本,可以迅速地把比較優勢是這一潛在的狀況變成實際競爭優勢的產業。我不知道這樣講邏輯矛盾在什么地方,我愿意受教,但是你必須針對我論述來講,而不是根據你的想象。
彩蛋:林毅夫如何評價張維迎?
我們兩個人是30多年的老朋友,秉持著中國知識分子對學術研究、對國家發展的責任感,各自把看法毫無保留地提出來。我們兩個人可以說是做到不同而和,因為我們都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但是對于學術又是非常認真的學者。只有這種針鋒相對的討論,大家的學術才能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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