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轉世界經濟持續性放緩甚至衰退的根本在于提高全球經濟體生產力，改進資本和技術的錯配配置，擴大全球軟硬件基礎設施投資，提升全球價值鏈合作與分工。“一帶一路”戰略倡議提出三年來已經進入實質性合作階段，未來我們應著眼于構建“一帶一路”的貿易投資便利化，這不僅促進“一帶一路”國家貿易投資合作，也勢必推動新一輪全球貿易的繁榮型增長。
全球第三大貿易中心的潛力與發展機遇
當前，全球經濟增長面臨重大調整和深刻轉型。全球復蘇步伐明顯低于預期，國際貿易增長則更為緩慢。全球產出能力過剩，勞動生產率增長緩慢導致全球經濟潛在增速下降，投資率下降及實際利率下降。IMF曾警告說，世界已迎來“低增長時代”，其總裁拉加德用“新平庸”(new mediocre)來描述這一新常態。而在克林頓總統任內擔任過美國財政部長的哈佛大學教授拉里·薩默斯則認為，全球經濟進入了自上一次大蕭條以來從未有過的一個令人沮喪的“長期停滯”時期。
一直以來作為世界經濟增長引擎的國際貿易年均增速為世界經濟增速的1.5倍，甚至2倍。而現在這一“引擎”卻開始嚴重放緩、停滯甚至面臨“熄火”風險。
根據全球貿易增長報告，1990-2007年全球國際貿易增長6.9%，2008-2015年平均增長約3.1%，過去一年，全球貿易增長降為1.2%，不到金融危機前10年平均貿易年增長率6.7%水平的一半，今年WTO也將貿易增長由2.8%下調至1.7%。貿易對GDP的創造效應大大下降。
進一步分析來看，如此低迷的全球貿易增速在過去50年里僅遇到五次，分別是1975年、1982年、1983年、2001年和2009年(正好對應著經濟危機期間)，然而這一次卻是連續四年低于3%的水平。
歷史上，絲綢、瓷器、茶馬和香料是流通在絲綢之路上的四種大規模貿易產品。價值鏈最長的是絲綢，位于價值鏈頂端的也是絲綢，這也是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Richthofen)將其命名為“絲綢之路”的根本原因。所以“絲路”很大程度上代表這一個貿易的符號，代表著長期以來的亞歐貿易的繁榮。
事實上，2008年以來，全球貿易體系正經歷自1994年烏拉圭回合談判以來最大的一輪重構。從全球經濟貿易格局看，全球市場存在兩個有著強烈區域特征的貿易中心，其一是大西洋貿易軸心；其二是太平洋貿易軸心。而本世紀以來，世界經濟發展的最突出特點是包含亞洲、拉美、非洲的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整體性發展壯大。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以發展中國家為主，近年來這一區域的經濟增長尤為顯著。“一帶一路”地區覆蓋總人口約46 億(超過世界人口60%)，GDP 總量達20 萬億美元(約全球1/3).1990-2013年間，“一帶一路”區域整體GDP 年均增長速度達到5.1%，相當于同期世界經濟增速的兩倍。即便是2010-2013 年全球經濟緩慢增長期間，“一帶一路”區域的年均增速也達到4.7%，高于世界平均的2.4%，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41.2%。
本質而言，“一帶一路”合作框架可以看作是一種新型的“貿易協同戰略”。本世紀初，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以來，特別是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經濟格局從“中心-外圍”單循環體系向“雙環流”體系轉換，其經貿基礎即“新南南合作”機制。新南南合作是針對以往單循環格局下發展中國家在世界經濟邊緣開展的傳統南南經濟合作而言的，這一合作，無論從背景、內容、形式、意義都大大超越了傳統南南合作。
在這種貿易協同戰略下，中國與“一帶一路”區域的貿易模式必將進行新的調整，這種調整包括，貿易與直接投資和產業轉移的融合與互動，從產業間貿易向產業內貿易的轉變，貿易結構與貿易條件的重新調整，通過制度性安排保障推進貿易與投資關系的協同發展。
近年來，特別是金融危機之后，中國經濟增長戰略的中心開始出現重大調整，正在踐行一種“以聯通為導向”(connectivity-oriented)的總體發展戰略——全面推進 “一帶一路”戰略。中國貿易結構也逐漸從“大進大出”轉向“優進優出”。世界銀行數據進一步顯示，國際金融危機后的2010-2013年期間，“一帶一路”對外貿易、外資凈流入年均增長速度分別達到13.9%和6.2%，比全球平均水平高出4.6個百分點和3.4個百分點。
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一帶一路”區域很可能形成除大西洋貿易中心和太平洋貿易軸心之外，新的以亞歐為核心的全球第三大貿易軸心。
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貿易關系日益緊密，雖然貿易規模相對還較小，但貿易增速較快，區域內貿易互補性強于貿易競爭性。從增速看，近年來中國與中亞5國的貿易總額增速最快，2001-2014 年，年均增速高達29.8%，高于同期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總額平均增速22%，中國與中亞區域的貿易往來主要集中于資源產品、能源產品和勞動密集型工業制成品，進出口貿易呈現互補性特征，未來貿易潛力巨大。
中國具備了深化“一帶一路”價值鏈與國際產能合作的基礎，“一帶一路”倡議下的經貿合作取得了較大進展。截至2015年，中國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出口貿易總額近1萬億美元(9955億美元)，同比增長25%，其中出口增長27%，進口增長22.7%。遠超過2015年中國進出口貿易下降8%的水平。2015年底，中國在沿線65個國家中投資49個國家，共計150億美元，同比增長18%。
項目投資增長較快，截至2015年底，中國同沿線65個國家中60個國家共簽訂約4000個(3987個)基礎設施合同，總金額達926億美元，占當年中國同全球所簽訂合同總額的44%，同比增長7.4%。其中項目投資主要分布于電力工程、交通運輸、石油化工、通訊工程等領域。境外經貿合作區是推進國際產能與裝備制造合作的有效平臺，已成為促進中國和東道國經貿合作雙贏的重要載體。
目前，中國已經在全球50多個國家設立118個境外經貿合作區，共有2799家中資企業入駐。在65個國家中，現有23個國家設立了77個境外合作區，共有900家中資企業入駐，拿下3975個各類項目，年產值超過200億美元，為當地解決20萬人就業，上交稅收共計10億美元。還有25個國家希望同中國建立36個境外經貿合作區。
“一帶一路”面臨的貿易投資壁壘與挑戰
2015年 OECD貿易便利化指標(TFI)顯示，全面實施貿易便利化協定(TFA)的國家貿易成本將會比僅實施最低要求的國家下降1.4到3.9個百分點，邊境通關程序成本占總交易成本的2%到15%。簡化和協調貿易投資領域的各種程序，實現貿易投資便利化，才能以貿易投資為核心促進“一帶一路”的經濟繁榮。
首先，“一帶一路”區域內的貿易成本普遍較高。貿易成本的高低直接影響一國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比較優勢，運輸成本、貿易規模、貿易壁壘等是決定貿易成本的重要因素。根據世界銀行統計，2013 年“一帶一路”沿線國中只有19 個國家的基礎設施得分在3 以上，集中在東南亞、西亞產油國和中東歐國家，部分東南亞國家、南亞和中亞國家的基礎設施則相對較弱。
從貿易規模看，除了東盟十國，中國與沿線國家的貿易額大多規模較小，且存在較多的貿易壁壘，如中亞地區進出口手續煩瑣，完成出口手續耗費時間長達數月。此外，沿線較多發展中國家存在脆弱的金融體系以及波動較大的匯率，這些都是導致中國與沿線國家貿易成本較高的重要因素。
其次，自由貿易區協定自由化、便利化程度整體較低。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已締結的FTA 涵蓋內容不夠全面，過分強調貨物貿易的自由化，忽視了其他相關的貿易問題，投資、服務市場開放度低，基本未涉及諸如知識產權、政府采購和競爭政策等領域，自由貿易協定新議題覆蓋面窄，而且大都集中于傳統領域。
第三，沿線國家經濟合作存在著較多壁壘。和障礙在自由貿易區網絡構建的重要區域中亞、西亞，各國的關稅水平仍總體偏高。在中亞，俄、哈、烏、吉、塔5國的平均進口關稅稅率分別是10%、8.6%、14.8%、10% 和9.8%。在上合組織中，只有中國、俄羅斯和吉爾吉斯是WTO成員，因此在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尚未入世的情況下，構建自貿區將使之在產業發展和資金、技術等方面承受壓力，因此這些國家對貿易投資的自由化、便利化態度會十分謹慎。
在流通領域與軟基礎設施方面，新歐亞大鐵路途經多個歐亞國家，各國的軌距不同，換軌將耗費大量的金錢與時間； 一些國家的港口設施較落后，各國口岸之間尚未形成合作機制，貿易便利化程度較低，物流成本偏高，這些都構成了各國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合作的障礙。
如何推進“一帶一路”貿易投資便利化
我國正從經濟大國向經濟強國轉變，“一帶一路”戰略倡議意味著我國正努力將自身的經濟增長動力轉化為區域增長動力。因此，要著眼于貿易投資便利化的政策和戰略框架設計。
一是在“一帶一路”主要節點和港口共建經貿合作園區。中國與周邊國家之間有非常長的陸地和海上邊境線，在沿邊地區建設跨境經濟合作區、邊境經濟合作區，具有巨大的可能性和現實可操作性。
吸引各國企業入園投資，形成產業示范區和特色產業園，通過產業園區建設來促進現代制造業、服務業、現代農業等相關產業融合發展，把建設境外經濟合作區和邊境合作區結合起來，建設跨國產業鏈，形成沿邊境線的跨國產業帶，進一步建立健全區域合作的供應鏈、產業鏈和價值鏈。
優先采取以能源、貿易基建為主，以“資源換項目”、港口特許經營權等多種形式，推動大型能源和基建企業海外投資與運營，推動跨境園區建設，進行多種形式投資合作。
二是積極推進“一帶一路”投資框架的形成。當今國際投資規則主要體現于雙邊投資保護協定(BIT)、RTA中的投資規定、WTO的《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定》(TRIMS)和GATS有關商業存在的投資規定等。
據聯合國貿發會《2015年世界投資報告》的統計，截至2014年底，全球共有3271項各類國際投資協定。該報告建議改革國際投資治理制度，包括保障東道國管理權利、改進投資爭端解決機制、促進與便利投資、保證負責任的投資、加強國際投資協定的體制協調性等內容。
在投資規則方面，TPP的投資規則不僅超出了TRIMS的范圍，而且比目前數以千計的雙邊投資協定更進一步，尤其是設立了非歧視性待遇與“負面清單”的投資新規則。
具體包括：(1)以國民待遇和最惠國待遇的非歧視投資政策與“公平公正”和“充分保護與安全”為法律保護的基本規則，同時保障各締約方政府實現合法公共政策目標的能力，減少或消除與貿易相關的投資規則。
(2)各方采用“負面清單”模式，此即意味著“法無禁止皆可為”，除不符措施外，市場將對外資全面開放。不符措施包括兩個附件：一是確保現有措施不再加嚴，且未來自由化措施應具有約束力；二是保留在未來完全自由裁量權的政策措施。
(3)為投資爭端提供了中立、透明的國際仲裁機制，并通過有力的措施防止該機制被濫用，確保政府出于健康、安全和環境保護之目的進行立法的權利。
三是加強政策與機制 “互聯互通”，構建與完善貿易投資爭端解決機制。從宏觀經濟政策領域消除“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因不同貿易政策造成的“政策壁壘”。關于貿易爭端解決機制的安排，可以借鑒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東盟的現有做法。
筆者認為，考慮到目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較為松散的合作現狀，應該在對接現有貿易爭端解決機制的同時，強調用磋商的方式解決爭端，并建立區域共同專家組，以仲裁的方式解決未能協商一致的貿易爭端，未來隨著“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合作的日益密切，可以考慮建立區域化的司法體系，將貿易爭端、投資爭端、金融爭端以及建立相配套的執行體系。
四是推動標準、規則、法規對接，構建并加快建立監管一體化機制。除海關之外，跨境貿易和投資合作還涉及商品檢疫檢驗、知識產權、產品質量和技術標準、環保標準等眾多領域的標準、規則的對接與統一。
同時，由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間的經濟合作還處于起步階段，各方面的橫向銜接和溝通還不夠通暢，通關和監管都仍在不斷探索之中，實現區域監管一體化將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目標和領域。
為促進“一帶一路”區域貿易暢通，必須加強區域各領域、各方面、各層次的密切合作，如國家間的雙邊和多邊合作、國內各部門的橫向合作等。在貨物貿易、投資保護、原產地規則、海關手續、貿易救濟、檢疫措施、技術壁壘、知識產權、政府采購、勞工與環境、臨時入境等不同領域，做出合理合情的制度安排，推動貿易便利化。同時，亞歐應更好地對接基礎設施建設規劃和技術標準，暢通基礎設施骨干通道。完善的基礎設施網絡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促進要素的跨境流動，拓寬貿易投資的范圍，深化市場分工，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
五是加快形成跨境電子商務和數字貿易的全產業鏈，推進全球貿易治理新框架的形成。據統計，數字貿易推動美國實際GDP總額提高了 1937億美元，將美國綜合就業率提高了1.8個百分點。數字貿易也推動了歐洲生產率快速增長，2002~2010年，歐洲數字貿易公司份額每增加1%，歐洲勞動生產率就在兩年內增長0.12%。從規模看，據商務部統計，2015年我國網絡零售額達到4萬億元，位居世界第一。從速度看，我國數字貿易的增速是GDP增速的將近四倍。
商務部在去年5 月發布了“互聯網+”流通行動計劃，商務部在行動計劃中提出促進跨境電子商務發展，完善物流基礎設施，推動建設100個電子商務海外倉，打造電商企業境外物流體系等工作目標和任務。預計到2017年跨境電商的交易規模將達到8萬億元，占進出口總值將達到20%左右。
目前，我國正通過“一帶一路”戰略加大對全球輻射，進行全球范圍的資源整合，加快產能輸出與國際產能合作，實現資源有效配置，加快全球經濟一體化建設。同時，推動 “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將促進跨境電商的快速發展，從而拉動跨境物流的發展。
加快軟件基礎設施和硬件基礎設施建設的同步推進，構建跨境電子商務運輸法律制度，核心是完善電子運輸記錄制度立法。應借鑒《鹿特丹規則》電子運輸記錄的有關規定，構建我國的跨境電子商務運輸法律制度。加快推進“單一窗口”和APEC全球供應鏈電子口岸試點在“一帶一路”框架下的實施。
六是積極構建“一帶一路”高標準自貿區網絡。“一帶一路”以推動實現區域內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民心相通為重點，促進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建立，包括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能源資源合作、園區和產業投資合作、貿易及成套設備出口等領域，將依托沿線基礎設施的互通互聯，對沿線貿易和生產要素進行優化配置，形成以“周邊為基礎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和“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貿區網絡”。
目前，我國在建自貿區20個，涉及32個國家和地區。其中，已簽署自貿協定12個，涉及20個國家和地區，分別是我國與東盟、新加坡、巴基斯坦、新西蘭、智利、秘魯、哥斯達黎加、冰島和瑞士的自貿協定，內地與香港、澳門的更緊密經貿關系安排(CEPA)，以及大陸與臺灣的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目前均已實施；正在談判的自貿協定8個，涉及23個國家，分別是我國與韓國、海灣合作委員會(GCC)、澳大利亞、斯里蘭卡和挪威的自貿協定，中日韓自貿協定、《區域全面經濟合作伙伴關系》(RCEP)協定，以及打造中國-東盟自貿協定(“10+1”)升級版。未來逐步形成立足周邊、輻射“一帶一路”區域、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貿區網絡，并最終建成“一帶一路”自由貿易區(FTA).
七是深化“一帶一路”區域金融合作，打造貨幣金融合作網絡。利用亞投行、絲路基金的平臺優勢，以及國開行、進出口銀行的資金優勢應積極推進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多邊金融合作，如深化中國-東盟銀行聯合體、上合組織銀行聯合體務實合作等，推進亞洲貨幣穩定體系、投融資體系和信用體系建設。
搭建鏈接亞歐的貨幣互換網絡，加快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拓展中國金融機構在海外銀團貸款、貿易融資、國際結算、債券市場，發展多種形式的境外股權投資基金等，全力打造沿線區域經貿發展的金融供應鏈。同時，加強與沿線國家金融監管合作，逐步建立區域內高效監管協調機制，構建區域性金融風險預警系統和區域金融治理平臺。
(原標題：著力推進“一帶一路”貿易投資便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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