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脫歐、歐美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反全球化浪潮日益高漲。這對 “一帶一路”倡議將有哪些影響?如何應對?日前,在海口舉行的中國改革國際論壇著重探討了這一熱點話題。
中國(海南) 改革發展研究院(下稱中改院)院長遲福林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分析,反全球化、歐美貿易保護主義勢必影響全球的自由貿易,但各國仍然需要貿易,尤其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既需要基建也需要貿易來促進加快發展。因此,這反而為推進“一帶一路”倡議提供了機會,中國可以通過基建來加大與沿線國家,尤其是歐亞大陸腹地國家的互聯互通,同時擴大產能合作和經貿合作,互利互惠,從而切實推動全球化。
基建聯通與貿易投資結合
遲福林建議,可加快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建立多邊、雙邊、區域性、全球性的自由貿易區。要以多種形式的自由貿易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例如,以國際產能合作為重點,加快自貿區網絡建設。中國在構建立足周邊、涵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輻射五大洲重要國家的全球自貿區網絡進程中,應積極推動與貿易互補國家間雙邊、多邊自貿區建設,降低與貿易伙伴間的貿易壁壘,加強貿易便利化措施。
他認為,從總體上看,投資貿易談判與服務貿易談判融合是一個大趨勢,因為中國城鄉居民的消費結構將由物質型消費向服務型消費快速升級,并將深刻改變我國的產業結構和增長動力結構,這對加快服務貿易進程提出內在要求。
遲福林強調,“一帶一路”倡議并不是簡單的產能輸出。一方面,中國某些產能與一些國家的市場需求相對接;另一方面,中國能夠為世界提供巨大的服務型消費市場。這不僅成為支撐我國經濟中速增長的重要因素,而且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利好。
此外,山東社科院院長張述存分析稱,隨著中國不斷深化與周邊國家的互利合作,尤其是推進與沿線國家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建設,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直接投資快速增長,投資存量由2003年末的13.2億美元增長到2014年末的924.6億美元,占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總存量的比重由2003年末的3.97%提高到2014年末的10.48%。從“一帶一路”沿線內部的區域分布來看,截至2014年末的數據顯示,東南亞地區是吸引中國投資最多的區域,占據一半以上比重;南亞、中亞、西亞北非和蒙俄地區吸收的中國投資大體相當,比重均在10%左右,中東歐地區吸收的最少,比重只有2.2%。
張述存建議,在推進“一帶一路”基建的同時,中國應積極同沿線國家簽訂或升級雙邊投資協定,與沿線其他區域平臺對接,在沿線國家建設境外經貿合作區或者工業園區,同時注重對投資環境評估和服務平臺建設。
新歐亞經濟共同體可期
“一帶一路”倡議不僅僅局限于沿線國家。目前,英國、德國乃至歐盟等都以參與亞投行等多種方式,參與了進來。渝新歐、義新歐、鄭新歐、長安號等多趟中歐班列都已開通運行,將歐洲各國聯通其中。
2015年9月底,“一帶一路”已正式對接歐洲,中國參投歐盟3150億歐元戰略投資計劃,進一步推動中歐產能合作。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沈丹陽當時表示,“中國制造2025”,“德國工業4.0”,“新工業法國”,“英國制造2050”等戰略都強調產業轉型升級,而中國倡導的“亞歐互聯互通”與構建泛歐交通網絡、中歐陸海快線、新歐亞大陸橋等基礎設施項目也有許多共通之處。
遲福林提出,應爭取到2020年實現中歐自貿區的重大突破,這將有利于中歐市場優勢互補,促進中歐雙方經濟轉型與增長。
中改院課題組分析,中歐業已形成全面而緊密的經貿關系,也沒有地緣政治利益沖突。目前,中國對建立中歐自貿區態度積極,歐盟把推進其與亞洲國家地區的自貿協定作為其對外貿易政策的重點,德國、英國等均明確表達了對建立中歐自貿區的積極態度。
具體而言,該課題組建議,第一步在2016-2017年簽署框架協議,2018-2019年,完成重點領域談判,第三步,2020年爭取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投資等主要談判條款生效,正式建立中歐自貿區,為形成一體化的中歐大市場奠定基礎。
此外,俄羅斯國立高等經濟學院全球治理及國際經濟貿易研究主任佐耶夫表示,俄羅斯之前一度落后于WTO規則下的自由貿易體系,對自貿區也持謹慎觀望態度,曾經拒絕了包括與新西蘭等國在內的多個雙邊自貿區提議,對“一帶一路”及中蒙俄經濟走廊也謹慎觀望。但現在,俄羅斯正開始改變,對中蒙俄經濟走廊逐漸轉變態度,未來有望更多參與其中,加強與中國,乃至歐洲的經貿關系。
遲福林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表示,歐亞之間經濟互補性強,隨著“一帶一路”的推進,歐亞各國間勢必將一步步加深經貿關系,并將從經貿擴展到方方面面,新的歐亞經濟共同體值得期待。
社會和環境因素不可忽視
除經濟因素外,社會、文化等因素也不可忽視。在論壇上,聯合國開發計劃署駐華代表處副國別主任何佩德表示,一個月前,聯合國和中國發改委簽署了南南合作的備忘錄,其中就涉及“一帶一路”倡議,聯合國和中國發改委都強調人的發展在“一帶一路”倡議中的作用。“一帶一路”倡議不僅是基礎設施和經濟發展,同時,還有社會和環境方面的因素。
深圳大學黨委副書記陶一桃表示,人心、情感的認同,對“一帶一路”倡議的成敗來說十分關鍵。“人在很大程度上是情感動物,尤其‘一帶一路’沿線很多地區宗教和民族觀念十分強烈。”她說。
張述存也指出,不同文化和政體導致的認識分歧,以及大國之間的戰略博弈等因素影響,顯然增加了風險。同時,“一帶一路”沿線許多國家是以宗教為主導的社會,在文化、宗教信仰等方面差異顯著。此外,經濟波動、法律不健全等也易導致風險。
對此,中國社科院國際研究學部主任張蘊嶺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一帶一路”倡議是百年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推進的過程中,其內涵、外延以及形式也都將不斷發展變化。“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差異、風險等的確存在,但更重要的是,這些國家都要謀生存謀發展,而中國推進的“一帶一路”倡議可以很好地促進當地發展,大家可以互利共贏。互聯互通不僅僅是基建層面的,也能逐漸擴大到其他方面。從實踐來說,“一帶一路”推進時可以“能者先行”,困難少、風險小的先做起來。
他還舉例說,“一帶一路”沿線一些國家一方面需要中國制造的商品,但又擔心大規模逆差,那么中國企業就直接在那里投資建設工業園區,幫助提高該國的工業制造能力,再把產品賣向全世界,中國企業得到了發展,該國的經濟實力也增強了,這就是很好的合作共贏。
陶一桃表示,隨著市場經濟發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人們的意識和觀念應該會逐漸發生變化。另外,文化與文化之間的溝通、對話乃至交融也會逐步進行,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原標題:基建與自貿區網絡并進 “一帶一路”助推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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