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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維迎林毅夫再論戰：經濟學家都是段子手

　　經濟學家張維迎和林毅夫的又一場論戰已經持續了幾個月。1995年是國企改革之爭；2002年，張維迎加入了林毅夫和楊小凱關于后發優勢與后發劣勢之爭。

　　時代周報特約記者 熊皮特

　　經濟學家張維迎和林毅夫的又一場論戰已經持續了幾個月。1995年是國企改革之爭；2002年，張維迎加入了林毅夫和楊小凱關于后發優勢與后發劣勢之爭；2014年林張論戰再次升級，這次是關于政府干預經濟；8月下旬開始的產業政策討論甚至讓兩人首次決定公開辯論。同為北大國發院教授的兩人，將于30天內在北大國發院舉行辯論。

　　然而產業政策討論蔓延到更廣闊的領域，許多人列舉的例子是日本，而除日本之外，產業政策在各地各有得失，決定其成敗的并非政策本身，而是政治環境。

　　產業政策的成敗案例

　　1953年12月，臺灣地區當局的技術顧問美國紐約懷特工程公司，向當時的“經濟安定委員會”建議，在臺灣設立一座樹脂加工廠。

　　1950年代開始，在美國經濟援助下的臺灣當局，對經濟進行了系統性的干預，主要目標是實現政府指導和控制、擴大私營部門、促進經濟長遠發展，由此產生了后來的Industry Targeting政策，即戰略性產業政策。這一政策采用的方式之一是在當局的指導下，先選擇優先發展的行業，利用援助投資建廠，然后把項目交付私人企業家經營。懷特公司則承擔“目標產業”的評估工作。

　　當時的“經濟部長”、后來被稱為“臺灣經濟之父”的尹仲容接受了建塑料廠的建議，但具體選擇誰來承接企業時頗費周章，最后，尹仲容通過臺灣銀行查詢到，一個叫王永慶的米商存款最多，因而決定讓王永慶接手塑料廠項目。1957年，第一家塑料工廠在當局監督下完工，移交給王永慶。后來這個工廠發展為臺灣的大型企業聯合體—臺塑集團。

　　臺灣的故事在發展經濟學領域是一個經典案例。通過政府干預來幫助產業發展，在臺灣的經濟發展史上還有不少，例如當局曾公開銷毀2萬只燈泡，以打擊劣質產品。在私營企業發展的同時，當局也興建大型鋼鐵綜合企業。1965年，臺灣創立了高雄出口加工區，推行信貸支持等政策。到1980年代，多達60%的研發支出來自公共部門。官方的產業政策研究院在上世紀70年代開始扮演了關鍵角色，對美國的技術依賴也逐漸減少。

　　在西非，同樣發生在1950年代。1957年，舊稱“黃金海岸”的加納，在恩克魯瑪的領導下，成為了非洲第一個實現政治獨立的國家。當時人們對加納的發展滿懷樂觀，包括阿瑟·劉易斯在內的一流的發展經濟學家，都為新政府出謀劃策。

　　同樣是在外國專家的指導下，加納政府制訂了五年計劃和宏大的發展目標。這些計劃同樣由政府牽頭。為了實現把加納建設為發達工業國的雄偉計劃，學校、醫院、道路、水壩都開始大規模興建。恩克魯瑪不滿足于變化的速度，不斷推出新的建設計劃：制造廠、煉鋼廠、礦山、船塢、航空公司……只要能夠想到的行業，都在建設之中。

　　商人們很快發現，只要能說服恩克魯瑪，還有足夠的錢賄賂負責審批的官員，就很容易得到政府項目。而許多項目根本沒有評估經濟效益。由于缺乏監管，這些項目的造價，也往往大大超出正常范圍。但由于人們對加納工業騰飛充滿信心，加納政府依然得到外界的貸款支持。人們全然沒有發現加納的經濟已經被腐敗的政治、低效的項目、錯誤的決策拖垮了。

　　1963年，官方公布的加納政府外債額度是1.84億英鎊，1964年就達到了3.49億英鎊，實際上更多。巨額債務終于迫使加納政府開始了進口限制，不過管理方法混亂而無效。很快，很多建設中的項目停工，工業化再也進行不下去了。

　　加納的農業也因為盲目的大型機械化而衰退。高額的稅收使得加納出現反對恩克魯瑪的聲音，加上外匯短缺導致很多必需品供應不足，國內物價飛漲，罷工也開始了。社會問題日趨嚴重。到1965年，加納政府基本上已經破產，已知外債超過政府收入的十幾倍。

　　以上關于加納工業化進程的種種悲劇，以及對這一失敗的解釋，自然是后來學者們通過研究總結得出的，剛開始，預見到這些的人不多。而且至少短期來看，失敗或成功都不是那么絕對和顯而易見，比如在臺灣，不是所有措施都十分成功，而基礎設施建設也的確改善了加納人的生活。

　　經濟學家講故事一再反轉

　　就連在經濟學界，產業政策也無清晰的定義，籠統地說許多制度都可以視為“產業政策”，從關稅和外貿保護，到稅收優惠、各種補貼、出口加工區，以及國有經濟，甚至政府出臺更嚴格的環保法律，也可以當作某種“產業政策”意向的體現。

　　大部分經濟學家認為，產業政策可以促進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支持這一觀點的案例，除了前述案例，還有日本、新加坡、韓國等亞洲國家；反例也大量存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有更多的失敗案例；拉丁美洲除了少數成功案例（如巴西），普遍也不太成功，政府的保護和補貼沒有扶植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而是“保護”了缺乏競爭力的壟斷或寡頭企業。

　　在發展經濟學中，“二戰”之后的早期研究基本把經濟發展等同于工業化，認為貧困國家不能自然而然跨越資金和技術門檻，需要政府通過產業政策來推動工業化。其中最有影響力的一種建議是，在一段時期內禁止某些產品的進口，給國內的工業部門留出發展空間，直至它們足夠強大，這也就是所謂“進口替代”，許多國家在實踐中或多或少采用了這種建議。

　　到1980年代，這種理論開始受到另一些經濟學家的持續批判，后者認為產業政策并未發揮作用也不能發揮作用，因為政府失靈總是比市場失靈更為嚴重，他們主張政府應保持“守夜人”的性質。前段時間國內關于產業政策的爭議中，經濟學家張維迎的主張，基本屬于這一派。

　　日本：最具競爭力產業受助最少

　　“東亞奇跡”可能是對主張政府無為而治的經典反駁。日本等國在“二戰”后的巨大發展，似乎不可能跟他們的產業政策撇開關系。不過，近年里，就連日本產業政策的有效性也被質疑了。

　　在日本經濟如日中天的1980年代，日本通產省官員對戰后日本經濟恢復的規劃，被認為是日本迅速實現工業化的主要推手。著名的例子是通產省為了減少國內的競爭，在1961年計劃把日本汽車制造商減少為三家：一個制造家用汽車，一個制造特殊汽車和一個制造微型汽車。但是，這一計劃沒有完全實現，隨著日本汽車國內市場的擴大和全球競爭力的上升，日本在頂峰時期有10家整車制造商，而今天聞名全球的Honda制造商，就屬于當初要被通產省取締的對象。因此，有學者指出，日本汽車制造業取得如今的成就，與通產省的政策沒有關系。

　　日本房地產和股市泡沫破了之后，經濟學家也從資源使用效率的角度，質疑產業政策神話。比如有人對1955-1990年接受日本開發銀行貸款資助的13個產業進行了研究，結果發現，日本最有競爭的產業，例如汽車行業和電子制造業，生產率提高最快但是接受日本開發銀行資助最少；最為落后的產業，如礦業、石油和煤炭行業，接受日本開發銀行貸款最多。也有人指出，日本鋼鐵業的快速崛起，得益于已經成熟的煉鋼技術和日本政府提供的廉價資金，日本鋼鐵業當時的資本回報率，大大低于日本制造業平均回報率。從投資效率來講，這不是成功的產業政策。

　　產業政策到底有沒有用？為什么有時能發揮作用，有時卻不能？一些經濟學家的結論不斷地被另一些經濟學家所顛覆。觀點的天平來回往復。曾經寫過《國家為什么失敗？》的美國學者詹姆斯·羅賓遜在近期發表的一篇論文里專門討論這個問題，他提出，不同國家不同的政治環境決定了產業政策的成敗。

　　他的說法大致是：發展中國家推出產業政策，雖然看起來是受到某些學術觀點的支持和推動，但說到底它是一個國家的政治選擇的內生結果，而在利益和制度沒有理順的情況下，產業政策無法起到正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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