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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針指向11點，老父親估摸著，兒子去領60萬元拆遷款，該到家了。誰知左等右等，就是不見兒子的身影。直到傍晚，兒子開著一輛奧迪回來了--60萬元換的。

團北京市海淀區委副書記尹鶴靈講的這個故事不是段子，而是真實發生的事情。故事中的“兒子”，正印證了大眾心目中“拆二代”的形象。然而，近期團海淀區委與中國青年政治學院聯合開展的調查顯示，“拆二代”可能有著“另一副面孔”。

一個負面形象就能“黑一片”

在網上可以搜索到“拆二代”的定義:“‘拆二代’是相對‘官二代’‘富二代’而提出來的一個群體。這個群體多數是上世紀80年代后出生的城市近郊的人。他們繼承了父輩留下的房產，在城市擴建的時候，由于拆遷補償而突然一夜之間暴富，從而形成了一個特殊的群體。”并且強調，“目前來看，這個群體發生的問題越來越多，成為一種令人擔憂的社會現象。”

近年來，隨著我國城市化不斷推進，無數村莊變成社區，農民變成居民。這些從農村社區轉化而來的城市社區，可以稱作“新發展社區”。生活在此的年輕人，也可以稱為“新發展社區青年”。近年來，這一群體因各種負面報道備受關注，并被冠以“拆二代”的頭銜。

對此，剛剛經歷了拆遷的小孟有點“無奈”。“其實拆遷整個過程對我都沒有特別大的影響，只是搬個家而已。”他說，“好的影響需要慢慢培養，可是一個負面形象出來，就整個‘黑’一片。”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繼續進行，日益龐大的新發展社區青年群體，作為一個“新興青年群體”，引起了團海淀區委的關注，“新發展社區青年和傳統意義上共青團組織關注的弱勢青年群體不同，他們不會出現經濟上的絕對困難，但他們的真實情況亟待了解。”

為了掌握新發展社區青年群體的狀況，并為他們提供有針對性的服務，團海淀區委聯合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開展了一次新發展社區青年群體研究。

研究在因“蟻族”報道而為人所熟知的海淀區西北旺鎮展開(主要是唐家嶺村和土井村)。課題組對354名青年進行了問卷調查，并對22名青年進行了深入訪談。結果顯示，新發展社區青年在經濟適應方面呈現“普遍適應，少數困難，個別極端”的特征，在社會適應方面“普遍不佳”，同時，青年的個人發展需要支持。

少數人有“自己干”的沖動和底氣

拆遷之后，小黎“沒什么富二代的感覺”。他今年24歲，剛剛畢業半年，在首都機場工作。“拆遷以前也感覺老缺錢，現在好像沒什么變化，我一直覺得挺缺錢的。”小黎說，雖然拆遷前后家里的經濟條件變化挺明顯，但錢都在父母手里。除了裝修新房，把即將報廢的車換掉，生活并沒有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工作了，錢要靠自己掙。”他說。

在調查中，課題組發現，許多“拆二代”并未像媒體報道的那樣“一夜暴富”，有些人的收入反而降低。拆遷前，許多家庭會把富余的房子租出去，每個月能得到一筆穩定的房租收入。拆遷后房子變成了錢，裝修、換車就花得所剩無幾，每個月的收入反倒少了。

小陳就是其中之一。年過而立，小陳開始擔負起家庭的重任。而拆遷帶來許多諸如停車費、物業費等新的花銷，讓他始料未及。“拆遷之前我從來沒擔心過經濟來源，但是拆遷之后我真的擔心，發愁我們這一家子怎么過。”他說，“以前要說換個手機就換了，現在想換手機都得列入規劃。”

調查顯示，拆遷前后，79.9%的青年消費水平保持穩定，消費水平降低的占3.5%，消費水平提高的占16.6%。部分青年的確因為拆遷帶來收入，出現消費水平有所提升的現象，但大部分都在合理范圍之內。在被問及“希望社區青年匯組織什么類型的活動”時，18%受訪者表示希望參加投資理財講座之類的活動。

小黎感受最明顯的，就是自己有了“裸辭”的底氣。“比如這工作我干不下去了，和家里商量商量，拿一部分錢我自己做點什么，原來沒拆遷我肯定不敢想。”

在此前的報道中，“游手好閑”也是“拆二代”的一個顯著特征。調查發現，的確有部分青年在拆遷后選擇放棄就業，但其中更多是因為生育子女等家庭原因，并非因為“拆遷后有錢了”。

因為父母身體越來越不好，沒有人能照顧孩子，小孟和妻子商量后，決定從外企辭職，“退居二線”。“家里基本都靠妻子打拼，拆遷款存在銀行，基本不動，將來有一些不可預測的疾病或者意外再用這個錢。”小孟也聽說小區里有的青年拿到100萬元拆遷款短短幾個月就“花沒了”，但這只是極個別的案例。

不良行為發生率極低

有時候，小黎挺懷念以前住平房的日子。“那時候鄰里關系特好，大家老坐在路邊、胡同邊聊天，出去上個廁所就跟人家聊會兒。”他說，“現在住樓房，都是自己過自己的了。有些鄰居都找不到了。”

小黎有位好朋友，拆遷以后住得并不遠，可他們再也沒有見過面。更多的朋友，已經“不知道漂哪兒去了”。

調查顯示，青年和朋友平均每周相處的時間，從拆遷前的13.45小時，降低到9.84小時。和朋友聯系減少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拆遷后居住距離增加，導致聯系困難。在和老街坊的交往變得困難的同時，和新鄰居的關系建立也因為缺乏機會、生活習慣不同、交流溝通方式不同等原因，成為一件難事。“也有人根本看不起我們，說我們是拆遷的，是農村的。這些話對我們來說也是一種傷害，關系肯定會有一些嫌隙。”小孟說。

在拆遷帶來的變化里，最引人關注的莫過于“拆二代”的種種“惡劣行徑”。然而，調查表明，在受拆遷影響的新發展社區青年中，不良行為發生比例極低。其中“抽煙喝酒”發生比例最高，表示“經常發生”和“偶爾發生”的合計占25%，而經常出入娛樂場所、賭博、藥物濫用的青年，分別只占0.9%、0.9%和0.1%。并且，其中許多并不是因為拆遷才開始的。

調查發現，青年對社區發展變化的適應隨著時間變化，從不適應到適應的關鍵時間大概在兩年左右。為了更好地幫助新發展社區青年建立新的社會關系，社區青年匯可以發揮積極作用。在青年的舊有社會關系受到負面影響、新的社會關系尚未建立的情況下，社區以及青年匯提供的服務，可以促進青年發展新的社會關系。

調查顯示，26.9%的調查對象沒有參加過團組織舉辦的活動，56.9%偶爾參加，經常參加的占16.2%。

作為課題成果，由團海淀區委書記米佳和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周曉春博士主編的《新發展社區青年群體研究》日前正式出版，其中提出幾點建議:第一，針對新發展社區青年應采取系統的、動態的、發展性的新視角來看待。第二，針對青年社會資產不足的狀態，應采取資本為本的社區發展服務策略。第三，可以采用個人發展計劃、歷奇為本輔導(注:即在輔導人員帶領下，讓青少年在沒有經歷過的情境中完成新奇、驚險的任務)等創新服務手法服務新發展社區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