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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大風險高收入低 做夢都在喊“快救孩子”

不要讓兒科醫生成為"稀缺"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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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夜班前喝咖啡

張成曄是北京兒童醫院急診科的副主任醫師。1996年，張成曄從首都醫科大學畢業分配到北京兒童醫院急診科工作，一干就是20年。這20年間，和她同一時期分配到北京兒童醫院急診科的醫生很多都離開了：有的去了其他科室，有的轉行，跨度大的甚至當上了工程師。“像我這樣40多歲的醫生，現在科室里只有3名。”

兒科醫生苦，急診科醫生格外苦。北京兒童醫院急診醫生常年按照“白班—小夜班(下午4點至晚上12點)—夜班(晚上12點至早上8點)”的順序排班。醫院一年365天每天24小時不停診，這樣的節奏導致急診科醫生們的生物鐘全部是亂的。北京兒童醫院急診科醫生人人都有兩件法寶：安定、咖啡。下了夜班要吃片安定，否則睡不著覺;上夜班前要喝杯咖啡，防止晚上犯困。“我們也知道熬夜對身體不好，我們也知道熬夜不利于美容護膚，但這些我們根本不考慮，只想著下了夜班之后要能睡著，否則下一班就會打不起精神來。”

每天迎著太陽上班、伴著夕陽下班，成了兒科急診醫生最奢侈的愿望。張成曄工作20年間，最幸福的時光就是休產假的那段時間，“終于過上了作息正常的生活。”因為常年倒班，張成曄根本沒時間照顧孩子，“偶爾聽別人說給孩子報了什么補習班，我全都沒聽說過。”兒子外出旅行，陪同者永遠是爸爸，“我在一線工作的10多年里沒離開過北京，沒坐過火車、沒坐過飛機。”急診科人手緊張，一旦有一個人請假外出，就意味著同事們更替著上班，“別看上班時都生龍活虎的，很多同事因為長期生活不規律工作壓力大，有各種各樣的病痛：科室里有個醫生腎臟不好，只要沒有出現血尿就會堅持上班;有個同事患有消化道潰瘍，發病的時候下了班曾經在回家路上蹲在路邊吐血……”張成曄自己也有偏頭痛，“現在偏頭痛時一次要吃三片止痛藥，一片藥根本頂不住。”

在急診科工作20年，讓張成曄練出了一身武藝，也讓一個又一個危重患兒在她手里起死回生。“一個孩子的生與死，一個家庭的喜與悲，都凝結在你作出判斷并迅速施救的那一瞬間，這種成就感是我堅守下來的原因。”一個小手冰冷的孩子，經過她的救治，小手又暖了起來，“摸摸孩子溫暖的小手，你會覺得再苦再累，都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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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不高工作累

北京大學第一醫院兒科是國家重點學科，這充分說明北大醫院兒科的學術地位和診療水平。因此，北大醫院的兒科相對多數綜合醫院來說，規模也比較龐大，大約有60名醫生，科室的病房共有172張床位。今年42歲的齊建光已經評上了主任醫師，同時還擔任科室的行政副主任，但即便是這樣的資歷，她也繞不過三個字：上夜班。“在我們科室，只有年齡到了50歲，才可以不上夜班。”齊建光這個年齡段的醫生們，基本上每周上一個夜班。很多患者不知道的是，他們在上這個夜班之前，先上了一天的白班;下了夜班不能回家，而是要接著出第二天的門診，忙完當天的門診之后才能下班。

齊建光1998年碩士畢業后進入北大醫院兒科工作。“當時我是自己選擇了兒科的專業方向，我喜歡孩子，而且我在兒科實習時，也很喜歡兒科的氛圍。”每個科室的醫生都被不同的文化塑造成不同氣場的人，北大醫院兒科的醫生們都很溫和，科室內的氣氛也很民主。良好的小環境、北大醫院兒科在全國穩固的學術地位，依然不能將所有的醫生牢牢鎖定。“我剛到科室工作的那幾年，幾乎年年都有醫生離職。”齊建光說，有的醫生出國了，有的醫生下海了;最近這兩三年，兒科流失的醫生比較少，但也有年輕醫生跳槽去了民營醫院，“公立醫院工作強度大，工資水平低。”齊建光說，北大醫院兒科并沒有出現一些兄弟醫院兒科“受氣”的情況，但兒科醫生們的收入確實不高，年輕醫生苦讀10年，畢業后要面臨著養家的任務，但他們憑借一己之力，甚至付不起一套房子的首付。巨大的生存壓力，讓一些年輕醫生不得不考慮生活的需求，選擇了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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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用藥風險高

小黃是北京朝陽醫院兒科的一名年輕醫生，讀了五年本科、三年碩士，畢業后又到一家著名的三甲醫院進行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這一培訓又是三年。之后，她回到朝陽醫院兒科工作，目前擔任朝陽醫院兒科病房的住院總醫師。

“住院總醫師基本上要住在醫院里。”小黃的工作狀態是上24小時班，休息24小時，下班后通常還需要加班。很多患者以為住院總醫師就是在病房里轉悠，實際上，小黃在上班時間不僅要在病房里診治住院的患兒，還要負責其他科室的會診，偶爾也會在病房不忙的時候去支援門診的工作，同時她還承擔著教學任務和科研任務。

朝陽醫院兒科病房分為普通病房和新生兒病房。“新生兒病房通常有14到16名患兒住院。”說到新生兒就不可避免要說到產科——朝陽醫院產科是病理產科，因此，經常有危重孕婦分娩出的寶寶需要進行治療，這些新生兒往往從產房或手術室直接進入新生兒病房，“每年大約有三分之一的新生兒轉入兒科，可想而知兒科的壓力有多大。”

新生兒的體重小，一般體重都在3公斤左右;要是遇到早產的孩子，體重更小了，有的甚至還不到1.5公斤，這就需要醫生用藥非常精細。高強度的體力消耗對于小黃來說，還真不算什么，反倒是新生兒診療的這種精細，讓她覺得“心累”。“新生兒用藥都是根據體重計算出來的，有的寶寶一次用藥只有幾微克，為了確保萬無一失，我們需要反復核對、反復計算寶寶的劑量，就怕出錯。”與成年人不同，新生兒病情變化非常快。以感染為例，成年人感染后一般都會出現發熱等癥狀，但新生兒感染通常不發熱，甚至低體溫，癥狀很隱匿，“比如新生兒壞死性小腸結腸炎，表現可能就是不愛吃奶、不愛哭鬧，肚子脹，醫生必須要仔細聽寶寶的腸鳴音、結合輔助檢查才能判斷。”一旦醫生沒判斷出來，壞死性小腸結腸炎的新生兒有可能在半天內就會進展到腸穿孔的程度，需要外科手術，甚至會死亡。

這些新生兒寶寶給小黃帶來的壓力很大，但小黃依然覺得兒科的工作很有意義。“我讀研究生時，是自己選擇的兒科專業，因為我喜歡孩子，當時根本沒有考慮收入的問題。”如今，小黃偶爾也會和特別親近的同學聊聊天，問問收入，“還是最低的。”全面二孩政策啟動和兩會相關議案、提案提出后，小黃覺得今后兒科會越來越受到重視，“雖然收入比起同學們來說不算高，但我依然很喜歡兒科的工作，兒科醫生真的很重要。”

專家：兒童醫院院長倪鑫

恢復兒科專業招生

做醫生難，做兒科醫生更難。數據顯示，目前我國每千人兒科醫生比率為0.53，美國是1.46。照此比率，我國兒科醫生缺口至少20萬。兒科醫生的工作狀態就是：壓力大、風險高、收入低。北京兒童醫院一名急診科的醫生說夢話都在喊著：“孩子不行了，快叫主任來!”她的丈夫握著她的手說：“叫了叫了!”她才繼續睡去。醫生少，患兒多，醫務人員拼盡全力也難免照顧不周。一家只有一個寶貝孩子，面對突如其來的病痛，家屬心情尤其急切，指責、辱罵甚至動手就成了常事。兒科用藥的風險也比成人高，細微的差別會在機體里產生明顯的變化。高強度的工作讓醫生身心俱疲，一些兒科醫生選擇了離開。

“中國兒科醫生正在成為國家的稀缺人才，兒科醫生請不要走，我們需要你!”倪鑫說，人才培養源頭的斷裂從根本上影響了兒科醫生的后備力量。教育部1998年在《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的調整中，將兒科專業作為調整專業，1999年起停止招生，人才供應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兒科醫生的短缺。兒童醫院不僅招不到人，還面臨醫生流失，一些兒童醫院同年入職的醫生有近30%離職。在綜合醫院，兒科因為收入低，同等工作量的兒科醫生績效低于其他科室，成為醫院的包袱，部分兒科醫生開始轉行。兒科醫生越是緊缺，工作壓力就越大，在待遇得不到改善的前提下，只會有更少的人從事兒科醫生行業，由此形成一個惡性循環。但目前高強度的工作，即使是提高收入，不少醫生也不愿意干兒科。曾經有一名醫生想來北京兒童醫院急診科上班，本是板上釘釘的事兒，結果這名醫生實地考察后，就給當時的急診科領導打電話說：“就這勞動環境和工作強度，一個月給10萬我也不愿意干!”

倪鑫說，要解決兒科醫生短缺的問題，首先要開源，例如加分、恢復兒科系，但這解決的僅僅是門檻問題，進去了能不能留住才是最重要的問題。兒科的薪資待遇問題是核心問題，醫院的發展、文化建設、科研水平也是兒科醫生成長的重要外部環境。要解決兒科醫生的薪資待遇問題，第一要加大資金的支持力度，給予兒科醫生特殊政策，以提高薪資水平。第二，要進一步完善兒科的醫療收費體系，重新計算兒科的人員成本、處置費用成本，提高服務性收費，降低藥品加成，形成更合理的醫療價格體系。此外，還應鼓勵社會資本參與兒科醫院建設，增加供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