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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凝聚結構性改革共識 促進世界經濟增長——樓繼偉部長在G20結構性改革高級別研討會上的講話　

財政部部長樓繼偉

(2016年2月26日，上海)

尊敬的G20各國代表，各位來賓，女士們，先生們：

歡迎大家來到美麗的上海，參加G20結構性改革高級別研討會！

當前，全球經濟依然面臨嚴峻挑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新年伊始將全球經濟增長率從3.6%下調至3.4%，其他重要國際組織普遍下調了對2016年全球經濟增速的預測。在此背景下，促進“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仍是G20的一項重要任務。

面對持續低迷的全球經濟，G20國家加強政策協調與應對至關重要。正如習近平主席在G20安塔利亞峰會上指出的，我們要找準病灶，對癥下藥。全球低增長困境是表象，體現為總需求不振、失業問題突出、債務高企、貿易和投資低迷等。雖然其與周期性因素和短期下行風險密切相關，但更深層次原因則源于全球經濟的中長期結構性問題。特別是危機后各主要經濟體全要素生產率增速放緩，潛在產出水平下降，成為制約全球經濟回歸強勁增長的根本性問題。如何破解這一難題，增強經濟內生動力，恢復全球經濟活力，是我們共同面臨的挑戰，也是中國財政部與IMF和OECD聯合主辦本次研討會的目的和宗旨。

促進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的根本途徑是深化結構性改革。結構性改革與宏觀經濟的關系已在許多理論研究和國別實證分析中得到確認。從國際經驗看也是如此。一國經濟發展早期主要依靠要素投入，但在發展中后期階段，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逐步提高。以中國為例，通過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相結合的、波浪式前進的改革，中國實現了從計劃經濟體制向有宏觀管理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整體躍遷，要素配置效率得到極大提高，有力地帶動了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據測算，1982-2010年間中國全要素生產率年均增速達4.86%，且在上世紀80年代初、90年代初以及進入本世紀后，出現了幾輪快速增長期。這與中國推進改革的節奏是基本一致的。從其他G20國家看，也有很多結構性改革的成功案例。國際金融危機后，德國經濟表現出較強韌性，繼續成為引領歐洲經濟增長的核心之一。這得益于德國長期以來對結構性改革的重視，要素配置不斷優化，創新得到有效激勵，增強了本國核心競爭力。在受危機嚴重沖擊的愛爾蘭、西班牙、意大利等國家，通過在金融部門、勞動力市場等方面堅持推進結構性改革，經濟增長有了明顯起色，失業問題也逐步改善。

整體來看，近幾年G20對結構性改革的重視程度不斷加大，并做出了許多政策努力。特別是2014年布里斯班峰會上各方圍繞就業、投資、貿易和競爭等四大領域制定了千余項促進增長的政策措施，其中包括數百項結構性改革承諾。2015年，各國根據形勢變化對增長戰略進行了更新，增加了新的政策承諾。但總體上，G20改革進展仍落后于預期。我們仍需進一步加強G20的結構性改革議程。

G20首先要加強改革行動的頂層設計。在考慮各國國情和發展階段差異的基礎上，G20可以就一些最基本的改革領域和原則尋找“最大公約數”，制定G20結構性改革的優先領域和一般原則。這將有助于各成員協同推進和落實改革，最大限度發揮改革的正面溢出效應。

結合全球主要結構性挑戰，以及G20現有的重點改革承諾，我認為以下領域值得深入探討：一是促進貿易和投資。最近兩年，國際貿易和對外直接投資增速顯著低于危機前水平，對全球經濟的拉動作用大大下降。G20應通過努力減少市場準入障礙，消除跨境貿易和投資的稅收壁壘，提高勞動力市場靈活性等途徑提高私人部門投資意愿，促進貿易發展，努力恢復全球經濟的傳統增長動力。二是推動勞動力市場改革。受老齡化等因素影響，全球勞動力供給的結構正在發生變化，勞動參與率呈下降趨勢。G20應努力打破勞動力市場分割，降低就業壁壘，鼓勵勞動力流動性。部分國家應對社保體系進行必要改革，通過增強競爭激勵勞動者就業，防止勞動力成本過快上漲。同時，應加大教育投入，提高教育質量以及教育與勞動力市場需求的匹配程度等。三是鼓勵創新。一方面要繼續加大對技術進步的支持，包括完善技術創新的激勵和保護制度與非制度性安排，促成新的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的到來。另一方面，要進行必要的制度性創新。這既包括在國別層面對財稅、產業監管、社保、產權保護、知識產權等一系列領域進行制度改革和創新，也包括在國際層面進一步推動貨幣、貿易和投資、金融、稅收等多邊體系改革，改善全球經濟治理。四是提高財政可持續性。危機后，全球政府債務規模之大、持續時間之長史無前例，對于金融穩定和市場信心均有重要影響，一定程度上已成為全球經濟中的結構性問題。中長期看，G20需要確保債務可持續性，逐步恢復財政政策空間，為經濟持續增長奠定基礎。此外，各國還普遍面臨基礎設施、競爭、金融改革、環境可持續性等方面的中長期挑戰，也應作為下一步推進結構性改革的重要領域。

在深化頂層設計的同時，G20還應加強對改革進展與成效的監測分析，更好地推進落實各項改革承諾。目前G20對結構性改革政策承諾的進展以定性分析為主，缺少量化評估手段，評估結論不夠明確直觀。為此，G20可考慮通過一套結構性指標構建量化分析框架，一方面可以相對客觀地衡量改革在經濟、社會、環境等方面帶來的整體效益；另一方面也可以較為直觀地總結一國各領域結構性改革進展與不足，并為下一步改革行動提供參考和指導。

(樓繼偉部長在G20結構性改革高級別研討會上的講話)

基于上述考慮，中方作為2016年G20主席國提出將結構性改革作為財金渠道重點議題，并希望通過制定結構性改革優先領域和一般原則以及衡量改革進展的指標體系，推動G20各國在結構性改革方面取得更多實質性進展，為實現全球經濟中長期可持續增長奠定堅實基礎。

在此，我希望G20各成員和各位專家學者，借此次研討會的機會對結構性改革進行深入的探討和交流。我們既要放眼全局，看到全球經濟中的基本問題、基本趨勢，為G20共同的改革努力找準方向，又要看到各國經濟條件和發展階段的差異，從各自的國別經驗中相互學習，彼此借鑒。

最后，祝本次研討會圓滿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