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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部、智庫工作協調辦公室主辦，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承辦的“中國社會科學院高端智庫論壇”之“2016年經濟形勢座談會——聚焦：新常態、新改革、新發展”日前在京舉行。中國社科院經濟學部主任李揚、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高培勇等著名專家就當前財政金融形勢發表觀點。

李揚：下一步財稅金融改革是重頭戲

當下遇到了很多經濟問題，這些問題需要給出系統回答。

第一個是關于全球經濟的問題。全球經濟危機從2007年到現在已經8年，還在繼續惡化。春節期間，美聯儲剛剛加息，又在討論負利率。日本安倍的“三支箭”都落空了，在討論進一步實施負利率。歐洲實施負利率已經三年，中國這個最大發展中經濟體也進入了長期的調整時期。所有這些變化都使我們要重新回顧從2007年開始的這一輪危機，我們要考慮有哪些因素必須認真研究，加以應對。

五個問題比較突出。一是人口問題，全世界人口結構都遇到了問題。二是全球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在下降。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背后是科技進步問題，全球都在等待一次重大的科技進步把我們從目前這樣一種狀態中帶出來，但現在還沒有看到哪種進步能產生這樣巨大的作用。三是真實利率處于負值水平。有些人說“5000年之變局”。真實利率處在負值水平本質是實體經濟現象，當然也與其他體制因素、人口因素、經濟結構密切相關，很難走出來。四是長期的產出缺口。各國經濟增長的實際水平都低于潛在水平。五是金融周期凸顯。這樣一些問題構成當前全球的經濟局面。

第二個是金融周期問題，它非常特殊，構成我們正在面對的一個周期的一部分。

這里面要點也有五個：一是目前面臨的金融周期徹底否定了金融和貨幣中性論。在主流經濟學中，金融、貨幣、證券是中性的，對經濟實體的運行不可能產生長期的實質性沖擊，這點是有問題的。二是產生這種狀況是因為整個經濟在類金融化，全世界的金融都在自由化，全世界的金融體系正在一體化，這些使得金融因素由潛在因素上升為內生的很重要的凸顯因素。三是由于整個經濟金融化產生了金融加速器，這個加速器透過信貸傳導渠道和資產負債表兩個渠道在對我們的經濟產生重大影響。它都有很復雜的內容，簡單地說資產負債表沖擊下，整個過去以實體經濟為基本特征的經濟周期沒有充分展開的時候，金融市場已經狂瀉了。金融市場狂瀉之后馬上導致經濟主體資產負債表的不平衡，于是就引致了微觀主體的行為方式變化。企業過去是利潤最大化，現在是債務最小化，全世界形成了螺旋形的緊縮狀態。四是由于金融周期凸顯傳統的宏觀經濟政策，特別是貨幣政策失靈。現在采取很多措施，加息、減息、量寬、量寬退出，總之不得要領。如何應對金融周期造成的經濟危機，目前還沒有經驗。這一點上中國和世界上很多國家處在同一個起跑線。五是要重新認識，不要用原來的觀點看量化寬松，價格調控，要進一步看到宏觀政策的透明度、可信度，它對預期影響的至關重要。

第三個問題是關于供應側經濟結構調整。“供應側”找大學人講，就會講到了供應經濟學上面；找發改委來講，就會就講到計劃經濟上去。所以供應側改革到底應該怎么研究？我認為是一個高瞻遠矚的戰略轉型。怎樣在高度復雜的經濟形勢下落實，需要付出非常大的努力。供應側改革還是應和三中全會決定一致，就是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同時讓政府更好地發揮作用。我們應當沿著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以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以及這一段時間以來習近平主席一系列關于經濟、經濟學的重要講話為基礎，展開供應側改革的探討，千萬不要滑到供應學派，也不要滑回計劃經濟。

第四個問題是下一步財稅金融改革恐怕是重頭戲。本輪財稅改革基本停滯不前。原來提出的一些目標恐怕要往后退，財稅改革還是“十三五”很有挑戰性的任務，當前增加了一些挑戰。我們大致判斷，從現在到未來的很長時間內，中國的財政赤字、中國政府債務會迅速地、巨額地增加。日本、歐洲、美國幾十年在高赤字、高債務下運行，我們有必要在總結他們的教訓基礎上討論巨額政府債務和巨額政府赤字下如何促進經濟平穩發展。收入增長率下降、支出增長率上漲，兩項相抵一定是赤字問題，我們現在必須未雨綢繆。金融改革也沒有頭緒，大家只認可一句話，就是“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如果實體經濟被高度金融化，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如何落實、如何觀察、如何分析？現在這些問題是金融某種程度上過度發展造成的。這些問題可能通過傳統的加息、減息、增加貨幣供應、減少貨幣供應來解決嗎？顯然不可能。所以必須探討金融改革的新方向，這也給我們提出了非常多的挑戰。

第五個問題是關于TPP、自貿區。這里有兩個要點：第一，WTO之后全球貿易規則正在升級，TPP和中國自貿區都代表了一種新的全球貿易投資格局。已經談了26輪的中美投資貿易協定談判，也代表了新的全球貿易投資規則。這些方向是一致的，這個意義上中國自貿區是我們面對TPP挑戰的一個積極應對措施。但是現在很多地方又變成傳統的特區，那樣的路肯定有問題。這套規則背后涉及到國際規則的制定和主導權。TPP通過的時候美國總統奧巴馬明確指出，通過TPP就是不要讓中國主導地區經濟規則制定。我們就必須要積極參與，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推廣自貿區就是積極應對TPP的挑戰，用我們的規則影響全球，積極參與全球規則的制定。中國過去一直是國際規則的被動接受者，現在變成了積極參與者和新規則制定者。亞投行作為一個治理規則一呼百應，反映了中國的治理理念、中國的戰略在世界上是有市場和影響力的。今后應對TPP、自貿區的建設應該沿著這條路走下去。

高培勇：“十三五”期間財政政策必須是擴張性的

經濟減速是一個中長期的過程，而不是短期的。如果把經濟減速作為討論財政形勢的一個重要背景，可以發現經濟減速和財政形勢之間有著重要關系，主要通過六個方面因素來傳遞：第一是財政收入，第二是財政支出，第三是財政政策，第四是預算管理，第五是財政體制，第六是財稅改革。經濟減速對于這六個方面的因素都有影響，而且是一些趨勢性變化。

第一個趨勢性變化是財政收入下滑。2011年財政收入增速是24.8%，到了2015年下滑到8.4%。這個8.4%還是一個對外公布的數字。對8.4%可以做兩個減法：一個減法是同口徑調整。2014年開始，把原來屬于政府性基金項目的五項基金調入到一般公共預算當中，同口徑要把這個因素扣除掉，就只有5.9%；第二個減法是扣除特殊性增收因素。所以說，即便是5.9%增速還是采取各種特殊性增收措施后換來的。2014年、2015年連續兩年沒有完成預算任務。

為什么出現這樣的情況？顯然是稅收增速與GDP增速的差異造成的，稅收增速勝于GDP變化，這是由中國的稅收結構造成的。中國的間接稅比重高，它和價格關聯度甚于其他國家，特別是PPI長期處于低迷的狀態下以增值稅為代表的稅收收入增幅劇烈下降。

第二個趨勢性變化是財政支出呈剛性增長。隨著經濟減速，收入下滑支出也應跟著下滑。但不然，2014年財政支出增速8.3%，高于GDP；2015年經濟異常困難，財政支出的增速達到15.8%。因為經濟越下行，財政收支越困難，越需要拿錢買平安、買改革、買增長、買各種各樣的東西，所以中長期角度來看支出壓力非常大。

第三個趨勢變化是預算管理。預算管理當中最值得注意的事項是每年大量超收。從2014年我們的超收已經變成短收，如果對于預算指標的設計理念不做大調整，這種短收很可能成為一種新常態。2015年剔除各種特殊因素，我們的短收是1.4%。超收占中央和地方收入的比重呈現了戲劇性變化。2013年以前，超收收入占中央財政的比重、超收收入占地方財政的比重都在正向空間循環，但是近兩年已經到了下方。這是非常大的變化。我們的預算管理面對的難題是如何應對短收，如何彌補財政收支缺口。

在這種背景下更戲劇性的變化出現了，非一般公共預算收入意義凸顯。2015年1月1日前，我們談預算都是談一般公共預算的管理，去年新《預算法》實施，它的預算概念包括一般公共預算、政府基金預算、社會保險預算、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四個預算在內的所有的政府收支預算，所以我們的預算就可以分為一般公共預算和其他三種非一般公共預算。隨著經濟減速，收支矛盾的加劇，2013年開始，一般公共預算占全部政府收入的比重開始低于60%了，而原來是在60%以上。這逼迫我們更重視非一般公共預算的管理，要從非一般公共預算不斷地調入新財源去補充。口徑的調整就意味著，把原來屬于政府性激勵預算的五支基金劃為一般公共預算的管理，這說明這方面的突出變化。

第四個變化是財政政策呈周期性擴張。我們對財政管理歷來比較謹慎，過去財政政策是擴張還是緊縮一般都是一年一議，但是現在按照周期議定。可以講，“十三五”期間中國的財政政策必須是擴張性的。這種背景下，財政政策的擴張力度在急劇加大。2016年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肯定要有急劇上調，按照6.8%測算GDP，今年財政赤字突破2萬億，占GDP比重將達到3%。這是一個新變化，這種變化下對全口徑財政赤字的關注度將加大。全口徑財政赤字就是四本預算放在一起來計算赤字究竟是多大，這是非常新的一種變化。

2015年財政預算的赤字規模16200億，四本預算合并一起之后是11131.9億。這是因為其他三本預算有盈余，所以在討論2015年財政赤字占GDP比重的時候，對外公布的數字是2.4%，實際上按這樣一種口徑測算的結果只有1.65%，因此對中國今后財政政策的走向恐怕要拓展視野。

第五個趨勢變化是財政體制將呈現分權化跡象。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關系很像家庭關系，父輩能夠大包大攬的時候不放權，當他自身日子很困難的時候就有可能給地方政府放權，讓你自己找自己的路數解決問題。2015年開始，我國的財政體制出現了分權化的松動跡象，比如一般性轉移支付的比重增大，允許地方政府發債。中央轉移支付將中央一般預算支出的比重，2011年開始不再是增長的態勢，當轉移支付增長速度受擠壓的時候就會給地方政府一種松動的跡象。

第六個趨勢變化是財稅改革可能獲得新的推動力。中國歷史上重大的財稅體制改革發生的時間往往是財政困難或極度困難的時期。最近關于財稅體制改革各個方面的信息逐漸披露，比如預算改革。全部政府收支納入預算事業的時候，能夠體會到一般公共預算的收支出現了極大的困難，必須依靠統籌力度的加大來解決困難。在經濟減速條件下，必須通過減輕企業稅負來擴張經濟。但間接稅的減少必須有直接稅的增加，還有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的改革，最近高層已經傳遞出要更多地發揮地方積極性的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