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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時候喜歡聽收音機廣播的演義，喜歡廟會里演的地方戲曲，我不自覺以故事中匡時濟世的人物自許。高中后，興趣集中在中國近代史，希望能效法前人，為國家和民族的復興盡一己之力。”

時代巨變的洪流中，堅守初心，猶如傲骨凌霜。唯有守護最初夢想的毅力和勇氣，才是推動國家進步的力量。

2003年11月11日，我們從永安路106號出發，記錄這個國家一點一滴的變化。12年后，我們選擇了30人——他們無論身處喧囂躁動，抑或遭遇時代逆流，均以不變的信念應對萬變的困局。

在歲月的年輪中，他們有快意、有消沉，有對酒當歌、有失意彷徨。在一次次的磨礪中，不忘初心，舉步向前。

在這里，時間是對信念的敬意。

本期人物：林毅夫

林毅夫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名譽院長。2008年被任命為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兼負責發展經濟學的高級副行長，成為擔任此要職的發展中國家第一人。2012年在世界銀行的任期結束，返回北大，繼續教學研究工作。

剛度過63歲生日，時光在林毅夫臉上似乎沒留下什么痕跡。

他的助理拿出一張他20年前的老照片，與現在對比，幾乎沒有變化。

11月2日，北京大學朗潤園，眼前的林毅夫，還是標配的白襯衣、深色西裝，和在公眾面前慣常的微笑。

他是目前中國在世界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首位來自發展中國家的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

他的助理說，林老師講100句話，其中99句關乎經濟學。

他的言論和建議總是很有前瞻性，關于國企改革、金融改革、建設新農村等很多觀點均早于政府政策，最后成為政策的一部分。

正因如此，他也是參與國家政策制定討論最多的經濟學家，領銜“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核心成員，被稱為“國之智囊”。

這次面對新京報(微信公眾號ID：bjnews_xjb)記者，林毅夫破例，沒有“言必談經濟”。

　　他說出了這么多年自己身上的變化，他的家國情懷，和當年的初心。

2012年，林毅夫在北大畢業典禮上講話。

兩岸之間

游到對岸去，這關乎夢想

新京報：你剛過了63歲生日，在這個人生節點上回首從前的經歷，你的初心是什么?

林毅夫：追求民族的偉大復興，這是我的初心。我自小對中國近代史感興趣，知道這也是自鴉片戰爭以來歷代知識分子的追求。前面幾代知識分子為了民族復興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和貢獻，但不幸的是，我們與發達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只有到我們這一代，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才不再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用習主席的話講，我們現在是在最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刻，所以我們這代人是幸運的。

新京報：把時間拉回到36年前，1979年5月16日，27歲的你在那個晚上做出一個抉擇，從金門游到對岸大陸，當時出于什么考慮?

林毅夫：這與我的夢想和初心有關。

新京報：你認為在大陸更能實現自己的夢想?

林毅夫：我從小比較喜歡看書、思考，越來越清晰地認識到中華民族復興的希望在大陸，臺灣發展好了，并不能帶動整個大陸的發展，但我認為，大陸的發展能最終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也能帶動臺灣的發展。我要是留在臺灣的話，不能直接為這個目標做貢獻，即使個人能有成就，也有違初心。

新京報：有人說你是抱著籃球游過來的?當游過那片水域時，你腦海中想的是什么?

林毅夫：我就是空著手游過來的，沒有抱著籃球，我從小就善于游泳，我在記者招待會上澄清了一點，沒人能抱著籃球在海里游泳，不信你試試看。在下水之前想過很多，但游的過程中什么都沒想，就是一心一意想游到對岸。

新京報：你怎么去理解兩岸發展和民族復興的關系?

林毅夫：整個民族的復興必須是所有中國人的復興。兩岸之間合則兩利，分則兩害。兩岸的統一有利于中華民族的復興，中華民族的復興也會為臺灣同胞的發展提供更為廣闊的空間和舞臺。

國之智囊

“說我是‘官方經濟學家’不準確”

新京報：初到大陸時，會有很多不適應嗎?

林毅夫：到了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一個難以抉擇的是工作還是繼續讀書。我思考的是怎么真正為這個社會做貢獻，覺得我要對大陸做貢獻的話，那我必須了解大陸的社會、體制，所以決定先讀書。

新京報：為什么選擇讀經濟學?

林毅夫：因為大陸是社會主義體制，我就選擇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新京報：1994年，你提出“中國的奇跡”，2012年從世行回來，你提出“中國在2008年以后的20年里仍然有每年增長8%的潛力”，在外界看來，你一直對中國經濟發展前景非常樂觀，這種樂觀源自哪里?

林毅夫：我不是樂觀而是客觀的，因為大家都挺悲觀的，我就相對樂觀了。

我對中國經濟的未來是客觀分析來的。首先，我認為中國仍然有8%的增長潛力，從人均GDP來看，中國和發達國家的差距還很大，差距就是發展的空間。其次，我說的是增長潛力，最終能實現多高的發展，還取決于內部和外部的條件，潛力是有的，能不能實現這個潛力，要看內外部客觀的條件，和主觀的努力。

新京報：你是參與政府決策咨詢最多的經濟學家，已被公認為國家戰略藍圖背后的核心智囊，如何平衡學者和政府智囊的角色?

林毅夫：這兩者對我來講一點都不矛盾，因為我研究的是現實問題，理論來自于實踐，我一直研究的是我國改革開放過程中出現的實際現象是什么，了解這個現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把這個理解用嚴謹的語言寫出來就是學術論文，用大家能懂的語言來寫并加上改進意見，就是政策建議，對我來講做的就是同一件事，無非就是用哪種語言來表述。

新京報：你“有為政府”的主張以及對中國經濟增長潛力的判斷，令某些人把你看成“官方經濟學家”，質疑你“缺少知識分子的批判精神”。

林毅夫：我其實不太在乎別人的評價，我不是不批判，我一直在談問題呀，談問題怎么能不批判呢，但我不是為了批判而批判，我并不認為知識分子就應該反政府。一個完全思想解放的人，是沒有預設立場的、是實事求是的。

　　第二，說我是“官方經濟學家”不準確，我很少去為政府解釋、辯護，我經常是建議該怎么做，通常我的建議都早于政府的政策一兩年或更長，包括國企改革、金融改革、新農村建設、以消除增長瓶頸的投資作為反周期的舉措等，我不敢說政府是按照我的建議去做的，但大方向上是一致的。我基本不去解釋政府的政策是什么，我只是去發現中國正遇到什么問題，并思考這些問題應該怎么解決。

林毅夫接受媒體采訪。中新社發

世行感悟

世行給我的最大感悟是“反思”

新京報：2008年至2012年，你擔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和高級副行長，你在世界銀行主要做了什么?

林毅夫：世界銀行的主要任務是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減少貧困，我引領的發展經濟學研究部，就是通過提供知識來幫助發展中國家做出更明智的政策選擇，以發展經濟，減少貧困。

新京報：這是發展中國家的學者首度擔任這一重要職位，你怎么看待它帶來的意義和影響?

林毅夫：我能到世行當首席經濟學家，這是“水漲船高”，是因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功贏得了世界的尊重。世行首席經濟學家是經濟學界最有地位和影響力的職位，這一職位自1944年世行成立以來一直由發達國家經濟學家擔任，我是首位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家。此前，我一直以中國經濟的發展為切入點來研究發展經濟學，到了世行后，有一個更高的平臺去了解其他發展中國家、轉型國家的經驗。

新京報：在世界銀行任職期間，你最大的感悟是什么?

林毅夫：最大的感悟是：每個發展中國家都與中國有共同的夢想，都希望國家經濟發展，繁榮，早日實現現代化，從而獲得國際尊重。然而嚴峻的事實擺在面前，世界銀行和許多其他國際發展機構的幫助下，發展中國家減少貧困、實現現代化的任務并沒有很好地完成，除了少數幾個國家外，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一直擺脫不了低收入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從二次大戰結束以來，扣除掉中國改革開放以后減少的6億多貧困人口外，世界的貧困人口不僅沒有減少而且還在增加。

新京報：問題出現在哪里呢?

林毅夫：在我看來，思路決定出路，最大的問題在于沒有合適的理論指導他們。他們長期以發達國家的經驗為參照系，要求發展中國家去發展發達國家擁有而自己缺乏的產業，或者讓發展中國家去采用發達國家能做好而自己做不好的各種制度安排。這些實踐大多已被證明是失敗的。我希望推動理論創新，借鑒發展中國家成功和失敗的經驗，總結出合適的路徑，推動廣大發展中國家實現經濟發展和現代化。

新京報：你給世界銀行留下些什么，又給中國帶回來什么?

林毅夫：我留給世行最大的是反思吧。跟我一起工作的人，絕大多數畢業于世界名牌大學，受過很好的訓練，但是他們推行的那一套主流理論在治理貧困上都收效甚微。我認為他們應該反思，經過60多年了，你為何不成功，失敗在什么地方，為何少數國家和地區推行與主流經濟政策相反的政策能夠取得成功，而那些推行主流經濟政策的國家卻失敗了。

新京報：你本人在這種反思中，有什么收獲嗎?

林毅夫：我在這種反思過程中提出新結構經濟學，用來解釋發展中國家成功和失敗的背后的道理是什么，我想一個最大的一個是切入點不同，現有的理論體系以發達國家做參照系，我認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應該立足于他自己，現在有什么，根據他自身有的條件，把現在能做好的做大做強。

國家戰略“南南學院”將為發展中國家提供理論參照

新京報：9月26日，聯合國發展峰會上，習近平主席宣布成立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各國要根據自己的稟賦特點，制定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戰略”，它將落戶由你擔任名譽院長的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成為中國國際大戰略中的重要一環。對于籌辦該學院，你有何想法和規劃?

林毅夫：南南合作與發展研究院有相當大一部分責任是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培訓，我認為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不能把南南合作與發展研究院辦成跟哈佛大學的肯尼迪學院一樣。不管是哈佛還是牛津，它們都有很多給發展中國家提供培訓項目，但是它們基本上是以發達國家的理論和經驗作為參照系來設計培訓課程。

新京報：按照規劃，這個學院將會培養大量的國家發展人才，乃至政治領袖。那么我們辦這個學院的特色在哪里?

林毅夫：不能照搬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我們要把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辦出特色來，就要提出一個新的理論來作為發展中國家發展政策的參考。這個理論要總結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理論參照，我的新結構經濟學理論正在往這方面努力，我也正在親自參與這個學院的規劃、籌備工作。

新京報：你認為有一個適合發展中國家的“中國模式”嗎?

林毅夫：我并不主張“中國模式”，模式意味著有一種放之四海皆準的政策。我更重視成功背后的道理，中國和其他少數取得成功的發展中國家能取得成功，原因是什么?失敗的發展中國家失敗的原因又是什么?

一般講，理論的適用性性取決于條件的相似性，我們作為發展中國家和轉型中國家，與其他發展中國家與轉型中國家的條件會比較接近，所以這個理論對其他發展中國家來說參照意義就會比較大。

　　如果這一理論成功適用于發展中國家，表明中國的發展理念、發展道路是正確的，這也可以加強我們的“三個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

林毅夫說，大陸承載了自己作為知識分子所追求的夢想。

“十三五”規劃

中國經濟有條件保持中高速增長

新京報：現在，你已經是中共中央“十三五”規劃的核心智囊，從“十五”規劃開始，你已四度參與五年規劃。與前三次相比，你有什么不一樣的感悟?

林毅夫：在做“十五”規劃時，我們還是一個低等收入國家，人均GDP沒超過1000美元，“十三五”規劃結束時，我們很有可能人均GDP邁過12561美元門坎，成為一個高收入國家，這是很大的變化。

此外，“十三五”與“十五”兩個時期面對的問題也不一樣，我們已經成為一個中高等收入的國家，但也面臨著雙軌制遺留下來的一些扭曲因素，需要貫徹十八屆三中全會所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讓市場在各種要素配置當中起決定作用，同時政府發揮好的作用。

在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我們需要提出與之相適應的新的發展理念，新的增長方式，在增速方面，我國經濟要保持中高速增長，以實現十八大提出的第一個百年目標，為第二個百年目標打下好的基礎。

新京報：“十三五”規劃提出，到2020年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怎么確保這一目標的實現?

林毅夫：首先必須保證一個中高速的經濟增長，發展是第一要務，我國經濟仍然有8%的增長潛力，即使在外部條件不利的情況下，我國仍有條件保持7%左右的增長。

新京報：在經濟新常態下，中國目前正處于前期過剩產能消化期、經濟增速換擋期、結構轉型陣痛期“三期疊加”的關鍵時期，中國下一步經濟增長的動力在哪里?

林毅夫：中國經濟增長動力仍然在技術更新，產業升級。進入經濟新常態，面對的挑戰是一方面是國際經濟還沒有完全復蘇，另一方面國內市場有一些產能過剩。

中國經濟的確處在轉型當中，但和發達國家相比，我們的產業還處在中低端，可以向中高端升級，產業升級的空間還很大，在升級過程中，我們可以利用后發優勢，加上基礎設施的改善空間，環境治理的投資，以及城鎮化，我覺得中國發展的空間和潛力還很大。

新京報：中國改革正在進入深水區，在你看來，當下中國，如何找到一個恰當的政府和市場的邊界?

林毅夫：我在新結構經濟學中談到有為的政府和有效的市場。有為政府是一個因勢利導的政府，因為經濟發展是一個產業不斷升級、技術不斷創新的過程，在此過程中要有不斷完善的基礎設施，不斷完善的制度安排，需要有效的市場，來提供準確的價格信號和進行資源的配置，但同時也需要有為的政府來提供對創新企業的外部性補償和新產業所需的基礎設施和制度的完善。

另一個方面，我們還在轉型、改革中，改革就牽涉到既得利益，有阻力就需要由政府推動改革。既得利益要給予一定的補償，使其不成為改革的阻力，這必須有政府。在這個方面，不能保證政府做得都對，但不能因為政府做得不都對，就把嬰兒和洗澡水一起倒掉。

家國情懷

希望年輕人能以天下為己任

新京報：這些年，你自己都有哪些變化?現實生活中的，性格上的。

林毅夫：這些年我從一個標準的O型的人，變成了一個A型的人。我小時候是典型的O型的人，很好動，很喜歡講話，很喜歡發表意見。這些年書讀得比較多了，思考比較多了，就越來越變成一個思考型的人，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不知道的事情不發言，知道的事則很堅持。這是我性格上很大一個變化，大概就是所謂的“讀書所以變化氣質”吧!

新京報：在你的一生中，你遇到的最艱難的時刻是什么?

林毅夫：最艱難的時刻是決定來不來。在臺灣，我也算是比較出色的年輕人，要放棄在臺灣這些已有的成就和榮譽，遠離親人，這是比較難的。我離開前沒有告訴家人，與他們分離是比較艱難的，所幸他們都比較諒解我。

到大陸后最艱難的時刻是父母晚年，我不能隨伺在側，過世時，因為身份問題，不能回臺灣送父母親最后一程，這是我此生最大的遺憾。

新京報：你怎么看待家國情懷這件事?在你的家國情懷中，臺灣和大陸，對你分別意味著什么?

林毅夫：臺灣是生我的地方，養我的地方，我成長的地方，而大陸則承載了我作為知識分子所追求的夢想。兩岸是一家，本來我從臺灣來大陸，就像住在夏威夷的美國人回到美國本土工作，但是由于歷史悲劇，我只能采取特殊的方式走，導致不能回家。

新京報：你想回臺灣嗎?在什么情況下，你方便回去呢?

林毅夫：我當然想回去，給父母掃墓。我還是抱著樂觀態度的，兩岸一定會統一的，在我有生之年一定能回去。

新京報：你現在還給本科生上課嗎?你對國家和青年的期許是什么?

林毅夫：在北大還繼續教書，以天下為己任，這是中國知識分子最值得秉持的情懷，我也希望年輕人能夠以天下為己任，為國家和民族的復興盡一己之力。

對國家的期許，就是民族的復興，但我們希望中華民族的復興，就像習主席2013年在博鰲論壇上提出的“一花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我們希望己立立人，己達達人，不僅中華民族民族能夠復興富強，也能帶動其他發展中國家實現他們的國家和民族復興的夢想。

采寫 新京報記者蕭輝 編輯李天宇

主題攝影 新京報記者郭延冰

同題問答

1、新京報：你的理想是什么?目前實現得怎么樣了?

林毅夫：希望看到民族復興，為民族復興做點事。我比較幸運，在自己努力的過程中，看到追求的目標逐漸在實現，我們現在是最接近民族復興的時刻。

2、新京報：現在你所擁有的東西里，最值得珍惜的是什么?

林毅夫：最值得珍惜的是親人的諒解，還有同事朋友的支持。要做一件事，要付出很多時間，所以沒有時間去陪家人，他們都能諒解，親人的諒解非常難得。另外，一件事情并非一個人能做成，我從同事和朋友那里得到很多鼓勵和支持。

3、新京報：這些年，你失去了一些什么?你最傷痛的事情是什么?

林毅夫：父母離開時，不能陪伴在他們身旁。

4、新京報：你覺得在事業上，最值得珍惜的是什么?

林毅夫：這個時代給我們的機遇，確實能把自己的事業和國家的發展聯系在一起的機遇。

5、新京報：你的座右銘或者你最喜歡的一句話是什么?

林毅夫：年輕時比較崇拜開鑿都江堰的李冰，做一番事業，能夠有千秋萬世的影響;現在我佩服的是王陽明，能提出一整套新的思想理論體系，他的“知為行之始，行為知之成”是我的座右銘。

6、新京報：如果你能選擇的話，你最希望讓什么重現?

林毅夫：我從沒想過這個問題，因為對我來說每天都是新的出發，每天看到太陽都是新的升起。

7、新京報：如果用一個詞或者一句話來形容你的心境，你會選什么?

林毅夫：胡適說過的一句話：做了過河的卒子，只有拼命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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