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管的越少越好，無為而治。放松政策管制，隨之而來的就會是政府和社會組織的合作。”在今天的2014年中青年改革開放論壇(莫干山會議)的小組討論會上，浙江工商大學浙商研究院副院長、教授楊軼清說。學者們討論的，是全面改革轉型期政府和社會組織的尷尬關系。

　　在健全的社會治理模式中，政府與社會組織的之間的角色分工應當是明晰的，政府更多的是要做好宏觀層面的工作，而社會組織更多的是要處理微觀層面的社會事務。

　　政府對紅會干預過多，管了不該管的，這就是政府的越位。而今公民對于紅會的信任危機就源于政府對紅會的干預過多，政府一邊拿著納稅人的錢，一邊又號召公民捐款，這樣容易引發人們對于紅會的信任危機，從而降低人們捐款的自覺性和主動性。

　　為此，政府就必須要明確自己與紅會之間關系的角色定位。在宏觀管理和制度設計上下功夫，而不必事必躬親的去為紅會募集捐款。隨著社會發展，政府需要管理的社會事務越來越多，這些事情恐怕是政府一家所獨木難支的。

　　揆諸當下，政府應當給予社會組織予充分的信任，培育鼓勵社會組織的發展。但是，政府又決不能走向另一個極端而對其放任不理。政府要積極加強頂層制度設計，不斷探索管理社會組織的新模式、新方法，實現社會治理主體的多元化，治理方式的多樣化，治理效果的深層化。

　　具體到我國現狀來看，紅會作為一項公益性社會組織，必須要加強對其資金流向的實行監控，保障資金運行的透明化、陽光化、合法化，確保人們的每一分善心都不被揮霍。此外，政府還要加強稅制設計，雖然公民捐款是一個道德問題，但是合理的制度設計可以喚醒強化人們的道德意識，讓人們更加自覺主動的投入到慈善事業當中，讓富人更加熱衷于慈善事業，讓現有的利益既得者承擔著應有的社會責任，從而促進社會更加和諧有序。

　　作者：郭曉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