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提出追趕性的產業升級政策叫增長的識別和因勢利導，要素稟賦結構相似，人均收入高國內一倍，有一些情況可以到兩倍，或者是20年前收入水平相當的，比如說1990年的時候我們人均收入和大部分的國家比低很多，但是我們現在人均收入是他們的4、5倍。還有跟你同一個水平的國家，你從這些發展非常好、符合這個類型的經濟體來看，他們的優勢產業就是你潛在優勢的產業。避免政府犯錯誤或被利益集團尋租行為綁架。如果引進了以后，需要有一系列的產業你覺得是國內比較潛在、比較優勢的，要看一下國內有沒有私營企業已經進入，如果有私營企業已經進入，我覺得應該比你作為參照性國家的成本低。如果比參照性國家的成本高，政府應該幫忙看到底哪些因素造成成本高。

　　升級當中的追趕性的產業政策。如果產業已經是國際領先的，發展中國家，像我們中等偏上的發展中國家也有一些產業是領先的。發達國家的產品和技術都是領先的，那么新技術和新產品都必須自己研發。發達國家到今天對基礎知識也絕大多數是政府支撐的，比如說MIH美國健康研究院，MSM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不管是大學還是研究所他們的錢大多數是政府的錢。政府的錢是有限的，所以他們在支持上面也是有選擇的，所以他們對生化，納米等等這個方面的科研資金多，是政府有誘導。

　　在發達國家新產品的開發，在基礎科研上面已經有突破了，新產品的開發基本上是企業來做的，企業做的時候政府并不是完全沒有幫助。政府的幫助主要是研究出來以后，政府采購上面給你優惠，這樣就可以很快的形成規模生產。單位生產成本就低，在國際上就有競爭力。所以新產品的開發是依靠政府做的，開發出來以后怎么樣迅速達成規模生產，政府也是需要發揮作用的。

　　我們已經在國際尖端、或者是已經接近國際尖端的產業，像家電產業，這樣狀況之下我們要做的是對基礎科研政府必須提供幫助，支持大專院校，或者是支持行業同位形成的平臺技術知識的研究。

　　另外我們國家在新的開發上有一些是國防需要的，量非常小。如果可以市場化的，應該是新產品的采購，而不是新產品的開發，如果新產品是國防安全上面一定需要的，就必須給錢。所以要研究問題的本質，而不是簡單的看表象。

　　對于失掉比較優勢產業的退出型產業政策，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都會有一些產業，因為要素稟賦結構變化，工資上漲而失掉比較優勢。除非是關系到國防安全和國際民生，對這類產業政府要創造條件。讓有能力的產業轉向微笑曲線的兩端，即研發、品牌等。中國在邁向高收入國家階段的產業政策就很清楚了，中國現在是中等偏上收入的國家，需要有意不斷的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結構變遷，來不斷提高收入水平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全面深化改革，建立有效的市場以按比較優勢來選擇產業和技術，并在技術創新，產業升級中發揮政府的作用，制定產業政策以使具有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迅速變成競爭優勢。政府的產業政策需要根據現有產業和世界產業前沿的差距特性，按新結構經濟學產業政策的框架來發揮政府的因勢利導作用。

　　我覺得新結構經濟學是研究的金礦，但是也會有一些問題。如果這樣的理論創新可以幫助中國的發展，新結構經濟學是能為發展中國家帶來希望和幫助的。只要有政府的產業政策，扶持私營領域，遵循本國的比較優勢發展，利用后發優勢，每個發展中國家都有潛力高速增長數十年。在一兩代人的時間里成為中等收入國家甚至高收入國家。政府的產業政策想要得到這種結果，就必須改變其發展思路。過去的發展思路以發達國家為參照，建議發展中國家發展1)發達國家已有的且發展中國家欠缺的產業，2)結構主義提出的現代大型資本密集的工業。3)發展中國家做不好而發達國家能夠做好的產業，用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所提出的休克療法來改革營商環境和政府治理。利用第三波新發展經濟學思潮，即新結構經濟學，讓發展中國家把自己現有的要素稟賦、能做好的比較優勢做大做強。

　　來源：公眾號上財商學院M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