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以下簡稱“自貿試驗區”)于2013年8月由國務院批準設立(國函[2013]93號)，2013年9月29日正式掛牌。自貿試驗區肩負著我國在新時期加快政府職能轉變、積極探索管理模式創新、促進貿易和投資便利化，為全面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探索新途徑、積累新經驗的重要使命，是國家戰略需要。自貿試驗區成為我國進一步融入經濟全球化的重要載體，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作出貢獻。

　　9月29日，林毅夫應上海財經大學國際工商管理學院邀請，為同學們帶來了題為“自貿區建設與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演講。

　　主講人簡介

　　林毅夫，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榮譽院長。原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兼高級副行長、全國工商聯專職副主席。

　　非常高興有機會到上海財經大學來參加這個討論會，并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對新結構經濟學和我們國家產業政策的想法。

　　我覺得今天的這個會議很重要，剛剛談上海自貿區一周年，主要是實踐方面的。我想從理論的方面來談一下我的看法。而且我覺得理論和實踐當中，我們改革開放到現在35年過去了，取得的成績非常的巨大。把中國從一個貧窮落后的國家到去年年底人均收入6800美元，全世界的最大的貿易體，成就是非凡的。但是我們現在還是一個中等偏上收入的國家。“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兩個翻一番的目標，就是國民生產總值要在2010年的基礎上翻一番，城鄉人均收入也是要在2010年的基礎上翻一番。城鄉人均收入2010年4400美元，翻一番是8800美元，要達到這翻一番的目標，平均每年的經濟增長速度是7.3%。7.3%在國際上面來看是一個非常高的增長數字。當然跟過去平均每年9.8%的增長比起來是中高的增長。

　　如果這個目標能夠實現的話，我相信人民幣會繼續升值。所以很可能到2020年的時候(加上人民幣的升值)，我們的人均收入可以達到12700美元。按照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指標：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超過12700美元的是高收入國家。當然和美國、歐洲的人均收入，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4萬、5萬美元還是有差距的。從二戰開始能夠從低收入進入到中等收入再進入到高收入，到目前為止只有兩個經濟體，一個是韓國，一個是我們的臺灣。從中等收入進入到高收入的經濟體有13個。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到2008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能和美國縮小超過10百分點的只有28個經濟體，當中12個是石油輸出或者是礦產資源大國。另外還有18個經濟體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到2008年，人均收入和美國不僅沒有縮小，而且擴大了超過10個百分點。所以從這樣來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絕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200多個發展中國家當中近180個是一直陷入在低收入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所以我們是很幸運，這35年的改革開放，使我們從低收入陷阱進入到中等收入。

　　但是，從歷史經驗來看，能夠從中等收入進入到高收入的就是那么幾個，除了西歐周邊的8個，就是亞洲那5個，所以數量是非常少的。我覺得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到現在，之所以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績效那么差，并不是他們不努力。在這一點上，我在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任上深有體會，我覺得我作為中國新一代的知識分子，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應該貢獻知識。這個是儒家文化的影響，我過去總是這樣認為的。但是我到世界銀行擔任首席經濟學家以后跑過很多國家，我覺得每個發展中國家和知識分子和中國的知識分子是一樣的，都希望讓他們的國家能夠實現現代化，所以每個國家都是有他們的夢，每個國家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都進行了非常多的努力，但是成功的很少。

　　我發現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從二次世界大戰至今，我沒有發現一個經濟體是按照西方主流的經濟理論制定政策最后成功的。那幾個少數成功的經濟體他們的政策在推行的時候，以主流理論的眼光來看都是做不到的。當然我不是說違背主流的理論來制訂政策就是一定可以成功。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只有日本是例外，改革開放以后中國這么大的經濟體取得了35年平均9.8%，我想在成功的經濟體背后應該有共同的愿望，我覺得這是我們知識分子的共同責任，也是一個機會。

　　我今天談發展經濟學的角度提出幾個，一個是我們現在對主流的發展理論必須進行反思，固然國外有很多大師級的經濟學家對發展理論研究有很多貢獻，但是他并沒有真正幫助發展中國家擺脫貧窮落后的面貌。所以我們應該對現有的主流理論進行反思，反思的目的是為了提出一個新的，更好的理論。我嘗試提出一個叫新結構經濟學作為發展經濟學的第三步思潮。政府和市場之間的很重要的結合點就是產業政策。我嘗試提出一些新的框架、新的想法，希望對我們國家的實踐有一定的指導意義。我們作為一個中等偏上收入的國家，向高等收入國家邁進的時候，從新的理論框架出發，希望能夠給我們國家的具體政策制定有所參考。

　　我們為什么要反思發展經濟學呢?已經有那么多大師，他們的主要貢獻是在發展經濟學，那么我們為什么要反思呢?我們要了解現象背后的邏輯是什么，理論是幫助我們認識現象背后的因果。但是認識世界不是一個邏輯游戲，我想特意的跟在大學里面工作和在大學里面學習的學子說，我們經常發現的問題是：滿足于邏輯認為它是真理。其實我們認識世界的原因是為了改造世界。

　　因此，應該是根據這個理論，不管是從國家，從社會，從企業，從個人，根據這個理論來做決策，做選擇，然后應該達到理論給我們預期的效果。一個比較現代化的社會，一個比較和諧的社會，應該能夠幫助我們自己擺脫貧困。尤其是經濟學家如果你只滿足于邏輯的漂亮，數學模型很漂亮，那么應該去讀數學不要讀經濟。

　　我們學經濟學的目的是認識世界，改造世界。那么為什么要反思呢?如果一個理論不能幫助我們認識世界，比如說為什么有一些國家是貧窮的，或者是根據這個邏輯所制訂的政策不能達到所預期的效果，甚至按照理論做政策，結果比原來還糟，在這種狀況之下，我們應該對這樣的理論產生懷疑，進行反思，看看能不能改進。

　　從2008年以后，對主流經濟學的反思在國際上是一個非常熱門的議題。2008年金融危機，事前基本上沒有人認識到，即使有幾個講預測到了危機的發生也是瞎貓碰到死耗子。危機已經6年過去了，發達國家還沒有走出去，因為大家沒有預測到危機產生，或者是預測到危機產生，但按照主流理論無法應對。所以大家就對現有的主流理論進行了反思。

　　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原來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紛紛擺脫了原來殖民地國家的影響，取得政治的獨立，開始自己國家現代化的建設。因為這個需要，發展經濟學就出現了。最先出現的發展經濟學是結構組織。當時看到發達國家，產業技術非常的先進，產業技術都是大規模的、很密集的。發展中的現象是農業社會，是依賴資源型的經濟。把這兩個經濟一做比較就知道，發達國家的勞動生產力非常高，所以社會水平高。發展中國家的特性決定了勞動生產力水平很低，所以收益很低。這個現象大家是可以觀察到的。但是為什么發展中國家沒有像發達國家那些大產業呢?當時說由市場配置資源，大規模的產業發展不起來。所以當時提出的理論是要變成現代化的國家就必須發展大規模的產業。

　　政策定位也非常的清晰，所以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社會主義國家在斯大林模式下推行這個政策。包括新獨立的、新擺脫殖民統治的國家推行的政策都是一樣的，都是靠政府直接動員，支援，去發展現代化的大廠。導致的結果就建立起現代化的大工業體系，但是有一段時間投資拉動經濟快速的增長，跟發達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由于沒有達到趕上發達國家的愿望，而且差距越來越大。后來到了70年代末我們開始改革開放的時候，就出現了第二版的經濟學叫新自由主義。導致資源配置錯誤，由于政府的干預，創造了很多潛在的租金，在這種狀況之下沒有向發達國家那樣比較完善的市場經濟，沒有向發達國家那樣能夠讓市場經濟良好運行的體制安排，包括產權，市場化，制度化。所以第二版的發展經濟學提出政府退出市場，建立完善的向發達國家一樣的市場經濟體系，而且完全推行理論模型。

　　我們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時候，有一篇文章講對于發展中國家以及社會主義國家怎么向市場經濟轉型，80年代、90年代，大家都是按照那樣來改的，導致的結果是社會主義崩潰，危機不斷，拉丁美洲國家，南亞國家，非洲國家在推行華盛頓改革以后，比60年代的平均增長率低，而且危機發生的頻率比60年代、70年代高。就是說整個經濟績效比60年代、70年代的績效還差。有一些經濟學家就稱之為迷失的20年。

　　在這個時間里面有少數幾個成功案例。當時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發展的非常快，成為新型市場經濟體。但是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都是從勞動性密集的、小規模產業開始，這些產業有競爭力，靠出口，不是用政府主導的方式發展現代化的產業。盡管這種政策在當時認為是錯誤的政策，結果成功的是他們。到了80年代、90年代以后大家都在轉型，社會主義國家轉型，所有的發展中國家都在轉型，成功的非常少。我們中國大陸是一個，還有越南，以及70年代比我們還早就開始轉型的毛里求斯，這些經濟體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推行的都是漸進的、雙軌的模式。80年代、90年代這種轉型方式被認為是最糟糕的轉型方式。當時普遍的看法是計劃經濟不如市場經濟，最糟糕的經濟是雙軌制經濟，這個可以從文獻當中查出來。但是現在成功的竟然少數幾個就是采取最糟糕的轉型方式的經濟體。

　　這些經濟體還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不是市場經濟就轉向市場經濟。亞洲四小龍最開始就是市場經濟，而且政府都發揮積極的作用，日本政府發揮積極有為的作用，我們政府也發揮積極有為的作用，所以從政策框架，社會體制方面來看積極有為不是結構主義的，也不是新自由主義的只強調市場而忽略政府。現有的理論似乎可以解釋國家為什么失敗。但是根據這個理論來制定政策結果更糟。這種情況下我們學習經濟的目的是為了改善我們的社會，必要時反思我們的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