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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貿易的快速發展推動新業態、新模式不斷涌現，對國際規則提出了更高要求、更多需求。截至2022年7月底，包含數字貿易的全面協定已達到120個，較去年4月增加11個，涉及約70%的世界貿易組織 (WTO) 成員。總體看，國際數字貿易規則的制定近年來取得積極進展，尤其在促進數字貿易發展及保護消費者權益等方面。此外，議題范圍持續向數字經濟治理領域廣泛滲透，平臺路徑多元并存，各有側重，全球數字貿易協定網絡不斷完善，并且更加重視監管協調、創新合作、基礎設施支撐及科技倫理考慮等。

近年來，中國先后通過并公布了《網絡安全法》《數據保護法》和《個人信息保護法》以及《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安全保護條例》《數據出境安全評估辦法》等配套法規條例。同時，中國還高度重視開放包容合作，一方面推動地區合作，包括落實《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 (RCEP)，正式申請加入《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 (DEPA) 和《全面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 (CPTPP) 等高水平規則協議等；另一方面強化數字貿易領域的國際治理合作，在WTO電子商務談判中提出代表發展中國家利益的中國方案，在第12屆WTO部長級會議上推動各方就電子傳輸暫免關稅問題達成共識，倡導各方共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貢獻中國智慧。

盡管已取得不少新進展，全球數字貿易規則的制定仍面臨一系列挑戰：

(相關資料圖)

首先，規則的兼容性不足，制約廣泛適用。數字貿易規則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體現為全球范圍內的互聯互通和互操作性。當前，數字貿易相關協定及非約束性制度安排大量涌現，在規則議題和內容表述上趨同，但機制設計和實施保障等方面差異很大，使得全球范圍內的制度聯通、政策對接與監管協調并沒有得到明顯改善，導致合規成本較高。此外，國際上就數字貿易統計存在分歧，各協定關于“跨境數據傳輸”“數字服務”“數字身份”等界定還存在不一致甚至缺漏，進一步限制了規則的廣泛適用。

其次，核心規則上各國訴求差異明顯。跨境數據流動是數字貿易發展的重要前提，也是規則制定的核心議題，事關各國數據安全、國家安全、網絡犯罪監管與個人隱私保護等，很難用統一規則滿足各國不同的監管訴求。近一年來，一些國家就跨境數據流動出臺新規，但越來越多的國家將數據視為重要的生產要素加以保護，令競爭加劇，國際互信明顯不足，進而導致規則制定仍未達成廣泛共識。尤其是由于發展水平差異，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分歧更大。若各方訴求難以及時有效彌合，未來多邊數字貿易治理的難度將進一步加大。

第三，數字鴻溝制約發展中國家深度參與數字貿易規則制定。數字經濟與數字貿易為發展中國家融入經濟全球化、參與國際分工合作提供了新機遇，成為促進全球數字紅利轉化和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的重要路徑。但是，發展中國家數字經濟發展與治理能力不足，限制了這一潛力的充分釋放。對全球規則制定的參與度也有待提升，否則，規則制定無法充分反映發展中國家的訴求，并給予針對性解決方案，也就難以達成更廣泛的共識、推動更大范圍的數字貿易合作。

第四，各國對技術進步所帶來的風險挑戰存在認知差異。數字貿易發展帶有明顯的技術驅動性，由于各國技術發展水平差異較大，對技術走向及可能的風險挑戰認識不一，各方在平衡發展與安全、創新與監管上的態度各不相同，數字貿易規則走向和能否有效執行也存在不確定性。

雖然各國在具體的數字貿易規制安排仍存較大分歧，但對于規則制定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及根源已有相當程度的共識。面向未來，各國應堅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推動規則構建，為全球數字貿易發展與疫后經濟恢復，營造更加開放包容、平等合作、高效監管、風險可控的制度環境。

立場態度上，要堅持平等協商，提高互信水平。應以監管互操作而非制度政策統一為目標，以加強數字基礎設施和治理能力建設，以及提升互信作為重要前提，在數據流動、市場準入、數字產品服務稅收等重點議題上，采取靈活、循序漸進的機制安排，持續推動削減數字貿易壁壘。

治理理念上，要堅持開放合作，增強技術包容，充分挖掘數字貿易與數字經濟的發展潛力。為此，規則制定既要強調與新興數字技術良性互動，也要加強對平臺經濟、數據確權、AI等基礎理論的研究支撐，不斷創新監管模式。要統籌好發展與安全的關系，促進數字貿易健康發展。

制定路徑上，要堅持多元共促，多平臺共建。各國應就數字貿易治理開展平等對話和充分溝通，尊重不同發展階段國家的利益訴求，協調各國立場與政策，加快構建符合數字貿易發展需要的國際規則制度體系。

能力建設上，要持續加大對發展中國家的務實支持。要重視知識援助，多渠道、多平臺、多領域為發展中國家和中小企業提供技能培訓和能力建設支持；通過資金援助、技術培訓和經驗交流等方式，支持和幫助發展中國家彌補數字基礎設施和規制短板，加快彌合數字貿易發展和治理鴻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