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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者：孫建波、張志鵬

凱恩斯主義的“有效需求不足”假設和“擴大內需”對策一再地被經濟現實所否定，供給學派思想精髓越來越多地被當代經濟現實印證。當前危機全球化和紓困長期化的現實表明，可持續增長動力的培育在于通過向要素投資形成有效供給，用有效供給來創造需求。供給決定需求在發展的意義上體現為供給的品類決定了可供需求的品類，供給的質量決定了可供需求品的質量，供給的產業生態決定了需求的社會生態，供給環節的收入分配決定了有效需求的結構。驅動供給提升的關鍵在于要素。在要素重估階段，高質量要素能夠參與到GVC更高端的分工，獲得更高收入，從而形成消費能力。這一良性循環的形成是中國實現經濟內生增長的必由之路。

黨的十八大描繪了未來5到1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和任務。這一目標和任務要求中國必須走出全球金融危機籠罩下的困境，克服當前廣泛討論的“劉易斯拐點”、“中等收入陷阱”、“滯漲”等宏觀經濟問題。然而，4萬億投資的負面影響仍未褪去，新的增長動力仍然缺失。特別是進入2011年以來，在通脹未明顯好轉的同時經濟增速開始放緩。2012年一季度GDP增長8.1%，第二季度同比增長7.6%，第三季度同比增長7.4%。工業生產增速低迷，企業經濟效益有所下降。國民收入的可持續增加面臨經濟增長模式的考驗。

面對中國經濟的起伏變化，大多數學者依然延續了凱恩斯主義的分析范式，紛紛從拉動經濟增長的“三架馬車”投資、消費和出口方面查原因，找出路。中央政策也基本上以此為理論依據，將擴大國內需求作為主要任務。例如，2012年07月31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主持座談會，并就做好下半年經濟工作提出六點意見。提出要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進一步落實和完善已出臺的各項政策措施，加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實體經濟的支持，著力擴大國內需求。再如，在2012年第二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對中國宏觀經濟展望寫道：“全球經濟正處于去杠桿和再平衡進程中，發展動力和結構調整轉換過程難免會對經濟增長產生一定影響，全球經濟可能在較長時期處于相對疲弱、反復震蕩的大環境中。國內結構調整和擴大內需任務仍然艱巨，內生增長動力還需增強，宏觀政策需要更好地平衡速度、結構與物價之間的關系，面臨的形勢更加復雜。”

雖然從內需不足的角度來理解經濟狀況比較容易，但卻很難提供可行的對策。事實上，許多人都能夠從數據中解讀出“三駕馬車”乏力的主要原因。包括：美國經濟疲軟和歐債危機導致中國出口困難；基礎設施投資下降、房地產開發投資萎縮和民營經濟不景氣共同造就了投資需求不足；住房、汽車、家電三大消費遭遇困境，消費拉動力明顯下降。如果再深入來看，則會進一步歸結到各項生產成本的過快上升，地方政府推動經濟增長的能量不足，效益有限。倘若這些原因都對的話，則很難尋找到問題的解決之道。畢竟美歐經濟短期內無法恢復，基礎設施與房地產投資蘊含的風險較高，可支配收入水平較低，成本上升趨勢無法逆轉，從而政府推動經濟增長也就失去了基礎。

這樣一來，似乎中國經濟陷入了一個惡性循環的“死結”，擴大內需的政策導向也陷入了一個內在的悖論：(1)生產成本增加，收入難以提高；(2)收入不提高，用什么來消費和投資？(3)消費和投資需求有限，無法改變產業鏈低端位置；(4)低端產業受制于生產成本增加。而且，傳統宏觀經濟政策所熱衷的政府借債投資除了繼續增加低端產業和低效項目外，收效越來越小。

顯然，“增長死結”的存在并不只是一個宏觀經濟政策運用得當的問題，而是其理論依據所存在的基礎性錯誤。具體來說，就是所謂的凱恩斯有效需求的理論假設是一種長期延續的錯誤。現在到了將經濟理論與政策的關注點從“需求側”開始轉向“供給側”，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重新恢復供給學派的精髓，尋找到新的內在經濟增長之路。

將經濟增長的視角轉向供給側(supply-side)不只是對新古典宏觀經濟理論的一次“顛覆”，而是向古典經濟思想的一次回歸，不過這一回歸是建立在對全球價值鏈(GVC)、合約理論、交易費用理論、公共選擇理論及企業家精神理論等一系列新興理論基礎之上的。

政治經濟學的先驅者很少深入探索“需求”因素，他們把非凡的觀察力集中于“供給”以及影響供給的“賦稅”政策方面。到讓·巴蒂斯特·薩伊為止，這種傾向演化到極致：生產給產品創造需求。這一所謂的薩伊定律“實質上認為在制造一種產品時所付的工資、利潤和地租的總額，就足夠用來購買這個產品。”“從整個經濟來看，購買力和生產力總是能夠平衡的。(喬治·吉爾德，1985，第48頁)”“薩伊定律從許多方面來看都是一種重要的學說。它指出了依靠生產獲得的收入是否足以用來購買產品，最終并不僅僅受產出規模的限制，從而揭示出那種普遍地經常產生的認為經濟增長必與某些不可逾越的限制發生沖突的擔心是錯誤的(約翰·伊特韋爾，1996，第270頁)。”

凱恩斯把薩伊的基本理論看作是一種自明之理，但他強調的卻是在市場過程中賺來的一些錢被儲蓄起來的問題。“根據凱恩斯的看法，有許多理由可以說明，企業家為什么不愿把公眾儲蓄用于投資。”其結果是“商店和倉庫里堆滿了貨物，銀行里和床墊下積蓄了許多存款，工人們失去了工作。”“根據凱恩斯的意見，究竟儲蓄事實上是不是由投資來填補，取決于企業家和金融家反復無常的意圖和”血氣“。(喬治·吉爾德，1985，第50頁)”基于所謂的“有效需求不足”，凱恩斯給出的政策選擇是，通過擴大政府干預，刺激消費需求，降低利率以擴大投資需求。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20世紀70年代初，凱恩斯主義在西方經濟學中居于統治地位。但是進入70年代以后，美國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呈現出“滯漲”局面。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供給學派(supply-side Economics)就重舉薩伊定律的大旗，強調要注重經濟運行的“供給方面”。他們批評凱恩斯主義需求管理政策的惡果，“需求受到了過度刺激，而供給卻被窒息于不必要的管制、稅收、通貨膨脹和我們國外競爭者并不關心的經營法規的各種阻礙生產措施的絞索之中(尹伯成、華桂宏，1996，第19頁)。”供給學派思潮進一步對美國里根政府的經濟政策產生直接影響，并成為80年代以來一些發展中國家政策轉變的理論依據。

雖然說供給學派內部的觀點多樣，最終也未能占據經濟學的主流。這既是因為其理論政策與政府短期利益、主流經濟學存在對立，更主要地是因為缺乏對制度因素的深入認識，其理論建構是不夠系統堅實的。但從經濟思想史的角度來看，供給學派還是留下了一系列有遠見卓識的理論觀點和政策思路。具體來看，這些洞見包括以下幾方面。

(1)基于“拉弗曲線”的“稅賦——收入反饋”理論。它是指，高稅率達到一定程度后將使(貨幣經濟的)產量不斷收縮，而低稅率則可以使產量不斷增加，這樣，由于稅收與產量之間的正相關關系，低稅率也可以產生較高的稅收水平，在經濟中也就存在著相同政府稅收收益水平上的兩種不同稅率。

(2)需求包含在企業所推動的創造性的生產和供給之中。供給學派認為，貨物過剩是表面的，如果存在的話，也只是“劣等貨”過剩。這種表面的生產過剩的深刻原因并不是需求不足，而是意味著缺乏創造性的生產，缺乏新的供給和由此引致的新的需求。供給的真實擴張是建立在生產率提高之上的。需求并不是已經存在的，它只存在于企業家的想象中。企業或者“生產者”，在引起、形成和創造需要(求)方面起著主要的首創性的作用，“企業以”創造性的破壞“為原則，在追求高效率、高生產率的生產過程中，不斷地創造新的供給，這種供給不再是機械而被動地適應消費者的既有需求，而是能夠激發起消費者心目中尚未存在或還不甚明確的消費”欲望“。”[1]企業的決策，尤其是其投資決策，在決定消費者購買的數量和基本類型方面是關鍵性的因素。不同規模的大小企業在創造市場上各具獨到功效。

(3)“向上流動”是增加勞動力供給和收入水平的內在動力。供給學派在抨擊高稅收和高福利不利于增加勞動供給，就業與工作努力的同時。認為通過降低稅率，減少社會福利開支，人們將會保持積極的工作意識，提供更多的勞動供給，人們(特別是低收入階層)會對“向上流動”充滿希望，推動工資率的逐步提高，從而縮小社會上的貧富差距。

(4)稅收會更為直接地引起通貨膨脹。在通貨膨脹成因上，供給學派聯系稅制，強調的是供給下降因素而不是需求過多因素，也不是貨幣過多因素。高稅收在減少商品供給的同時，沒有限制住貨幣的供給，結果就會出現典型的通貨膨脹。

(5)供給學派的政策基點是供給管理，其政策核心是減稅，削減邊際稅率。反對政府對經濟的不必要和不適當的干預，倡導經濟自由，強調政府行為的非生產性，控制政府開支。認為創造就業機會主要靠個人，政府創造就業是一種“幻想”。在貨幣政策上注重“正確的政策就是穩定、適度和可測的貨幣增長(尹伯成、華桂宏，1996，第34-100頁)。”

正是經過這一系列新理論的解析，供給學派對美國30年代大蕭條的原因給出了新的解答。他們認為“是政府一系列不明智的行動促使了經濟下降并阻礙了經濟復蘇。這些行動包括：30年代的懲罰性的抬高稅率，貨幣供給量大幅度的縮減以及諸如故意地銷毀農產品等反供給措施等等。(尹伯成、華桂宏，1996，第103頁)”大蕭條時期“投資之所以緊縮，并不只是因為精神不振，而是因為穆斯特-霍利關稅法導致了國際貿易體系的崩潰、銀行倒閉和中國銀行的錯誤導致了貨幣供應量的嚴重緊縮，還有實際利率的上升(即名義利率按預期的通貨緊縮而加以調整)以及一系列不健全的稅率的增加”(喬治·吉爾德，1985，第51頁).

供給學派的這些理論觀點和對策繼承了古典經濟學的思想，但也囿于20世紀70年代美國經濟發展狀況和經濟理論研究的進展。在全球化日益深化的今天，經濟發展實踐與經濟學理論創新都為供給學派的思想洞見提供了更為豐富的材料和觀點。特別是全球價值鏈理論、合約理論、交易費用理論、公共選擇理論及企業家精神理論在80年代以來的異軍突起，為深化和完善“供給側”的理論認知提供了重大支撐，從而使得形成更加系統和符合實際的宏觀經濟運行和經濟增長理論成為可能。

一是隨著分工的深化，參與全球價值鏈的國家的供給面對的是全球需求。在古典經濟學和供給學派時期，生產主要是為了滿足國內的需求，不僅產品和服務本身品質的分化不夠明顯，生產的分工環節也較為集中。但隨著越來越多的國家參與到全球分工之中，用于創造需求的生產和產品本身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一方面，各國依據其所擁有的要素品質和數量在GVC上的分工位置差別較大；另一方面，各國的最終產品和服務的實現程度也因品質而有差別。產品能否自動創造需求，主要取決于一國的要素狀況及其在GVC上的位置。

二是最終產品和服務的供給能力取決于各類生產要素的供給狀況。在供給學派時期，所觀察到和思考的主要是最終產品的有效供給問題。在產品內分工日益普遍的今天，一個國家有效供給的能力要取決于該國所投入生產的各類要素的數量和質量。通常而言，如果投入的要素只是資本、體力勞動者、一般技術和管理者、效率較低的制度時，一國就只能處于GVC的低端，不僅只能獲得較低的收入，而且隨著新的國家的加入，會使低端產能呈現出過剩狀態。當經過投資，[2]低質量的生產要素轉變為資本及快捷的服務、人力資本、高新技術和企業家才能、效率更高的制度后，國家才能夠GVC更高端移動。需要說明的是，對單個企業而言，制度是外在給定的經營條件，但對于一個國家而言，制度則是可以進行選擇和投資、改變的一種生產要素。

三是合約理論從根本上改變了對于所謂失業問題的認識。凱恩斯提出有效需求理論的直接依據是社會中存在著大量失業人口，這表明資源未能充分利用。供給學派也承認有失業現象，他們的解釋是美國社會中國失業較多的主要是年輕人和缺乏技術的工人，他們難以在技術水平要求較高的行業中就業，而政府執行的高失業津貼和最低工資法等政策，造成了對就業有害的刺激和人為的障礙(尹伯成、華桂宏，1996，第102頁)。不過，隨著合約理論的發展，經濟學對于勞動力市場及就業現象有了更為徹底的認識。從合約的角度看，任何人，只要愿意接受夠低的工資，總會找到工作。沒有公司組織，統計意義上的失業不會出現。自給自足也是一種就業和資源的利用。認識到這一點，不僅徹底顛覆了凱恩斯理論的根基，也將宏觀經濟的研究視角轉變到制度要素及供給方面。

四是交易費用理論合理解釋了供給無法轉變為需求的原因。并不是所有的產品都能完成向貨幣的“驚險一躍”。為了說明有些供給無法自動創造出需求的現實情況，供給學派借助了“劣等貨”的說法。但這顯然無法解釋全部的現象。交易費用理論的發展讓人們重新意識到交換本身是需要花費的，當這一費用足夠高的時候，就會阻礙供給轉變為需求。當今，在信息社會發展降低交易費用的同時，流通領域的各種壟斷或管制因素也正在提高交易費用。

交易費用理論也讓我們明白了制度作為一種生產要素的本質及其主要功能。對于一國的總供給有著重要影響的財稅制度、金融制度、貿易制度、外匯制度等最初都是為了降低交易費用，通過政府取代分散個體作決策的一種安排。例如，中央銀行發行貨幣的制度是因為當多個貨幣供給者同時存在時，貨幣的交易費用居高不下。由一家中央銀行發行貨幣能夠有效降低交易費用。但中央銀行這一制度安排也并不是無費用的，只有當某個機構提供穩定、合理的貨幣信用時，對于全社會的交易費用才能夠降到最低。財稅制度也是如此，當每個個體或組織在共同完成一項事務(如國防)費用太高時，就轉而采取將稅收交給政府，由政府集中完成公共事務。當一國在各項制度的安排下，總體的交易費用較低，該國的供給也就更容易實現向需求的“驚險一躍”。

五是公共選擇理論揭示了政府在提供制度要素時的效率問題。新制度經濟學揭示了制度是一種可選擇的降低交易費用的一種安排，公共選擇理論則進一步說明了政府完全有可能提供一些質量較低的制度要素。從理論上來說，公共財政開支的數量有多少并不重要，問題的核心是所獲得的社會收益要足以抵償所花費的稅款。然而，涉及到社會成本與社會收益的計算，政府開支的社會回報率往往低于欠債的利率。杰佛瑞·布坎南和詹姆斯· M。布坎南(2004，第101、105、106頁)分析了“高征稅陷阱”的根源并指出，“參與政治決策的個人，即使完全理解他們的處境，也不可能輕松地擺脫這一兩難困境。如果缺乏對集體財政傾向的約束，而僅靠形成財政決策的現有規則和程序，即使在其私人活動中具有長遠眼光的人，在作為政治的參與者行為時，也是非理性的。”“只有通過憲政變革，才能夠對現代政治制度做出調整，以確保在這種制度框架中，人們受到激勵按照他們認為合乎自己和共同體之長遠利益的方式行動。”對于“通貨膨脹陷阱”，他們提出“只有對集體的自由裁量權加以限制，才會對政治參與者形成某種激勵，確保讓他們根據長遠打算做出選擇。只有當政治決策者能夠確信，未來時期的政治組合不會出于短期效用的考慮重新制造通貨膨脹，他才會相對審慎地行動，做出有長遠眼光的努力控制通貨膨脹。”對于“公債陷阱”，同樣“只有對政治聯盟(政府)的權力施加某些限制，使其無法抵消或破壞人們在當下做出的具有長期”投資性質“的選擇的果實，才能形成某種激勵，誘導參與政治的個人，按照符合他(和共同體)的長遠利益的方式行事。”

對供給學派思想的重新挖掘和融合拓展，為我們提供了一幅更為清晰更為全面的經濟運行圖景。在這一圖景中，制度作為一種可選擇可投資的要素作用于生產，高品質的要素推動著國家經濟在GVC上逐步攀升，有效供給在全球范圍內創造出需求，從而實現向更高水平收入的邁進。應用這一融合后的理論框架，可以對30多年來中國經濟增長及當前面臨的局勢作出說明，并對其未來發展趨勢作出推測。

(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對制度要素的投資有效降低了交易費用，通過利用本國的生產要素積極參與GVC 底部環節的分工，快速增長的供給能力在滿足全球需求的同時也提升了國民收入水平。

有許多研究探討和解釋過中國30多年來的經濟增長奇跡。這些研究有的強調了全球化的利益，有的強調了制度變遷的作用，有的強調了地方政府競爭的魔力。當我們把視角從需求側轉向供給側后，就會發現這些理論解釋的內在聯系，也能夠進一步說明為何這種增長動力會出現衰減趨勢。

具體來看，改革開放前的中國并不是需求不足，而是有效供給缺乏。阻礙有效供給創造需求的主要因素是：交易費用奇高、資本和技術要素缺乏。當通過改革制度(在另一種意義上就是投資要素)大幅降低了交易費用后，中國企業就得以積極參與GVC 底部環節的分工，利用低價格的勞動力要素與引進的資本要素、技術要素相結合，專注于勞動密集型、微利化、低技術含量的生產、加工、制造或組裝，實現了貿易量的迅速擴大和制造業的高速成長，推動了中國尤其是東部沿海地區工業化水平的提高。從這一過程看，確實是供給在不斷地創造著需求，讓中國人民享受到前所未有的物質產品和服務。如果站在80年代初來展望，那時的需求只是吃飽穿暖，誰也無法想象在今天有那么多轎車進入家庭，幾乎家家都有了電視冰箱，人人都用起了手機。然而，供給自動創造并實現出了新的需求。

2004年以來中國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工場”。不過，GVC低端的供給很快就達到了一個“瓶頸”狀態。經過30多年的持續供給，中國房地產行業產能得到了快速增長，中國的基礎設施(鐵路、公路、機場)、汽車產業、家用電器行業、計算機及手機行業都獲得了快速發展，積累了巨量產能。從建筑產能和房地產供給來看，到2011年，建筑業房屋年竣工29.2億平米，其中住宅18.3億平米。今后，住宅年產能有望很快突破20億平米，大大高于中國全社會的正常邊際需求量。汽車產量用了短短十年就從百萬級躍升到年產2000萬量的水平；彩電、空調的年產量也迅速由千萬級躍升到億級；手機月產能已超過1億臺，筆記本月產能超過3000萬臺。綜上所述，低端產品產能繼續增長的空間越來越小，如果印度、非洲和其他人口密度較大的國家能夠承接全球分工，則中國的產能過剩危機將不可避免。

(二)在政府主導經濟增長的模式下，制度要素的運行成本日益增長，勞動力、技術要素的質量沒有得到大幅提升。因此在GVC底部競爭加劇的情況下，無法創造出有效供給，宏觀經濟呈現出低收入、低消費、低投資、高成本、高稅收、高物價的不利態勢。

在低端供給達到頂峰的同時，隨著近年來人民幣匯率升值、要素成本大幅度上漲、環境承載能力下降等一系列因素的綜合影響，定位于“GVC 底部”的增長戰略正面臨著來自內、外部的嚴重挑戰。雖然在參與全球競爭的過程中，中國的勞動力素質有所提升，技術進步也較明顯，但這些變化還只是“數量級”的，而非真正的質變。反映在供給的品質上，在中國生產的大部分汽車都是國外品牌，僅有的幾個國有品牌也缺乏核心技術，處于市場的低端。反映在收入上，中國工廠在GVC上的回報始終有限。

在勞動力、技術要素短期內無法快速提升的同時。原有的制度要素的效率出現了下降趨勢。公共選擇理論所分析的“高征稅陷阱”、“通貨膨脹陷阱”、“公債陷阱”在中國不同程度地出現了。在改革開放過程中發揮了降低交易費用重大作用的財稅制度、貨幣制度、金融制度和外貿制度、地方政府投資制度等，在缺乏有效約束的情況下，其運行費用已快速上升，成為制約中國有效供給實現的重要阻礙。雖然有學者看到了地方政府投資基礎設施所帶來的社會效益。但考慮到缺乏監督，這些項目由政府處理的成本遠高于市場處理，而社會效益模糊不清，利益團體容易混水摸魚。以高鐵為例，筆者不能否定其所帶來的快速便捷，問題是，相對于負債2萬億，5年只有17億的盈利，鐵道部的投資效率實在堪憂。更不要說前鐵道部長所涉及的貪污金額更讓人吃驚。當各地都加入到這樣的投資熱潮中，貨幣制度應有的功能就受到嚴重沖擊，多渠道創造出的流動性一步步地推動物價上升。

受現有投入要素的制約，中國經濟在分工上繼續停留在GVC的低端，在產品供給上則是低質量產品過剩，高端產品和服務供給依然不足。幾乎每個產業的高端和品牌都鮮有中國供給。以食品消費為例，不是說國內或國際沒有足夠的食品消費需求，而是缺乏有效的供給。就國內市場來看，食品的數量充足，但大多數的食品屬于低端、甚至是低品質的產品。發達國家的安全、生態、營養的食品在中國依然缺乏。在此情況下，中國的宏觀經濟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轉折，表現為“經濟困難”、中等收入陷阱“乃至”滯漲，其實質則是有效供給不足、收入下降和物價高企的惡性循環。

(三)在新技術應用已經滲透到社會的每一個領域后，需要等待新的有效供給來創造需求。在此階段，中國的資產價格面臨向下重估的局面，資本必須忍受低回報。高質量勞動力和新興技術、高效率制度等要素的價格則開始進入向上重估周期。

要素價格重估是指，在新技術應用的初始階段，該領域資本回報遠高于社會平均勞動回報，更新技術的研發欲望并不強烈。隨著新技術應用已經滲透到社會的每一個領域，更新的技術進步開始醞釀，勞動者所要求的回報也在遞增。資本、勞動力、技術和制度等要素的價格重估逐步展開。隨著要素重估進程的深入，社會平均勞動回報在經歷了快速上升后逐步趨向平穩增長，原有技術已成為老舊產業回報大大降低，新技術的研發投入則迅猛增加。

在過去十年中國的投資性資產相對于其他生產要素的價格出現大幅、不成比例的上漲。但是，在低端產品供給接近飽和后，中國資產價格向上重估的條件正在逐步消失，主要表現為貿易順差和經常賬戶盈余有收窄的趨勢，甚至有可能轉變為逆差；資本流出跡象越來越多；非金融類企業微觀行為趨于保守，降低了主動信用創造的能力。

另一方面，要素重估階段下勞動力、技術創新、制度等要素會逐步尋找自己的合理定價。具體來看，當前我國城鎮及農民工的工資水平均出現指數型上升，勞動力未來將逐步稀缺、不再廉價。經濟發展的科技動力日漸式微，對未來的希望寄托在新科技上，技術創新變得更加重要，國內科技創新的價格正在得到重估。同時，制度潛在“紅利”增加，制度創新變得極其重要。

從供給的角度可以清晰地發現中國經濟增長及放緩的全過程，同時也蘊含著未來政策選擇的方向。簡單地說，就是向要素投資，即通過投資提升各類要素的質量，從而能夠參與到GVC的更高端，形成有效供給。這一思路既不同于需求管理大力投資基礎設施、刺激消費、推動出口的做法，也不同于傳統供給學派以減稅為核心，以增加產品供給為目的的對策。減稅只是作為財稅制度投資的一個內容而存在，就總體而言，向要素投資是打破中國現階段困局的必然選擇。就投資的主體、動力、內容和方式而言，向要素投資完全不同于傳統的政府投資。它是為生產和供給創造條件的投資，是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的，競爭促進下的投資。

首先，向要素投資是在競爭壓力和信仰驅動下的多元主體投資行為。向要素投資絕不能等同于傳統的政府投資，而是主要由那些具有企業家精神的人對各個要素的投資。因此，向要素投資的動力也不是來自于政府的動機和態度，而是來自于競爭壓力和信仰驅動。競爭壓力是指在國家層面和企業層面都普遍存在的GVC低端日益激烈的競爭。這種壓力是推動個體、企業和政府投資的主要力量，同時歐美市場和全球經濟的不景氣也讓許多資金及要素無處可去，不得不將其短期投資或投機行為轉變為長期對要素投資的行為。當然，僅有競爭壓力還不夠，一國向等待長期回報的要素進行投資還需要有信仰上的驅動力。具體來說，國民通過個體信仰和價值觀的確立，從而形成深層次的使命感和事業心。二者結合在一起才能提供必要的投資動力。

其次，向要素投資主要是投資靈性要素、人力資本要素、技術要素和制度要素。當我們轉向供給視角后，投資的本質內涵沒有發生改變，都是為了獲取未來收益而犧牲當前的消費或休閑，但具體的投資方式卻有很大不同。在這里，投資并不只是指對一定數量資金的投入，還包括時間、精力和學習能力、社會活動等。

(1)投資靈性要素。靈性資本是指那些能夠給我們帶來一連串精神和物質收益的有關人生意義和使命的認知，它會讓我們更加明智地作出人生抉擇。靈性資本并不是天生就有的，它同樣需要付出時間和精力的投資。通過了解多種宗教文化資源，體驗各類人生際遇，感悟自身存在價值，探索意義實現途徑，都是在浮躁時局下進行靈性要素投資的方式。靈性要素的核心作用在于通過確立信仰和獨特價值觀，從而為經濟的、政治的、社會的企業家精神的成長提供支撐。

(2)投資制度要素。從阻礙供給轉變為需求的角度來看，需要花大量的時間、精力和財力用于長期制度的研究、試點、改革和推行。這樣值得投資的制度很多，包括：投資財稅制度，推進財政開支和稅收征取的法治化進程，強化公眾及其代表對預算的監督，強化對財政開支的審查和監督，大力降低企業和個人的稅賦，由間接稅為主改為直接稅為主，讓個人和企業有充分的創業活力來推動發展。投資貨幣制度，確保中央銀行穩定貨幣創造的職能，依法嚴控貨幣供應量的隨意擴張和緊縮。投資金融體制，打破銀行壟斷，實現民間借貸的合法性，推進利率市場化，為企業資金融通資本金和債務資金創造良好環境。投資貿易體制，在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時期，依然要堅持降低關稅及非關稅壁壘，提高貿易監管效率。

此外，還需要投資政府管理體制，推動政府成為社會公共管理的中心而不是經濟增長中心，用新的法治及社會管理狀況而不是GDP作為考察政府的指標，依法嚴格審查和監督政府所主辦的各項基礎設施建設及公共項目。

(3)投資技術要素。依法保護知識產權，借鑒合理的創新評價機制，激勵知識創新和技術創新。采取靈活多樣的方式促進各類技術轉化工作和創業活動。需要說明地是，政府對科研的支持只是一個導向的及輔助性的，投資技術的主力應該是個人及企業。

(4)投資于人力資本。人力資本的投資方式主要包括學習專業技能和增強身體素質等，是迎接新一輪經濟周期的長期投資行為。目前人力資本投資方面亟待解決的問題一是多樣化人才的培養；二是人才質量的提升。為此，需要進一步推進從幼兒教育到高等教育一系列的公立教育與民營教育的平等準入與平等競爭，增強教育部門的自主權，采取多樣化的教育內容和多元化的教育效果評價機制。

再次，向要素投資的外在條件是開放思想市場，發揮多個社會組織的職能。向要素投資離不開政府的主動行為，同時更需要個體及其他組織的積極參與。為此，需要：(1)進一步開放思想市場，降低對文化產品的審查門檻，逐步形成“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社會氛圍和包容開放的文化創新環境。(2)推動社會團體管理體制改革，開放宗教類社會團體及非宗教類社會團體的登記注冊，積極發揮各類非政府組織的社會職能。在國家的投資體系中，形成企業、NGO、政府各負其責，相互配合的局面。(3)逐步推進憲法的修正，將制度要素投資的成果適時地納入憲法之中，用憲法來體現全社會所形成的最大共識，用憲法來保證各類要素投資能夠獲得預期的回報，特別是對于制度要素投資的回報是社會變革的主要動力，必須要能帶給投資者一定的回報激勵。

要素投資是基礎，其目的還是要形成有效供給，并推動一個國家形成可持續的內生經濟增長機制，從而在全球競爭中保持優勢。對于中國而言，當前面臨的“轉折”既是挑戰，又是機遇，如果能夠將理論認識和政策設計轉向供給側，完全有潛力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早就國家價值鏈。然而，投資是一個較為長期的過程，增長不能等待投資的完成，就當前而言，必須在邊對要素進行投資邊通過改進供給來創造需求。

首先，在相對長的時期內，中國還是要接受全球價值鏈的現有地位和分工狀況并在此基礎上積極穩定地向上攀升。要素供給能力決定了一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位置，在要素投資還未形成連續的收益流之前，還必須依靠原有的要素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但是，這種參與不應該是被動的，而應該是積極攀升的。也就是說，要隨著國內人力資本、技術、制度等要素的投資而從價值鏈低端逐步向中端甚至高端攀升。

其次，用多種多樣的有效供給驅動新的消費與投資需求。要認識到當前國內并非不存在需求，也非真實需求不足，而是缺乏有效供給，當有效供給出現時，消費需求會不斷地創造出來。隨著要素投資的開展，在供給上可以有多方面的變化。(1)在農產品的供給上，要不斷增加更加環保、營養、安全以及多種功能的各類農作物和食品。讓每個人都能夠喝到放心的奶，吃上放心的菜，用上放心的油，當國人不再去香港搶購奶粉時，不用從國外購買茅臺酒時，這本身就可以創造巨大的消費需求。(2)在制造業產品的供給上，要不斷提升技術含量、精確度和特種產品的數量。雖然中國在鋼鐵、電纜、紡織等制造業上擁有龐大的規模和產量，但這些行業的高端產品、高利潤產品大部分都被發達國家占據，大量的中國企業只能扎堆在中低端市場里打價格戰。隨著要素投資的推進，不僅要對加速傳統制造業的升級換代，還要形成大企業與中小企業協同發展的格局，最終用高品質的制造業產品在全球及國內創造出源源不斷的需求。(3)在服務業的供給上，要增加多樣化、高品質的服務。包括：要大力發展文化、影視、娛樂、旅游、出版在內的精神服務業，為13億人提供受高品質的精神產品。一旦國內影視業達到好萊塢在中國的票房收入，每年就可以創造出可觀的需求。要大力發展生產性服務業，滿足制造業升級換代和技術改進等多方面的需求，這類服務業在中國也有巨大的空間。要大力發展商務服務，如咨詢公司、審計師事務所、金融、培訓公司、會議公司等。這類商務服務具有集聚效應，對增長和就業提供貢獻很多。(4)在房地產的供給上，要提供區別性的產品和服務。一方面要提供質量可靠、價格適當的保障性和一般性住房滿足人們的居住需求；另一方面要放開商業地產和高檔性住房的開發和投資活動，滿足市場上的投資需求。

最后，形成要素價格重估與收入增長的良性循環。要素品質決定了要素價格，要素價格決定了回報率。當中國供給在高品質要素的支持下不斷向GVC中高端攀升的時候，各類要素的收入水平也會穩步提高。最終實現價值鏈位置與收入水平同步上升；收入水平與投資、消費同時升級的良性循環。這樣一條可持續的內生經濟增長之路同時轉變了調整收入分配的思路。不是通過傳統的財政手段來進行收入再分配，而是要通過要素價格重估來改變收入分配格局，并推動社會群體“向上流動”的實現。可以說，隨著要素投資的深化，一個更加多元，更能包容，也更加和諧的社會狀況會逐步出現。

在古典經濟學那里，人們直接對關注生產環節，這并非沒有道理。在那個時代，讓·巴蒂斯特·薩伊首先把政治經濟學分為生產、分配、消費三個部分，在一個供不應求的社會背景下，他忽視了交換的重要性及其實現的可能性。詹姆斯·穆勒關注到了交換問題，他在薩伊政治經濟學三分法基礎上提出四分法：生產、分配、消費、交換。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里也曾經講到生產、分配、交換、消費這四個環節。不過，頻繁出現的經濟危機讓經濟學家開始關注商品為何難以實現“驚險一躍”時，分配方式就成為研究的重點。新制度經濟學的興起讓我們明白了，其實分配問題在生產之初就通過合約加以解決了，倘若分配問題沒有解決，生產就無法進行。這就意味著分配問題其實并不重要，著眼于分配無法解決經濟增長問題。

本文的研究從GVC背景下的全球性滯漲的現實出發，進一步描述出宏觀經濟運行的主要環節，這就是投資、生產、交換、消費四個環節。通過研究這四個環節，可以清晰得發現供給與需求兩者中供給對于發展的關鍵作用，在發展的意義上，供給決定需求體現為供給的品類決定了可供需求的品類，供給的質量決定了可供需求品的質量，供給的產業生態決定了需求的社會生態，供給環節的收入分配決定了有效需求的結構。驅動供給提升的關鍵在于要素，從而推動投資、生產、交換、消費四個環節的周而復始。這一描述，更加切合內生經濟增長的機制；這一探索，也有助于推動政治經濟學這門古老學科在新時代繼續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