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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4日深夜，永安行董事長孫繼勝和中介機構爭論到半夜，要不要暫緩上市?

這是個艱難的抉擇。首次發行上市(IPO)的公司，有太多暫緩后就再也沒能發行的案例。而永安行這次，早就被外界熱炒為“共享單車第一股”。

半夜里，孫繼勝聲音沙啞又斷斷續續，“暫緩吧!”他說。接著，他給股東們一個一個打電話，解釋、道歉……

這是一個無眠的夜晚。孫繼勝坐在電腦面前，不斷刷新聞，市場的反應如何?媒體會怎么報道?

終于，凌晨兩點，有了第一個永安行暫緩發行的報道，他很驚訝媒體的速度。

第二天一早，公司管理層平靜地接受了這個消息。太陽照樣升起，常州處在正舒適的春天里，孫繼勝又開工了。“我非常痛苦”，孫繼勝對經濟觀察報記者說。

在短短兩個小時的面談中，他多次嘆氣，每一聲，都是長嘆。

“我們不是共享單車第一股!”

永安行籌備了數年的上市，卻在拿到批文后暫緩，與近期的專利訴訟和媒體質疑有關。

4月17日，顧泰來去蘇州法院起訴永安行侵犯其專利，這是在永安行拿到上市批文后第三天，4月18日，又去南京法院起訴。

顧泰來是首批國家“千人計劃”專家，江蘇先聯信息創始人。顧泰來所持的發明專利是“一種無固定取還點的自行車租賃運營系統及其方法，它包括用戶終端、多臺裝有車載終端的自行車、運營業務管理平臺和車輛搬運系統”，顧泰來稱，“如果強行沖關IPO就是所謂的帶病上市、綁架股民，很可能對法庭造成不必要的干擾”。

孫繼勝認為，顧泰來的專利范圍限于無樁共享單車部分，而這部分業務只占永安行總營收的不到1%，對其影響不大。

而顧泰來認為，不僅是無樁單車，手機掃碼的有樁單車也可能涉嫌侵犯其專利權利。由此質疑涉訴專利對應的業務在永安行整體營業收入中占比并非“不到1%”。但智能有樁占營收比例多少尚且不得而知。

孫繼勝對經濟觀察報稱：“永安是從2010年投放公共自行車，早于顧泰來2012年的提交專利時間。顧泰來的專利在國外專利庫存在，嚴格意義是無效的。永安的技術路線和方法與顧泰來完全不同。”顧泰來則稱，“我的專利是2010年公開的，2013年授權的。”

為打消市場疑慮，永安行在招股意向書中還提出“兜底”條款。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孫繼勝承諾，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分公司因其產品侵害顧某擁有的發明專利，導致任何費用支出、經濟賠償等損失，孫繼勝無條件全額承擔賠償責任，或在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分公司必須先行支付該等費用的情況下，及時向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分公司給予全額補償，以保證不因上述費用致使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分公司和公司未來上市后的公眾股東遭受任何損失。

孫繼勝稱，和顧泰來沒有任何往來，也不是競爭對手，不存在過節。顧泰來也持同一說辭。

永安行一直備受關注，媒體已經認定永安行為“共享單車第一股”，關于專利訴訟的報道鋪天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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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是共享單車第一股!”孫繼勝對經濟觀察報記者稱，這是在永安行還沒有暫緩發行的時候。孫繼勝認為永安行是一家“未來新經濟企業的雛形，結合了‘智能制造+物聯網+智慧服務’，將乘著互聯網時代的高速列車前進。”

事情逐漸發酵。5月2日，顧泰來向中紀委實名舉報證監會，要求暫緩或者暫停永安行IPO事宜。

顧泰來對記者稱，“證監會允許永安公司實際控制人以個人承諾書作為擔保，準許其帶病上市的舉措明顯違背了證券法的規定……永安公司實際控制人的個人資產狀況不明，怎么可能對一個公眾融資平臺做出保證呢?這明顯已經超出了其責任承擔能力。目前永安公司涉嫌的侵權范圍涉及到其主營業務，當然這最終需要法庭裁決。但證監會如此急不可耐地放行永安公司帶病上市的反常舉動，使人不得不懷疑其背后存在暗箱操作。這就是我向中紀委實名舉報的原因。”

永安行于5月3日完成初步詢價，原計劃于2017年5月5日進行網上路演。但5月4日晚，永安行董事長孫繼勝和中介機構討論、爭辯到半夜，決定暫停網上路演。IPO進程暫緩。

有樁無樁之爭

2015年6月，永安行第一次報送招股書，進入IPO排隊期，意欲登陸上交所主板。經過近兩年的排隊等待，2017年3月，永安行更新招股書。

2016年，自行車行業出現了新鮮血液——共享單車，以摩拜、ofo涌現，各色單車遍及一線城市街頭。進入共享單車市場不到兩年，摩拜和ofo就成長為獨角獸公司，公開資料顯示，迄今兩家的融資額合計超過10億美元。共享單車兩大巨頭像其他行業一樣，不可避免地開戰，燒錢是很有代表性的表現。2016年12月1日，ofo率先在京滬開戰，所有認證用戶騎車免費。1月24日，摩拜跟進，在北京開啟免費騎行。

永安行正處于IPO排隊期，如果業務發生重大變化會影響其上市進程，限于證監會對于上市的財務要求，永安行也不便參與燒錢大戰。

從2016年下半年開始少量試點布局無樁共享單車業務，永安行已經投放了成都、昆明、北京、上海、南昌、貴陽等地，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地方，永安行過往沒有開展過有樁共享自行車業務。

永安行仍然以政府付費投資的有樁公共自行車為主要業務，主要覆蓋三線及以下城市及周邊縣、鎮區等，來自三線以及市縣的收入占發行人總收入的比例達85-90%。共享單車業務2016年占主營業務收入比例為0.12%。其中，用戶付費共享單車業務收入為36.83萬元，占總營收的0.05%。

孫繼勝在共享單車業務版塊的業務目標也是盈利，他投放的車比起摩拜、ofo不算多，也沒有補貼，亮點是最早和支付寶合作，免去了押金。他曾在公開場合表示，“靠押金不算共享單車”。

騎行人數有限，用戶騎了共享單車，城市公共自行車系統的意義何在?政府還有沒有必要采購建設?證監會發審委員在永安行上會時也問到關于“共享單車和公司不構成相互替代和直接激烈競爭”的相關風險揭示是否準確、相關信息和風險是否充分披露等問題。

孫繼勝并不認為共享單車和有樁公共自行車為競爭關系，“是既競爭又互補的關系”。據他統計的數據，“城市公共自行車的使用量在增加”，他認為這是一種需求喚醒。

他認為，目前從事的由政府付費投資的有樁公共自行車系統業務，是各地政府提供的城市基礎設施民生服務，而新興的用戶付費無樁公共自行車即共享單車模式，是一種商業化行為和民間資本對此領域的補充。

在孫繼勝眼里，二者存在的差異：首先付費方式不同，公共自行車業務為政府或者相關單位幫助廣大騎行者付費，騎行市民免費使用，每年政府為市民節省了大量的出行費用;而共享單車收入來源于騎行者個人付費與公共自行車的惠民特性完全不同。比如蘇州，每200-300米一個公共自行車固定樁點借車還車服務點，加之手機掃碼租車，“這種既美化城市環境又方便市民的公共自行車，與共享單車隨借隨還有區別嗎?”

其次，公共自行車有專人對公共自行車以及其設備設施進行安全維護，而共享單車的損耗率、遺失率以及折舊較快，隨著時間的推移安全問題越來越嚴重。

在用戶范圍方面，公共自行車適用于16歲至70歲的廣大市民，永安行的系統可對接IC卡、M1 公交卡、市民DESFIRE地鐵卡以及手機支付等方式，而新興的“用戶付費”無樁共享單車模式企業的產品由于車輛分布較分散和隨機，更適合在一二線大城市的中心區、學校等人口密度較大、人均使用率較高、人員素質較高的地方開展，無樁共享單車不太適用不習慣手機的老年人。

據孫繼勝的說法，永安行做過跟蹤統計，在上海青浦區永安建設了80個服務站、投放了2000輛公共自行車(掃碼租車技術)，正常每天騎行人次在11000次。而摩拜在青浦區也投放了約2000輛共享單車，其連續3天(7：00-21：00)跟蹤其中3輛共享單車，平均每輛車騎行為2次左右。“隨著沒有規劃控制的城市共享單車數量的增長與擴散，每輛共享單車的日均騎行次數最終會在2.5次左右，無論是從統計數學還是實際應用統計都是這個結果”，孫繼勝稱。

對于這一說法，摩拜單車方面稱，通過在3天時間內選擇某個區域的3輛共享單車，來推斷全局的騎行情況，這一推斷方式是非常不科學的。青浦屬于上海的郊區，騎行數據不能代表整個上海的平均情況。同時，騎行數據受到天氣影響很大，三天的數據樣本太小，不能代表全局的數據。另外，摩拜單車并未直接在青浦區投放車輛，很多單車是用戶從上海其他區域騎過去的，該區域的單車保有量數據也是動態的。

孫繼勝會繼續保持共享單車版塊不虧損的情況下，保持小范圍試點，其主要的精力仍然是有樁的公共自行車系統推廣與技術創新，如有樁公共自行車增加無樁功能，而共享單車作為有樁的互補。

兩次創業

見面時，孫繼勝提及暫緩事，苦笑一下，然后低著頭，“這是永安行發展過程的一個節點……”。他稱“主動暫緩是出于對投資者負責”。

孫繼勝年近50歲，雙鬢已有白發，穿著淡藍色襯衫、西裝褲、黑色皮鞋，坐姿拘謹，一直保持著端坐，講到興起時身體會前傾。

目前他希望法院盡快開庭能給一個說法，“還永安行一個清白”。這段時間，他繼續在做業務，“不論上市成不成功企業也會照常經營……我現在非常痛苦、非常疲憊”。

孫繼勝是個十分謹慎的人，記者與他發寫短信一個多月，才接到他第一個電話，“事情很多，費神費精力”。

面談的一開始，他說話的語速都很慢，詞與詞之間會有停頓。

聊完創業經歷，談到自行車這個話題，他仿佛又是另一種狀態。

孫繼勝畢業于河海大學，學的是自動化的電子儀器以及測量技術，這個學院在常州，主要學習如何制作、測量水電表。1991年畢業的時候，作為當年的優秀畢業生及學生會負責人，他放棄了到國家水利系統的工作機會，去了一個儀表廠--一個常州本地的鄉鎮集體企業。

為什么放棄了鐵飯碗選擇了下海呢?孫繼勝對經濟觀察報記者稱，“在企業里做些技術創新吧”。

在儀表廠，他從事的工作專業十分對口，工作得到了上級的認可。

實體經濟企業在不同的時代都一樣生存艱難，1993年，儀表廠經營每況愈下，沒有訂單、資金鏈斷裂，沒過多久，這個工廠倒閉了。這是孫繼勝第一份工作。

1994年，年僅26歲的孫繼勝創辦了自己的公司——科新金卡，主營磁卡門鎖、IC 卡門鎖的制造、加工，靠貸款20萬元開始創業。

1997年，孫繼勝作為自然人股東、科新金卡作為企業法人創辦了第二家公司科新電子鎖，這個公司主營業務為酒店、公寓、住宅用戶、辦公寫字樓提供電子門鎖，業務涵蓋電子門鎖系列產品研發、設計、生產、安裝、售后，主要產品包括酒店電子門鎖、門禁、電梯控制器、感應開關等，客戶中包括漢庭、北京大學學生公寓、北京前門建國飯店、上海陸家嘴花園等。

盡管如此，直到2015年，科新電子鎖的凈利潤才169萬元，總資產為3142萬元。孫繼勝稱，該市場不大。

科新電子鎖的業務在不溫不火的進行著，孫繼勝回憶，2006年-2010年的時候，是他人生中最快樂的時光，他愛好打網球和游泳，經常和朋友打球，每逢節假日，都能帶家人一起出門旅游，周六周日陪伴家人的時間也很多。

直到2010年，孫繼勝創辦了永安行。有樁公共自行車需要電子鎖，他們感受到自行車市場的機會。

孫繼勝看好自行車出行市場，他認為公共自行車作為城市慢行、共享公交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綠色低碳、方便快捷、經濟環保等特點，在解決擁堵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為市民“最后一公里”的交通問題提供了有效的解決方案。

他放棄了休閑，陪家人旅游更不現實，一年有300多天在外出差，僅2016年他坐飛機的次數就有260多次，有時一天開車上千公里，拜訪4、5個城市。

這一年，他42歲，身體狀況已經不如第一次創業。

人到中年重新創業，身邊的朋友大多相勸，何必折騰，他苦笑。一開始創辦永安行的時候，孫繼勝想，如果能公司的年營業收入達五千萬元，就非常滿意了。現在永安行拿到上市批文，中國的企業大大小小不計其數，登陸資本市場的只有三千多家。

創業初期，他常到處出差，向政府推廣、演說商業模式，但是阻礙很大，因之前的北京奧運會、武漢等地公共自行車失敗案例太多了。

杭州是國內較早看好公共自行車的城市。杭州發展公共自行車系統，構建公共交通與自行車換乘(B+R )及停車換乘(P+R)組合交通模式，延伸公交服務，提高了城市公共交通機動性和可達性。據公開資料，杭州公交公司于2008年5月1日起在景區、城北、城西范圍內以公交首末站為核心，以名勝區、小區、商家、廣場等為結點設多個試點區，并設置62個的租車服務點。一年之后，服務點即達到799個，免費單車總數達到20000輛。市民1小時之內騎車為免費。

杭州的成功試點和政府的支持，振奮了孫繼勝推廣公共自行車的信心。

2011年是最艱難的時刻，這一年，永安行承接了南通、紹興、昆山、吳江、常熟等地公共自行車項目。

“員工對我肯定是很失望的”

政策的春風不斷吹拂，永安行的業務隨之擴展。

截止2016年底，中國共有超過400個市、縣配備公共自行車系統，其中永安系統覆蓋的市縣為210個左右，分布在29個省、直轄市、自治區。永安行累計建設約3.2萬個公共自行車站點，投放約89萬套公共自行車鎖車器設備，騎行會員已達約2000萬人。其中，線上平臺注冊會員(永安行平臺會員)達750萬人左右 (截至2016年底)，2016年為全國會員提供了超7.5億次的出行服務。

上述合同金額約30億元 (大多為政府連續五年平均支付)，這一存量即可為永安行2017年帶來保底6億元左右的運營業務收入。

他認為，“自行車市場還未飽和，公司還大有可為”。據他測算，較為完備的公共自行車體系，一個常住人口300 萬以上的城市公共自行車數量可達3萬輛以上，站點1000個以上;一常住人口100萬以上的市縣公共自行車數量可達2萬輛以上，站點600個以上。尚未飽和的市場為后續公共自行車系統擴建提供了良好的空間，他想進入三線城市以下的市場。還正在嘗試共享電單車，“有樁是我們的優勢，可以在樁充電”。

永安行每年平均新增員工近1000人。2014年~2016年，永安行的在職員工人數分別為2713人、3692人和4665人。高中及以下學歷人數為3481人，占員工總數的75%，年齡在41-50歲的人占公司總員工的34%。孫繼勝感覺壓力山大。

何時重啟IPO?孫繼勝沒有給出答案。

“員工對我肯定是很失望的”，孫繼勝低下頭，反復強調，“這是一個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