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律新社研究院 Faye
出品丨律新社研究中心
段和段律師事務所的吳堅律師表示,全球反欺詐治理正在進入一個前所未有的制度協同時代。而中國律師,已不再是旁觀者或跟隨者。吳堅律師曾參與過大型跨境欺詐犯罪案,他認為欺詐犯罪已日益呈現出高度網絡化、跨境化的特征。而且在AI技術快速發展的今天,技術從未如此深刻地介入欺詐與反欺詐的博弈。在吳堅看來,AI帶來的不是簡單的工具升級,而是犯罪邏輯的重塑。技術迭代壓縮了防御反應時間,深度偽造瓦解了信任根基,工業化生產則讓欺詐得以規模化蔓延。技術問題終究需要技術回應,而法律人的職責,是在擁抱工具的同時守住邊界,用AI提升效率,以專業完成最后的校驗。

吳堅認為,AI技術將從三個維度重塑欺詐犯罪,其影響是結構性的。第一,技術迭代極快。通用人工智能(AGI)的應用正以“月”為單位加速。這意味著欺詐手段的更新周期被極度壓縮,防御方將面臨持續且快速演進的技術挑戰。第二,欺騙性發生質變。基于深度偽造的詐騙可實時生成與親友完全一致的音視頻,徹底顛覆了基于身份、聲音的傳統信任驗證機制,使得識別與防范變得極為困難。第三,犯罪趨于工業化。AI能實現詐騙流程的自動化與個性化,使犯罪團伙能以前所未有的效率同時對海量目標實施定制化欺詐,大大降低了犯罪門檻并擴張了潛在規模。

那么,應對AI欺詐,是否意味著法律服務機構需要提前革新自身的服務模式或工具?吳堅表示,法律服務必須前置性地升級模式與工具。他建議年輕一代律師應主動將AI深度融入工作流程,使其成為類似法律檢索的高效日常助手。但關鍵在于設立清晰邊界與風險控制機制。AI目前仍可能生成誤導性信息,因此所有產出必須經過律師基于專業知識的“雙重核查”(Double Check),確保結果準確可靠。技術應服務并增強于專業判斷,而絕不能替代人的最終責任。
吳堅擁有超過三十年執業經驗,親身參與了中國從改革開放初期到深度融入全球化的進程。他表示,與90年代相比,今天中國律師在國際場合所扮演的“角色”,內涵與分量發生了根本性重構。
他認為,過去在外商投資業務中,我們更多是承接國際律所分派的本地事務,扮演“分包方”角色。如今情況已徹底轉變。在復雜的跨境事務中,尤其是涉及跨境多國程序的欺詐資產追索案中,中國律師已成為項目的“總包方”與“牽頭人”,不僅提供專業法律意見,更負責整合國內外資源、協調不同法域的律師團隊、制定整體策略并管理全程執行。這標志著從單一工種的“專業律師”向兼具項目管理與跨境協調能力的“復合型律師”轉型。
這種轉變源于中國深度參與全球化帶來的法律服務保障的需求升級。當案件根源、客戶與核心利益集中于中國時,能夠深刻理解本土法律環境、同時具備國際視野的中國律師,自然成為連接內外、主導全局的關鍵節點。中國律師已從域外規則的被動接受者,正成長為能夠主導復雜跨國法律業務的重要專業力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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