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柏琳
我在2012年秋天坐著綠皮車去安徽南部，前往宣城市下屬績溪縣的一個不知名村莊，進行為期21天的績溪方言田野調查。當時的我是一名理論語言學的研究生，選修了一門叫做“方言地理學”的課程。該課程的考核方式，就是進行一次方言學的田野工作，并寫出調查報告。
(資料圖)
績溪位于宣徽之脊，縣內山水交錯，胡宗憲、胡雪巖、胡適等歷代名人皆出于此，人文底蘊深厚，頗有唐宋遺風。由方言老師帶隊，我們一行數人在三周時間里，走訪村里人，和他們交談，記錄詞匯，聽辨方音。然而，我們的工作時常陷入困難，年輕人普遍表現出不合作的態度，他們很難理解，記錄績溪方言中的殘存古音到底有什么意義。對于績溪方言里某些行將消逝的發音和詞語，他們大多表現得不以為意：“（古音）死了就死了唄，我們現在想學的是電腦（互聯網）上說的話”。他們總是問：“你們從北京來的，有沒有什么好東西帶給我們？”
這段經歷已經過去了十年，今天的我正在讀一本瑞典人類學家唐·庫里克（Don Kulick）寫的書《雨林里的消亡：一種語言和生活方式在巴布亞新幾內亞的終結》。隨著閱讀的深入，從前自己做語言田野調查的記憶也蘇醒了。那個當年困住我的問題再次徘徊心間：當一門語言消亡的時候，到底死去的是什么？
一門語言如何走向死亡，死亡的文化代價
瑞典人類學家唐·庫里克，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頻繁往返于巴布亞新幾內亞（Papua New Guinea）的熱帶雨林中，進入沼澤地深處的一個人口僅兩百人的小村子迦普恩（Gapun），記錄一門瀕臨消亡的當地語言泰雅博語（Tayap）。在這段跨越三十年的歲月里，庫里克從一個天真的人類學家成長為一個深邃的人道主義者。他對以生態圈角度審視瀕危語種的慣常的人類學家視角感到厭倦，而是渴求從政治系統中窺探一門語言消亡的過程。
換言之，他已經不滿足于記錄瀕危語言的語音、詞匯和句法結構，他關心的是令人更為心痛的東西。他記錄下一門語言如何走向死亡，以及語言死亡的文化代價。
巴布亞新幾內亞，一個陌生的地名。它位于南太平洋，左鄰印度尼西亞，南部和東部分別與澳大利亞和所羅門群島隔海相望，被稱為地球上最后的處女地。從1511年開始，它曾先后是葡萄牙、英國、德國的殖民地，也曾一度歸屬澳大利亞管轄，成為澳屬巴布亞領地，1975年9月16日宣布獨立。
然而，獨立后的巴布亞新幾內亞在全球資本市場的裹挾下，并沒有獲得想象中的美好現代生活。這是一個土著當道的社會，所謂的現代文明并沒有在此開花結果。在新制度和舊傳統的激烈撕扯中，舊世界走向衰微，但新世界開出的畸形花朵加速了這個地方的死亡。
巴布亞新幾內亞有95%以上的人口都是土著，官方語言雖為英語，但人民90%以上都說皮金語。皮金語(Tok pisin)，字面意思是“洋涇浜語”或者“鳥語”，作為一種種植園語言崛起于19世紀后期。這種基于英語的混合語，已經是巴布亞新幾內亞人使用最廣的語言。相較之下，這個國家處于瀕危狀態的其他820多種語言，地位就極其弱勢了。它們甚至都沒有文字，其中一半以上的語言使用者不足500人。
在巴布亞新幾內亞，行將消亡的語言所能表達的一切，都只能存在于偏遠村莊中。在雨林深處的小村莊迦普恩，住在那里的人說著一門獨特的語言——泰雅博語。泰雅博語可能和希臘語、漢語或拉丁語一樣古老，如今只剩不到五十個人能夠磕磕巴巴地使用這門語言。三十年里往返于當地的庫里克，被當做去世村民的幽靈來接納，和當地人朝夕相處，見證了這門語言消亡的過程。
庫里克并不是在寫一本冷冰冰的方言志學術報告。本書的語調清醒克制，但不乏文學性的動人描述，字里行間還埋藏著濃濃的幽默感。這本書是關于他在迦普恩村的故事，以及為什么這一語言田野調查工作最后以失敗告終。換言之，本書的價值恰恰就在于“失敗”，他選擇誠實地面對一種困境，一種因為被現代性放逐而支離破碎的生活真相。
這個故事講述了在一個幾乎與世隔絕的村子里的生活是怎樣的，村民早餐吃什么、怎么睡覺；也講述了村民如何管教孩子，如何互相取樂和咒罵；還有村民們如何談情說愛，如何信仰，如何爭吵，如何死去。準確來說，這個故事講述的是作為一名人類學家在巴布亞新幾內亞雨林做語言田野調查的感受。
《雨林里的消亡：一種語言和生活方式在巴布亞新幾內亞的終結》
語言學家是為數不多的認真在意語言消亡問題的人之一，但當他們提出這個問題時，幾乎永遠都帶著責備或者失望的語氣。庫里克意識到這種視角里天然的傲慢性。作為一位歐美白人中產階級男教授，他所要書寫的是一群生活在遙遠大洋國度的沼澤地里的黑人村民，他們大多身無分文，對現代文明停留在美好的想象階段。
從一開始，庫里克就知道，他和這些生命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異。然而，他既不認為這種差異有高下之分，也不贊同現代人類學之母瑪格麗特·米德的觀點，即認為了解異域文化和生活方式，可以對介入者所在的世界起到一種反思作用。異域的差異性，可以對于我們建構自身世界時產生實質性影響，即“從差異中學習”。他缺乏米德式的自信，他不認為迦普恩村民能教給他什么關于良好生活的建議。
庫里克不僅認為，迦普恩村民的生活方式無法帶給“文明的現代人”以教育意義，相反，他看見了“差異性”給當地人帶去了毀滅性的后果。20世紀是一個變革的世紀，對于迦普恩的村民來說亦是如此。只不過，“村民們被這個見證他們放棄一切但最終一無所獲的變革的世紀給徹底壓垮了”。
他們太渴望改變了，不惜終結傳統生活方式
20世紀初的幾十年，殖民者來村里招工，運去遙遠島嶼上的種植園，幾年后把他們送回來。這樣的模式，帶回了全新的皮金語和關于一個現代世界的家園童話，泰雅博語從那個時候就開始衰落了。太平洋戰爭逼迫村民逃到雨林深處，食不果腹地生活。日本兵帶來的痢疾暴發，又導致村子里人口銳減。
戰爭結束后，紛至沓來的天主教傳教士給一批又一批的村民“洗腦”，奉勸他們皈依基督教，告訴他們必須放棄古老的生活方式，因為那是邪惡的。被卷入全球資本主義市場后，物質崇拜放大了基督教的這種說法，說服村民毀滅他們的傳統，阻止他們把古老的故事傳給孩子。傳教士們同時再度許下“諾言”，承諾基督將會來到迦普恩村，把村民的皮膚從黑色變成白色，獎勵他們上帝的榮光，例如金錢、舷外馬達、鐵皮蓋的房子。
從前也有所謂的學校在村里曇花一現，等孩子們學會了認字，就把這種技能用在寫情書上，或者用來寫信給遙遠的海外某個地址，那個地址會寄來許多郵購產品目錄，許諾將給他們許多快錢和商品。政府官員們也陸續出現了，他們敦促村民們種植經濟作物，卻沒有買家出手。非政府組織的代表，催促村民們砍掉所有的樹。貪婪的政客們帶著張口閉口拼發展的熱情承諾書來了，再偷笑地數著他們成功從土著村民那里騙來的錢跑得無影無蹤。整個20世紀直至今天，迦普恩的村民都在被幾乎每個和他們有聯系的外面世界的人或組織誤導、欺騙和掠奪。
然而，這些可憐人并非待宰羔羊，他們迫切地希望改變，他們主動配合著外面的人的謊言。如果有一個好心的白人忍不住告訴他們是被騙了，他們也大多選擇充耳不聞。每當庫里克試圖耐心地告訴他們，關于“世界各國”的生活圖景的想法是不對的，“各國”的大多數人民其實也要靠著工作賺錢，窮人也很悲慘，并不是每個白人都靠著坐在汽車里由司機接送來出門的，凡此種種解釋都只換來面無表情的注視，并被輕描淡寫地擱置。
迦普恩村的人實在太渴望改變了，或者說他們實在太渴望變成白人。他們要聽的故事，類似于一種神話般的許諾：當迦普恩村的人從當地墳場下面的隧道穿過去后，死去的巴布亞新幾內亞人會到達羅馬，變成白人。
因此，任何能讓迦普恩人有可能變成白人的事情，無論付出怎樣的代價，他們都希望嘗試。與之相對，任何有可能阻礙他們變成白人的事情，他們大多會選擇麻木不仁地放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泰雅博語的消亡。在迦普恩，白人的影響并不是通過物質進步來衡量的，他們的錢依然少得可憐，在沼澤村子里的日常生活和他們的祖先沒有太大區別。
白人的影響真正體現在文化和語言層面——白人到來之前，知識原本都是用泰雅博語來傳授給孩子的，但白人到來之后的變化意味著知識的整個基礎也發生了不可逆的變化。孩子們要經歷的痛苦的古老成人儀式被摒棄，而正是通過這種儀式，他們才習得了怎樣像成人那樣行為舉止的知識。此外，神話傳說、巫術吟唱、莊嚴的“喪飯”活動也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白人殖民者植入巴布亞新幾內亞的新生活方式：基督教、種植咖啡或可可豆等商業作物、想要獲得白人擁有的商品的欲望。而這些生活方式的到來，需要的是一個引擎——皮金語。
在迦普恩，皮金語代表了教會和現代性，代表了所有對于美好生活的欲望。它的地位已經不可撼動，而泰雅博語則越來越代表非理性、負面的、落后的特質。村民們普遍認為這些特質需要被壓抑，否則他們無法變成白人。
本書中有一個耐人尋味的章節，叫做“我要離開這里”，講述迦普恩村出生的孩子經歷的語言習得過程。迦普恩人認為，嬰兒出生時就帶著非比尋常的堅定意志，是帶著很多“頭”降生的，嬰兒被認為生來就是壞脾氣和自大的，成人把孩子帶大的目標就是抑制住他們的“頭”，從而展現他們的“知識”。而孩子們該怎么做呢？很簡單，通過說皮金語。
因此，家長們開始潛移默化地鼓勵孩子說皮金語，并且不指望也不教授泰雅博語。就這樣，到了1980年代中期，分水嶺出現了。第一代不再學習泰雅博語的孩子已經被“生產”出來了。即使后來庫里克發現還是有幾個孩子會說泰雅博語，但這些未成年人從來不和任何人主動說這門語言。他們只是掌握了被動運用這門語言的能力，成為“被動活躍雙語者”。由此，本書也成為一本關于“終結”的書：傳統生活方式的終結，一門被雨林深處的人說了幾個世紀的小語種的終結，也是一個人類學家介入異域的旅程的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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