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柱認為,成都高新區的負面清單特點在于,一是只針對主導產業,二是政府行為更加規范透明高效,第三是從以前注重事前審批轉為注重事后監管。
鑒上海自貿區“負面清單”管理改革經驗,成都市在副省級城市中率先推出“負面清單”管理模式改革,通過釋放改革紅利推動成都經濟社會發展。
7月17日,成都發布在天府新區成都片區、成都高新區、龍泉驛區(經開區)等3個試點區探索“負面清單”管理模式改革,公布了各自的第一份“負面清單”,共涉及外商投資、企業投資、區域發展、環境保護等四大領域。
成都市發改委負責人表示,“負面清單”的推行,將改革市場準入的管理制度,明晰內外資在成都投資的市場準入限制,探索破解投資領域的“玻璃門”、“彈簧門”、“旋轉門”,促進投資便利化;同時,通過“負面清單”的引導,將進一步淘汰落后產能,推動市域產業轉型升級。
三區試點、全市推廣
此次改革采用試點推進,成都市首先在天府新區成都片區、成都高新區、龍泉驛區(經開區)3個試點區進行探索。試點區結合自身的實際分別制定出了各自的“外商投資準入負面清單”和“內資投入準入負面清單”。
“成都充分發揮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先行先試的有利條件,在全國副省級城市率先開啟了‘負面清單’管理模式改革。”成都市發改委相關負責人表示,成都市是繼上海自貿區后,在全國首個正式開展“負面清單”管理模式改革的副省級城市。
參與起草成都高新區負面清單的成都高新區經貿局發展改革處處長黃柱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介紹,“成都與上海自貿區的負面清單比較有幾點不同。上海是為了擴大開放,我們是聚焦主導產業;上海只針對外資,我們有內外資;上海只有負面清單,我們是‘三單管理’。”
早在6月5日,四川省省長魏宏就率團赴上海自貿區考察,與上海市長楊雄舉行工作座談。雙方就負面清單管理模式探索,貿易、金融制度和政府管理模式創新,特別是對四川省和成都市如何發揮自身優勢、因地制宜推廣自貿試驗區建設經驗等問題進行了深入討論。
黃柱還向本報記者介紹,在成都推出之前,全國范圍內只有廣東佛山市南海區出臺了類似的行政審批的負面清單,這一做法也給成都以啟示,在參考基礎上推出了自己的負面清單。
黃柱介紹說,成都的負面清單改革由成都市發改委牽頭,在全市統一安排下,三個試點區域又根據自身實際情況設計清單。因為各個區域的主導產業和發展方向都不同,因此,三個試點區編制清單的做法和思路并不一樣。
成都高新區的“負面清單”主要針對其“4+1”主導產業(即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高端裝備[0.67%]制造、節能環保產業和生產性服務業)、“7+2”產業重點領域(即下一代信息網絡、電子核心基礎、高端軟件和新興信息服務,生物醫藥、生物醫學工程,航空裝備,先進環保產業和金融、商務服務業)和相關配套產業進行梳理,突出高新區區域特色,編制了69條“外商投資準入負面清單”和19條“內資投資準入負面清單”。
天府新區成都片區為引導產業提檔升級,就對傳統制造業中的低速汽車(三輪汽車、低速貨車)、有色金屬冶煉等項目亮起了“紅燈”,電力行業中的單機容量5萬千瓦以下常規小火電機組項目也被禁止;別墅類房地產開發項目、高爾夫球場項目和賽馬場項目則被列入嚴格限制類條目。
龍泉驛區(經開區)的外商投資準入負面清單共涉及16個行業、44個領域、157項;內資投資準入負面清單共涉及14個行業、28個領域、263項。其中,汽車制造業、工程機械制造業、高端裝備制造業等領域均制定了特別管理措施以促進產業發展。
釋放改革紅利推動增長
成都市“負面清單”管理模式改革的總體思路是:推行負面清單、準許清單、監管清單“三單”管理制度,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構建準入清晰、公平透明、監管有力的運行新機制。
通過推行“負面清單”,明確告訴投資者在成都什么事情不可以辦,明晰內外資在成都投資的市場準入限制;通過推行“準許清單”,明確告訴投資者在進入成都后能做什么、怎么做,打造高效公平廉潔的服務型政府;通過推行“監管清單”,明確告訴投資者政府將如何進行監管,彌補“負面清單”、“準許清單”的監管空白,規范監管行為,優化投資環境;用“三單”管理的模式建立一個完整的“負面清單”管理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