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天，11月18日，九派新聞一名記者的辭職報告意外走紅，上面就一句話：“我的胸太大，這里裝不下。”
剛開始，我也和大家一樣，以為這個女記者故意用有歧義的桃色詞句，把大家往歪處上引，陰謀引起轟動，媒體無節操，記者無底線呀。后來看到同一天發表的署名為“彭玲玲”的文章《告別武漢：不畏將來 不念過往》，我才斷定，這是一個嚴肅的故事。
彭玲玲寫到：記得上次離職，來來回回糾結一個多月，當時家人朋友幾乎沒人支持，但我仍帶著滿腹理想，來到了武漢。彼時，我所在的媒體“長江新聞”，還處在最好的時光。它像一個剛出生的嬰兒，正沐浴著希望和激情。同事們來自全國各地，且大部分是辭職而來，他們年輕、富有活力，正懷抱著夢想。每一天都是新鮮的，每一天都在進步，我開始喜歡這樣的生活。
其實，作為特稿記者，按彭玲玲的描述，她采寫的稿件也不是大稿，但前面我說過，每個社會都有這么一幫喜歡當記者的人，說理想也好，說愛好也罷，總之就是軸，卻不大把錢放在重要位置。
后來情況發生了變化。彭玲玲寫到：8月底的一天，我們的大領導突然宣布，“長江新聞”將被注資一個億，同事們一陣歡呼。但另外一個消息讓人黯然，“長江新聞”將改名為“九派新聞”。公司空降了一名董事長，一名CEO。這天，采編團隊領導和新來的領導發生沖突，說了狠話、拍了桌子。從同事口耳相傳中得知，分歧主要來自方向性的問題，采編團隊堅持做原創新聞，新來的領導卻堅持做所謂的大數據，抓取新聞，說白點就是轉載新聞。接下來發生的事，如同一場凌遲。首先是不準再做監督類報道，且壓縮記者出差的比例。平臺上更新的報道，大部分是轉載的新聞，偶爾幾篇原創，也是10月前采來的報道，或是記者閉門造車，寫出的綜合稿。
其實，彭玲玲遇到的現象很正常：資本進來了，他們要按自己的方式辦媒體——多轉載，少原創，不出差，可以壓縮成本；少搞監督性批評報道，少惹事，賺錢第一，情懷扯淡，很多市場化媒體，對批評報道的自我管控，比體制內媒體還嚴。
但彭玲玲這樣的新聞人受不了了，她寫到：如果不需要原創內容，我們的存在就失去了意義。工作變得越來越糟。我們喝酒，紅的，白的。喝完就倒在床上，笑，或者哭。在我心里，工作不是你能給多少工資或我能做多少事，不是你背后說我變態我背后說你無能。工作應是一種價值上的彼此認可。喜歡做的事，工資再低我也愿意，不喜歡的事，工資再高也無濟于事。我更加珍視我的自由與感受。現在，支撐我的力量消失了，我厭倦了這里。深夜，回到依然簡陋的房間，盤算著我能帶走的物件：一床被子、一個音樂盒、兩本書，以及瓶瓶罐罐的護膚品。3個多月了，我甚至沒在這間房里備下一塊抹布，或一個好用的拖把。
彭玲玲的胸懷確實大，大到現實容不下她。電子媒體侵蝕傳統媒體，這種傳播方式的變化，只是容不下彭玲玲的次要原因。其實，不止一個彭玲玲，前些天北京《新京報》的女記者說“去他媽的理想，姐們賺錢去了”，以及各路媒體人、電視臺名嘴紛紛辭職自主創業，他們和彭玲玲一樣，都是因為胸大。
有的人胸不大，只是好熱鬧。這兩天網上熱傳一條消息：杭州慶春路娃哈哈美食城下面，一名93歲老奶奶在擺攤賣自己做的鞋墊和舊版小人書。她的老伴走了，家里留下一個癱瘓的兒子需要照顧。她對路人說：“買一雙，就當留個紀念，明年來不動咯。”這么冷的天，如果你正好路過那兒，也幫忙買一雙吧！
看到這個消息，我第一個反應是：這是假新聞，煽呼眼淚，吸引眼球。
但杭州《快報》記者董呂平認真了，11月26日上午9點50分，他到了娃哈哈美食城，真看見一個老奶奶坐在一個報刊亭邊上。老人頭發花白，蹲坐在地上，她面前擺著很多東西，有鞋墊，也有小人書，小人書里有《少林和尚》、《少林小子》、《碧血劍》等。鞋墊有男有女有小孩的，男的8塊錢一雙，女的6塊錢一雙，小孩子的3塊錢一雙，小人書13塊錢一本。很多好心人問老人，為什么這么冷的天還出來擺攤，老人一直低著頭不回答，就問他們“買不買”。很多人都拿著50元、100元買一雙鞋墊。有個姓熊的女士，買了兩雙鞋墊，直接拿了3000元塞到老人的包里。老人說不要，熊女士硬塞給她，然后轉身就跑了，一邊跑還一邊哭起來。看到圍觀的人太多，老人只好走到慶春路馬路對面，但還是有不少市民跟過來，想買鞋墊。老人不肯賣了，坐在角落里一言不發，有幾位市民只好在一旁等著。老人拖著小車走了，只剩下落寞的背影。
董呂平的這些描寫很平實，好像沒有煽情的打算。而且，他還做了一些記者應該做的求證。除了沒有交代那個拿給老人3000元的熊女士是怎么求證的，董呂平告訴大家他的其他一些求證：網上說老人家里有個癱瘓的兒子，暫時無法核實；問她住在哪里，老人也不說，董呂平在附近的岳王路社區、仙林苑社區、竹竿巷社區、中北社區打探，4個社區的工作人員都說沒見過這個老人；老人說，鞋墊不是她做的，是別人拿給她讓她賣，賺點零花錢；有人問老人為什么這么冷出來賣東西，是不是家里很窮？她說：“我有勞保的，沒關系的，你們不用管了”……董呂平還配了一些老人賣鞋墊的現場照片，但都沒有老人的正面特寫，這很人性，尊重老人的隱私。
所有這些，都不是往煽情上引。如果想往高上拔，記者大可以演一場戲：這是一場社會主義人間溫暖的贊歌，由此推動引發公眾捐款和政府扶持，甚至編出老人出來擺攤不是為自己，而是為了捐資助學，或為幫助其他困難的鄰居的美好故事……
我們如何評價董呂平作為記者的職業行為？嚴格說，這事在新聞業是個小活兒，是一個掃街的社會新聞，如果登在報紙上就是一豆腐塊兒，一般是剛入行的新記者或者實習生跑跑就行了。但從董呂平的報道來看，這個活他干得是合格的，是認真的，是客觀的。大家知道，干這樣的活拿不到多少稿費，也引不起轟動，但有些人就喜歡干記者這個職業，哪怕剛入門掃掃街，哪怕永遠掙不了大錢。每個社會都有這樣一個喜歡當記者的物種，死摳文字，跑跑顛顛，前仆后繼，樂此不疲。
還是回來說彭玲玲。彭玲玲打算和朋友一起做個自媒體，期待繼續背負小小的使命感。但大家知道，這條路會很艱難，陣亡率在99%以上。悲觀點說，我懷疑，像彭玲玲這樣堅持理想的新聞人，像董呂平這樣認真做新聞的年輕人，再過10年還會有嗎？新聞人這個物種將來會在中國滅絕嗎？我們這個社會還會有新聞人成長的基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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