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國GDP降至6.9%，不及7%年初目標，且創1990年以來的新低。考慮2016年財政與貨幣政策更加寬松，審計署審計之后，前期拖延項目陸續開工，以及“十三五”開局之年項目陸續上馬，筆者以為，2016經濟企穩是有基礎的。當然，美好愿景能否落地，還需直面國際經濟金融體系的困境，穩增長與調結構目標之間的艱難平衡，新供給改革能否切實落地，以及如何拿捏改革節奏等挑戰。
2016經濟新亮點待發掘
著名的拉弗曲線顯示，在適度范圍內降低稅率，不但會刺激經濟增長，甚至可能增加政府收入。這樣看來，以減稅為主的積極財政政策取代以投資刺激為主的積極財政政策，不失為當下既有助于穩增長，又利于調結構的良策。
從經濟基本面來看，近年來中國經濟面臨投資回報率下降、人口紅利減少、勞動力工資上漲與老齡化以及環境保護等因素的影響，經濟潛在增長率有所下滑，2016年四季度中國GDP跌至6.8%，全年增速為6.9%，低于政府目標，而結合更為悲觀的發電量、企業利潤、貨運量等數據，不少質疑甚至認為，當前中國經濟增速或比官方數據更低。
面對經濟下行態勢，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實行減稅降費政策，并階段性提高財政赤字率，對于中國經濟的陳疾可謂對癥下藥。實際上，十八屆三中全會雖為中國經濟開出“市場發揮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的處方，但是政府對整個經濟運行的干預始終尾大不掉。近幾年不斷依靠政府投資實現“穩增長”更加劇了對政府有形之手的依賴癥。2015年，部分因為財政收入增速下滑，完成“營改增”改革并借此實現減稅的既定計劃被迫拖延。
筆者以為，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階段性提高財政赤字率并主要用于彌補降稅帶來的財政減收”代表了穩增長的另外一種選擇：降低企業個人的負擔，充分調動企業和居民部門的活力來實現經濟增長目標。著名的拉弗曲線顯示，在適度范圍內降低稅率，不但會刺激經濟增長，甚至可能增加政府收入。這樣看來，以減稅為主的積極財政政策取代以投資刺激為主的積極財政政策，不失為當下既有助于穩增長，又利于調結構的良策。
不久前結束的全國財政工作會議上，財政部長樓繼偉明確表示，2016年和今后一段時間將全面推開“營改增”改革，進一步實施減稅降費政策，并堅決制止各種亂收費和“過頭稅”，給企業和市場主體留有更多可用資金。此外，我國目前的社保繳費占工資總額比重超過40%，在世界范圍內屬于較高水平，部分原因在于彌補社保體系建立之前的歷史欠賬。筆者以為如果能夠劃轉部分國有資產到社保基金以彌補欠賬，也可以降低企業負擔，推動勞動者工資上漲，實現藏富于民。
中國房地產市場自2014年遇冷以來，房地產市場投資持續下滑。盡管決策層已經從降低首付與稅費、公積金政策調整，以及取消限購等多個方面支持房地產市場，房地產銷售回暖，但三四線城市的高庫存使得房地產投資仍然拖累經濟增長。同時，房地產是我國經濟的重要支柱之一，房地產市場景氣度偏低對國民經濟的綜合影響不可小覷。
例如，從消費方面，購房需求不僅會直接影響建筑及裝潢材料、家具、家電等房地產相關消費，也通過財富效應影響居民消費。而從投資來看，房地產投資約占我國城鎮固定資產投資的20%，且上下游關聯產業眾多，如涉及到機械設備制造業、金屬產品制造業、建筑材料、化學工業等多個行業的發展。
更為重要的是，房地產對地方政府，特別是三四線城市財政影響較大。如今三四線以及東北老工業城市普遍面臨房地產市場高庫存的窘境，土地出讓收入銳減使得地方政府捉襟見肘，甚至借錢發工資的現象也屢屢出現。此外，房地產市場是影響金融體系的關鍵因素之一。其不僅直接影響金融部門對于房地產行業相關信貸的發放，也會因為房地產和土地作為抵押品價值隨房價波動而影響金融穩定。
從上述角度而言，三四線城市能否去庫存，關系到2016年經濟能否企穩。而此次決策層提出鼓勵農民在所工作的城市購房，給予適當支持，符合去庫存與以人為本的城鎮化雙重要求。按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要求，國家發改委已經在制定實施1億非城鎮戶籍人口在城市的落戶方案。
當然，當前全國農民工總量達到2.6億，全國留守兒童超過6000萬，城鄉流動兒童超過3500萬，鼓勵農民購房與落戶，必須考慮到向上述人群提供與城鎮市民相等的社會保障與公共服務，落實并非易事。這其中的資金缺口還需通過更多的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才能實現。
另外，注重供給端改革是本屆政府經濟執政理念中的亮點，經濟增長從本質來講取決于資源條件與制度條件，即充分發揮勞動力、資金、土地等要素的力量，并通過鼓勵創新，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十八屆五中全會公布的“十三五”規劃建議中就明確了創新作為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的地位，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在此框架下，經濟工作會議提倡“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有利于釋放新需求；強調制造業升級，也是出于供需不匹配，高端需求充裕而得不到滿足，低端制造業存在普遍產能過剩的考慮；另外，放開二孩、加大教育投入，實施人才優先發展戰略等也從人力資本的角度出發，釋放其對增長的作用；更深層而言，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國企改革、財稅改革則是從體制供給的角度，為增長提供新的支持。
筆者注意到部分改革正在緊鑼密鼓地加速推進。例如中石油近期宣布整合其旗下的管道資產，為其管網業務拆分和獨立做好準備。這符合國有壟斷行業改革的基本思路，即天然壟斷部門如油氣管網成立獨立公司并由政府直接監管定價，逐步開放可競爭部門如開采和煉化。
此外，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要求建立盡快形成融資功能完備、市場監管有效、投資者合法權益得到充分保護的股票市場。不久前，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國務院推進股票發行注冊制改革。這標志著自中國證券市場建立以來由政府以行政審批的方式決定新股上市的標的和節奏的運營模式將逐步讓位于由市場來決定資源配置的新模式。中國股權融資渠道不暢，二級市場重題材炒作卻不重視價值投資等諸多頑疾有望得到根治。
毫無疑問，2015年金融風險有所加大，體現在：一是資本市場經歷大幅動蕩，年中股災造成40萬億元財富蒸發，并由于救市不力影響政府公信力；二是“8?11”匯改后，全球外匯市場動蕩加劇，人民幣短期內對美元顯著貶值，為防止資金大規模撤離，央行出手干預，付出沉重代價，外匯儲備一年之內從3.8萬億美元降至3.4萬億美元；三是信用違約事件層出不窮。例如由于大宗商品價格走跌，經濟形勢不容樂觀，云南昆明泛亞所出現兌付危機，涉及金額400億元；四是互聯網金融蓬勃發展背后監管缺失的問題逐步顯現。P2P行業雜草叢生，近期e租寶事件顯示互聯網金融或是下一個金融風險集中爆發的領域。
為防止金融風險，決策層有必要從頂層設計的角度對現有金融框架進行調整。對此，當前市場已經有所討論，但未形成廣泛共識。在筆者看來，可以效仿金融危機以來國際央行改革的最新經驗，或采取超級央行模式，統一金融監管體系。
四大經濟難點待解
去產能與去杠桿不可避免地會對經濟造成沖擊，而去庫存、降成本、補短板又是試圖避免沖擊過大，支持增長不至于失速的舉措。但根據以往經驗，理想情況在落實過程中必將面臨不少難點與困境
當然，機遇與挑戰同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諸多措施能否切實落實，還需面對如下挑戰：
第一，全球經濟疲軟與美聯儲貨幣政策不確定增加了防范金融風險的難度。
在筆者看來，2016年海外經濟的不確定性空前加大，體現在：一是美聯儲危機之后首次加息，但考慮到美國制造業表現不佳，非能源貿易逆差高于危機之前，經濟復蘇前景的不確定性影響美聯儲貨幣政策收緊步伐，增加變數；二是全球大宗商品價格下跌帶來通縮壓力。作為全球經濟晴雨表的BDI指數跌至478，創1985年1月該指數創建以來最低水平，既預示全球經濟困境，也表明歐洲日本抗通縮的形勢仍然相當嚴峻；三是新興市場國家危機重重，貨幣大幅貶值，巴西、俄羅斯更是重災區，陷入經濟衰退。
從這個意義而言，2016年全球經濟的整體困境并不比金融危機時樂觀，金融市場動蕩局面也未見得輕松。這不僅意味著在新興市場需求疲軟，美國需求復蘇難以彌補缺口的局面下，2016年中國出口形勢會比2015年更嚴峻，更意味著中國經濟仍將面臨外匯市場動蕩與資本項目流出的雙重壓力。此外，考慮到國內銀行不良貸款率上升，如何既壓縮產能、去杠桿，又能在資本項目開放不斷推進的條件下，防范資金流出與海外動蕩對中國金融安全的沖擊，這或是2016年決策者面對的最大考驗。
第二，如何協調諸多任務在實施中可能存在的矛盾？
2016年經濟工作的五大任務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是平衡穩增長與調結構的理想愿景。其中，去產能與去杠桿不可避免地會對經濟造成沖擊，而去庫存、降成本、補短板又是試圖避免沖擊過大，支持增長不至于失速的舉措。但根據以往經驗，理想情況在落實過程中必將面臨不少難點與困境。
以產能過剩為例，“去產能”位列五大任務之首。但毫無疑問，無論是去產能，還是去杠桿，都已困擾中國經濟多年。在經濟下滑階段，切實落實必將對增長造成打擊，而這種陣痛決策層是否準備好承受？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通告中提到，考慮到失業安置問題，提倡多兼并重組，少破產，是一種平衡思維，但也面臨理想狀態推進的不確定性。試想在市場條件下，僵尸企業財務狀況若已達到破產境地，反而要求兼并重組，又如何操作？由誰出面？倘若任務又會落到國企肩上，是否有違于國企改革初衷？
第三，制度創新能否實質推進？
在筆者看來，供給端改革關鍵在于制度創新，其實與三中全會的核心思想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一脈相承。為何有此判斷，原因在于追溯困擾當前中國經濟領域的諸多難點與矛盾，歸納總結下來，無外乎以下三方面關系尚未理順：
一是中央與地方利益存在博弈。正如上文多次所談，房地產去庫存需要地方政府資金，但如今財稅改革在理順財權與事權方面進展緩慢，地方財政捉襟見肘如何加大支出？考慮到官員考核與激勵機制轉變，當前地方政府不作為現象也是屢見不鮮。
二是各利益部門之間存在博弈。例如，當前“一行三會”目標差異化不利于防范金融風險與金融監管改革；落實稅制改革方面，財政部與稅務總局常無法達成一致意見；項目審批方面，發改委與財政部之間也同樣存在財權、事權和審批權不統一的現象。因此，避免內部損耗導致改革空轉，需要破除部門利益，從頂層設計的角度做出安排。
三是政府與市場主體之間的博弈。例如，早前政府寄予厚望的PPP，之所以推進緩慢，與民營資本擔憂政府既做裁判員又做運動員的傳統做法密切相關；而補齊軟硬基礎設施短板，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能否通過行政體制改革營造出合適的土壤。同時，只有通過營造公平的競爭環境、規范的法治氛圍，以及制定適宜的標準，市場主體才有足夠的動力實施創新。
毫無疑問，制度改革從上述角度有所突破并非易事，需要更大的改革決心。
第四，推進改革的節奏如何拿捏？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深化國企、財稅、金融、社保醫療改革。筆者以為拿捏改革節奏，平衡改革與其他政策目標的沖突亦頗具挑戰性。
國企改革方面，會議提出推進國有資本運營公司，有意效仿新加坡淡馬錫模式提升國有企業競爭力。而新加坡模式國有資本運營公司的成功在于著眼財務投資，政府并不直接干預企業運營、人事制度；國有資本更是以財務回報為主要標準可進可退。在我國，既想要引入市場化力量提升效率，又要兼顧國企內部黨管干部原則，完成國有企業做大做強做優的政治要求，強化國企控制力，難度不小。
2016年財稅改革的要點之一在于完善地方稅體系。在營改增之后，作為地方稅主要稅種的營業稅逐步退出歷史舞臺，為地方政府找到穩定的新稅基迫在眉睫。房地產稅是許多國家地方稅的主要稅種，也符合地方政府激勵相容原理，本應是完善地方稅的主力品種。但是，當前我國大多數城市房地產庫存偏高，房產價格或影響金融穩定的局面下，房地產稅改革何去何從，短期內恐怕難有定論。
金融改革方面全會要求建立融資功能完備的證券市場。打通股權融資渠道無疑將助力中國金融去杠桿，也有利于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IPO注冊制改革目前已經箭在弦上。但是中國的投資者大多為個人投資者，炒差炒新積習已久，大量股票估值水平顯著高于成熟市場類似股票。注冊制改革之后新股大幅擴容將嚴重打擊投資者信心，反而不利于提升直接融資水平。但是如果繼續維持政府對于新股發行節奏的管控，又違背注冊制初衷。改革節奏的拿捏更需要尋求多方面因素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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