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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同為新一線城市，但15個城市2017年-2019年面臨著完全不同的常住人口格局。

2020年15座新一線城市包括成都、重慶、杭州、武漢、西安、天津、蘇州、南京、鄭州、長沙、東莞、沈陽、青島、合肥、佛山，其人口競爭力如何排座次?

大幅降低落戶門檻，且將西咸新區人口納入人口總數后，西安在近3年以新增128.87萬常住人口，排名15個新一線城市常住人口增量第一位。常住人口增量連年提升的杭州，則以近3年117.2萬的增量，排名新一線城市第二位。

和它們相比，天津近3年以來出現常住人口-0.29萬的增長，沈陽3年增長了3萬，勢頭微弱。

為何新一線城市人口競爭力差別巨大?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陸杰華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目前我國處于人口紅利下行期，人口出生率整體下降是趨勢，因此如何吸引更多人口成為城市的一個難題。城市的制度環境和經濟發展相對有吸引力，就能吸引更多人口流入，反之則會出現勞動力尤其是年輕勞動力的外流。

杭州3年實增人口超百萬

近3年來，新一線城市呈現完全不同的人口格局。

對排名第一的西安來說，如果扣除最新納入統計的西咸新區咸陽部分60多萬人口，2017年人口不會大幅增長。這樣來看，近3年以來，新一線城市的人口冠軍是杭州，這也是排除被動人口增長之外，唯一一個近3年來常住人口增長超過100萬的新一線城市。

需要注意的是，杭州的常住人口增長是連年遞進的。2017年，杭州的常住人口增長為28萬，2018年這一數據達到33.8萬，2019年這一數據高達55.4萬。

杭州常住人口激增的背后，一個數據不能忽視，這就是杭州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的增長。2017年，杭州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速跌至谷底，僅為1.4%。不過，2018年和2019年，杭州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上升到10.8%、11.6%，明顯超出浙江省的7.10%、10.10%。

其中，第三產業成為杭州固定資產投資的主要方向，2018年第三產業固定資產投資增長14.2%，2019年增長12.2%。2018年、2019年杭州第三產業增加值達到7.5%、8.0%，明顯超出GDP增長。

杭州經濟的發展優勢是什么?就是經濟成功轉型，以及背后活躍民營經濟的推力。

華南城市研究會副會長孫不熟對21世紀經濟報道表示，浙江的民營經濟非常發達，民營經濟是解決外地人就業的最大出口，因此杭州有能力吸納更多外地人就業。此外，杭州的經濟轉型比較成功。

統計公報顯示，2019年，杭州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3795億元，增長15.1%，高于GDP增速8.3個百分點，占GDP的24.7%。數字內容、軟件與信息服務和電子商務分別增長16.3%、15.7%和14.6%。

此外，2019年，杭州民營經濟增加值9378億元，占GDP的61.0%，比上年提高0.5個百分點。年末，全市私營企業63.2萬戶，比上年末增長14.0%;個體工商戶61.0萬戶，增長19.6%。

自古與杭州合稱蘇杭的蘇州命運則迥異，近3年蘇州常住人口增量僅為12.43萬人，在新一線城市中，排名倒數第三位。

在當地的統計公報中，蘇州指出，經濟社會發展仍面臨較多困難和挑戰，經濟下行壓力依然較大，產業優化轉型仍處于攻堅階段。

珠三角新一線城市中的佛山和東莞經濟總量排名廣深之后，位列珠三角第三、第四位。從這3年常住人口增量上看，佛山和東莞存在較大差距，佛山增量達到69.59萬人，東莞只有20.31萬人。

孫不熟表示，這兩個城市的民營經濟都比較發達，同時轉型升級都取得初步成效。但常住人口增量不同，和這兩個城市的產業結構有關，東莞更多是外向型經濟，佛山則更多為內生型增長模式。

統計公報顯示，2019年東莞進出口總額13801.65億元，比上年增長2.8%。進口5172.87億元，下降5.3%;出口8628.78億元，增長8.5%。其中，加工貿易出口3502.46億元，下降1.9%。佛山全年進出口總額4827.6億元，比上年增長5.0%。

“隨著東莞的轉型升級，很多低端產業不斷轉移出去，盡管新的產業發展也挺好，但是由于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較多，導致東莞常住人口增量不多。”孫不熟說。

暨南大學教授胡剛對21世紀經濟報道指出，佛山和東莞常住人口增長差異，還與這些地方的本地人口占比有關。東莞有更多的外來人口，人口流動性更大，因此在產業轉型的背景下，流入和流出的人口都很多，兩相抵消導致東莞的常住人口增量不算大。佛山的本地人口更多，主體人口相對比較穩定。

工業化利于吸納人口

成都、重慶、鄭州、長沙、佛山等城市，以及扣除人口被動增長后的西安，近3年常住人口增量都在60萬-80萬之間。

這幾個城市的常住人口增長原因各不相同。以西安為例，近3年西安的人口增速出現快速上沖又明顯下跌，這背后落戶政策放寬的短期刺激起到直接的作用。

成都、長沙和鄭州則是真正的強省會。近3年以來，四川、湖南和河南的常住人口增量為113萬、96.4萬和107.71萬人，成都、長沙和鄭州的常住人口增量，占該省常住人口增量的58.7%、77.7%、58.3%。

但是，有一個共同的原因不能忽視，那就是工業化和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這些地方所帶來的人口流入。

數據顯示，這5個城市2019年第二產業增加值均超過6%。其中，西安第二產業增加值3167.44億元，增長7.6%;鄭州第二產業增加值4617億元，增長6.2%;長沙第二產業實現增加值4439.32億元，增長8.0%;成都第二產業增加值5244.62億元，增長7.0%;重慶第二產業增加值9496.84億元，增長6.4%。

根據2019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全國第二產業增加值386165億元，增長5.7%。也就是說，這些城市增速均高出全國水平。

工業化尤其是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工業化推進，對就業人口的吸納非常明顯，也會明顯推動GDP增速。以上5個城市的GDP增速，在2019年均超過全國平均的6.1%。

如果一個地區能保證當地的GDP增速超過全國平均水平，那么就有望吸納更多的就業。反過來說，如果一個地區GDP增速低于全國平均水平，那么人口低增長或者負增長的概率就會加大。

天津和沈陽就是如此。2017年到2019年，天津的GDP增速為3.60%、3.60%、4.80%，沈陽的GDP增速為3.50%、5.40%、4.20%，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與此同時，天津2017年到2019年常住人口增量為-5.25萬人、2.73萬人、2.23萬人。沈陽近3年的常住人口增量為0.2萬人、2.2萬人和0.6萬人。

孫不熟指出，這兩個城市均為重工業城市，但隨著重工業產能過剩，加上這些產業主要以國企為主，而新的產業轉型還沒有完成，因此新吸納的就業人口在減少。

數據顯示，2019年天津第二產業增加值4969.18億元，增長3.2%;沈陽第二產業增加值2178.6億元，增長2.4%。

未來要在吸納人口的競爭中處于優勢，改善營商環境、促進經濟轉型升級是各個城市的“必答題”。

天津2019年統計公報顯示，制定《天津市優化營商環境條例》，不斷深化“一制三化”改革，深入落實“天津八條”“民營經濟19條”及32項配套細則。2019年，天津民營經濟增加值增長5.1%，快于全市經濟0.3個百分點;規模以上民營企業工業總產值增長4.1%，快于全市0.1個百分點，占比32.6%。

陸杰華指出，盡管同為新一線城市，但是從制度環境、就業環境、宜居程度上看，城市之間已經拉開了差距。未來的城市人口競爭可能是多方面的，包括就業、學業、置業“三業”的質量如何，如果一個地方的就業質量比較差，教育資源不足，人文環境也不佳，那么這個地方不僅很難吸引人，來了人也很難留住。

孫不熟指出，未來即使在新一線城市中，人口的馬太效應也將越來越明顯。因為目前中國在走發展創新型產業的道路，這些產業必須靠近人才中心，必須有足夠的資源聚集。

這意味著，新一線城市需要在產業轉型獲得新的競爭優勢，提升人口流入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