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國際信用評級機構標準普爾將中國主權信用評級由AA-下調至A+。相較于標普的草率，更多國際機構則是選擇基于中國經濟的表現給出合理評價，進入9月份，亞洲開發銀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就年內再次上調中國經濟增長預期。
今年以來，尤其是進入下半年之后，多家國際機構對中國經濟的態度明顯趨于樂觀，已有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亞洲開發銀行、摩根大通、野村證券、渣打銀行、花旗銀行等10余家國際機構上調或多次上調中國經濟增速預期。在對中國經濟前景預期改善的同時，外資機構也開始唱多中國股市。
當然，多家國際機構轉變看多中國經濟并非偶然——
經濟數據真實可見：2013年至2016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年均增長7.2%，高于同期世界2.5%和發展中經濟體4%的平均水平，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已達30%以上，超過美國、歐元區和日本貢獻率的總和。2017年上半年依然延續穩中向好的態勢，GDP實際增速達到6.9%。
向好趨勢無可辯駁：伴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入推進，新動能正在不斷形成和擴張，工業由老化供給向中高端轉移，經濟增長模式中“服務+消費”進一步成熟，中國經濟增長含金量不斷提高。
證券時報專家委員會委員、國家統計局中國經濟景氣監測中心副主任潘建成在接受證券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從長的視野來看，近十年來，季度GDP增長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金融危機后經歷了一個深V走勢，2012年中國經濟開始溫和回落，2016年經濟止住了下行，改變了持續下滑態勢，并且開始溫和回升。經濟更加健康，結構更加優化，新動能在增加。
從擔憂“硬著陸”
到“看漲中國”
到今年6月末，我國GDP增速已經連續8個季度保持在6.7%～6.9%區間。
事實上，多年來，伴隨著中國經濟的穩步發展，類似中國經濟“崩盤論”“硬著陸”等言論不絕于耳。2010年以前，中國經濟一直保持兩位數增長，2011年下半年以后，受歐洲主權債務危機蔓延影響，中國經濟增速出現回落，年度經濟增速從2011年的9.3%回落到2012年、2013年的7.7%，中國經濟告別高速增長期。
中國經濟增速放緩，隨之而來的唱空中國經濟的聲音不絕于耳。
自2010年開始，國際經濟學界與投行預測中國經濟即將在未來兩年“硬著陸”的言論甚囂塵上。因準確預言美國次貸危機而名聲大噪的“末日博士”努里爾·魯比尼曾在2010年預言“經濟增長低于8%，通貨膨脹率持續一年高于5%，中國經濟就會出現“硬著陸”，時間很可能是在2013年。”期間，包括索羅斯、法興銀行等，都在不斷唱空中國經濟。
2013年5月，標普、美銀美林、渣打、荷蘭國際、摩根大通等多家國際投行都宣布下調2013年中國GDP增速預期至8%以下。美銀美林當月公布的調查顯示，中國經濟增速放緩已成為除歐元區危機外的第二大風險來源。2014年，瑞士銀行、美銀美林也發布報告，預測中國經濟“今年有可能"硬著陸"”。
他們的邏輯是：中國經濟的引擎——投資和出口一直運轉得不太正常，出口一直在減速，投資主要靠信貸拉動，消費又跟不上。經濟增長開始減速，但如果減得太厲害，就如飛行速度過低而失速，飛機就會從天上掉下來。
2015年開始到2016年年初，外界預測中國經濟將“硬著陸”的聲音達到了高潮。這段時間，包括金融大鱷索羅斯在內的一些重量級人物，以及不少國際機構，又開始對中國經濟表示出憂慮情緒，甚至明顯看空。以金融巨鱷索羅斯為代表，在2016年多次唱空中國。
然而，即使是并不被全球市場看好的2015年，中國經濟仍實現了6.9%這一令世界絕大部分國家難以企及的發展增速。2016年前3季度GDP增長6.7%，更有力地回擊
了外界對于中國經濟“硬著陸”的質疑。
中國經濟的企穩回升無疑是最好的證明，“硬著陸”的言論不攻自破，國際機構的觀點也紛紛轉向。2016年10月上旬，摩根士丹利就將2016年、2017年中國GDP增速預期從此前的6.4%和6.2%分別上調至6.7%和6.4%，瑞銀集團也小幅上調中國2016年GDP預期至6.7%。
到今年上半年，中國GDP增長已經連續8個季度保持在6.7%～6.9%區間。
知名經濟學家、耶魯大學高級研究員史蒂芬·羅奇此前撰文指出，中國第二季度6.9%的經濟增速遠高于國際預期。韌性十足的中國經濟再一次令一些人的悲觀論調落空。長期以來，悲觀主義者一直以看待本國經濟的方式來看待中國經濟，預測人士總是忍不住把受到危機重創的主要發達經濟體的結局強加到中國頭上，這種做法在過去是錯誤的，現在也同樣是錯誤的。
今年以來，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渣打銀行、花旗銀行、野村證券、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普華永道等多家國際機構對中國經濟給予了正面評價，紛紛上調增長預測，其中，IMF已連續3次上調中國經濟增長預期，最新的一次上調將中國今明兩年經濟增長預期分別上調0.1和0.2個百分點，至6.7%和6.4%。
經合組織發布報告稱“中國經濟增長依然強勁”;彭博社援引多項經濟指數表示“中國經濟動能越來越強”;高盛亞洲股票團隊將中國股票評級提升為“增持”;摩根士丹利的報告更直白地起了這樣的標題——《我們為什么看漲中國》。
債務風險整體可控
債務風險，這一直是國際機構唱空中國的重要論據之一。
不可否認，近年來，在我國經濟增長放緩的同時，總體債務規模增長較快，全社會杠桿率持續攀升，近日國際信用評級機構標準普爾將中國主權信用評級由AA-下調至A+，也是基于此借口。
標普以信貸增速過快、債務負擔過重為由調降中國主權信用評級，稱中國地方政府融資平臺仍在舉債支持公共投資，未來債務償可能動用政府資源。
早在2011年，國際評級機構穆迪就曾表示，中國國家審計署可能低估了銀行對地方政府債務的風險敞口，而低估金額可高達人民幣3.5萬億元。中國銀行(601988,股吧)體系的經濟性不良貸款可能會達到總貸款的8%～12%。
不可否認，在前幾年地方融資平臺的確暴露出地方政府大幅擴張債務的風險，但這種風險是可控的、可解決的。
黨的十八大后，我國對影子銀行、地方政府債務等問題的治理就已開始。2015年底提出的“三去一降一補”，依然是對前期治理影子銀行、地方政府債務等問題的延續和深化。自2016年起，中國金融系統廣泛開展金融領域去杠桿、防風險的自查自糾已初見成效。
截至2016年底，中國政府債務負債率為36.7%，低于歐盟60%的警戒線;2017年中國政府赤字率擬按3%安排，與歐盟的標準一致，兩個指標均低于主要市場經濟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水平，風險總體可控;與發生債務危機時希臘12%的赤字率、110%的債務余額水平不可同日而語。
2017年中央金融工作會議強調指出：服務實體經濟、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深化金融改革、加強金融監管協調，明確要“推動經濟去杠桿”，“把國有企業降低杠桿率作為重中之重”，顯示了我國金融去杠桿的決心，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國際清算銀行數據顯示，中國總體杠桿率截至2016年末為257%，同比增幅連續3個季度下降。中國企業負債也改變了上升的趨勢，2016年末非金融企業杠桿率為166.3%，連續兩個季度環比下降或持平。
同時，加強地方債管理。2011年10月20日，經國務院批準，上海市、浙江省、廣東省、深圳市開展地方政府自行發債試點。經國務院批準，2014年5月21日，上海、浙江、廣東、深圳等10省市試點地方政府債券自發自還。2014年8月31日通過的新修訂《預算法》，賦予了地方政府依法適度舉債的權限。
地方政府杠桿率也由升轉降。中國社科院國家資產負債表研究中心數據，地方政府杠桿率從2016年末的22.7%下降到2017年一季度的22.0%。
對于中國國內債務風險的控制，其他國際機構有著不同于標普的觀點。高盛集團此前發布報告表示，隨著上半年中國經濟去杠桿進程持續推進，總體債務增速進一步放緩;同時，去年四季度以來的經濟企穩改善了企業營收狀況，中國企業今年債務違約率較2016年大幅下降。
瑞銀集團的觀點認為，“標普的調整并不代表全球投資者對于中國經濟的看法，相關評級調整遠遠滯后于中國國內環境的變化和發展。”瑞銀集團此前也發布報告表示，在當前經濟增長壓力降低的時間窗口，中國政府未來將持續推進金融領域去風險和去杠桿進程。
房地產調控效果顯現
眾所周知，房地產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很大。房地產市場不僅是中國民眾、政府關切的話題，也是國際各大機構深切關注的對象，更是此前唱空中國經濟的重要論據之一，主要包括擔心未來房價大幅下跌帶來銀行壞賬，或者擔心房地產市場下跌引發宏觀經濟波動。
2011年4月，穆迪將中國地產業評級從“穩定”下調至“負面”，預計中國一線城市和多數二線城市的住房合同銷售額平均降幅在25%～30%。2012年5月24日，穆迪又發布報告稱，受高水平短期債務及現金余額偏低影響，許多中國房地產開發商的流動性狀況自2011年12月開始出現惡化。
而中國指數研究院的數據顯示，2011年，全國商品房和住宅銷售均價同比上漲6.8%和5.7%，經過調控之后的房價趨于穩定并出現下降趨勢，成交量在持續多個月低迷后已出現升溫跡象，開發商的資金流仍保持一定增幅等。
有趣的是，盡管標普以及國外投行等在共同唱空中國房地產業，但外資卻在做多中國房地產業。同期的商務部數據顯示，2011年1～6月份的境內房地產開發企業利用外資同比增長速度更是突破75.5%，成為2008年以來的同比最高值。
隨著2014年房地產指標放緩，各大國際機構一齊轉向看空陣營，對房地產市場展開了多輪“轟炸”。 包括摩根士丹利、法興銀行、野村、瑞銀等機構稱，中國房地產市場面臨轉折點，中國樓市在未來數個月內將出現銷售、平均售價均趨惡化的情況。但事實確實并未如各大機構所預期。
不可否認，中國房地產的過度繁榮，在經濟中占比較大，確實存在隱患和風險：房地產風險主要源于對耕地的破壞和占用;金融杠桿過大;資源配置的浪費;土地財政的畸形。
但我國政府目前已經在盡一切可能全力防止房地產風險，積極引導這個行業向著更為健康的一面發展，具體的措施包括限購、限貸等。調控以來房地產市場呈現銷售逐步降溫、房價增速放緩之勢，并未出現“大起大落”。
易居研究院智庫中心研究總監嚴躍進接受證券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很多國際機構唱空帶有兩種心態：第一種是惡意心態，其對中國房地產市場的穩定發展不光有“羨慕嫉妒”還有“恨”，所以評級機構在評級方面就不會有公平性。第二種是測量的標準和尺度不一樣，很多喜歡用金融指標來衡量中國房地產市場的發展情況，但實際上當前國內房地產市場方面，城鎮化率、購房自住面積等都還在低位，這幾個指標依然是可以保證房地產市場的健康發展，局部風險也是可以消化的。
但是近兩年，外資機構對房地產唱空聲音漸漸變小。特別是去年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了“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的定位，綜合運用金融、土地、財稅、投資、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國情、適應市場規律的基礎性制度和長效機制，既抑制房地產泡沫，又防止出現大起大落。
“當前調控效果積極顯現，局部區域還需要強化管控，整體上說不存在有系統性的、灰犀牛式的房地產金融風險，但對于住房背后的新情況和新問題需要不斷研究，比如說住房分配和近期的限售等政策。”嚴躍進指出。
去產能取得階段性成果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全面爆發后，為了防止經濟快速下滑，中國政府啟動了4萬億投資刺激計劃擴大新增產能，進而加重了產能過剩。中國經濟長期依靠政府主導的大投資模式導致的產能過剩，不僅成為經濟發展的“隱形炸彈”，更成為國際上唱空中國經濟的新靶子。
2014年1月31日，國際知名評級機構標普公司發表題為《投資過剩：中國高風險;澳大利亞、加拿大、法國和多數金磚國家中等風險》的報告，將各國投資與GDP的比率與實際GDP增幅做比較，然后劃分風險等級，中國是唯一一個屬于高風險類別的國家。
其背后的邏輯也說得過去：投資導向型的增長帶來大量產能過剩以及僵尸企業，這都可能導致金融系統大規模壞賬。
當時，中國確實存在產能過剩的問題，主要體現為鋼鐵、水泥、汽車等與房地產相關行業的產能過剩，也包括造船、電解鋁、煤炭、化工等高污染、高能耗的重工業。以鋼鐵行業為例，2012年～2014年，全國重點鋼鐵企業利潤率均在1%以下，遠低于工業企業平均利潤率。2015年鋼鐵全行業更是全部虧損。
2015年年底提出供給側改革，去產能，用供給側改革化解過剩頑疾。隨著供給側改革的不斷推進，2016年底以來我國鋼鐵、電解鋁、玻璃、水泥、造船等部分傳統產能過剩行業的產能利用率紛紛觸底或回升。與此同時，制造業投資也呈現企穩跡象。
2016年鋼鐵全行業實現扭虧，2017年鋼鐵全行業大幅盈利，使供需逐漸回歸平衡。鋼鐵上市公司2017年的半年報更是迎來了久違的全行業效益大增的局面。從凈利潤總額來看，28家上市鋼企歸母凈利總額215億元，同比去年的37.14億元增長幅度近5倍。
通過供給側改革實現鋼鐵行業盈利脫困，同時，消除了銀行壞賬風險，防范系統風險發生。通過帶動上下游相關產業復蘇，企業杠桿也逐漸降低。
國際機構對中國經濟的產能過剩問題也發生了改觀。摩根大通新興市場和亞太地區資產配置團隊負責人Ayaz Ebrahim去年就曾表示，產能過剩方面，中國政府在煤炭和鋼鐵行業已經展開了去產能工作，這是近20年來中國經濟中最重要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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