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關中國企業稅負的討論,還在持續發酵。
1月8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新聞發言人余斌在某公開論壇上表示,2017年尤其強調穩中求進,特別是穩增長的手段發生了深刻變化。過去穩增長主要是靠增加基礎設施投資,通過穩投資來穩增長。現在,需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通過降低企業的稅費負擔,激發企業的活力上來。
在上述論壇上,一民營企業主“倒苦水”稱,他的企業已經向地方預交了2019年的稅。
所謂預繳稅款,實則為一些地方為了短期財政收入數據的“好看”,讓企業先交稅,一段時間后再返還給企業的情況。這會占用企業資金,加重企業負擔。
此前全國財政工作會議部署2017年財政重點工作時指出,在促進依法征管、應收盡收的同時,堅決防止和糾正收取“過頭稅”以及采取“空轉”方式虛增財政收入的行為。
但現實是,在部分地區收入形勢嚴峻、收支矛盾加大的背景下,如何讓減稅政策切實落地,還需要有更加系統的安排。
穩增長手段從穩投資到減稅費
1月8日,在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論壇上,各方專家探討2017年中國經濟如何實現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提到的“穩中求進”。
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表示,2017年中國經濟面臨新的挑戰和不確定性因素,特別是貿易保護主義、民粹主義和美國特朗普經濟政策及美元加息這三方面因素。
朱光耀指出,2016年前三個季度中國經濟增速為6.7%,四季度有充分的信心在6.7%或者以上。
不過,機構普遍預計2017年中國經濟增速將有所回落。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是治國理政的重要原則,也是做好經濟工作的方法論,2017年貫徹好這個總基調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如何穩中求進?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新聞發言人余斌表示,2017年尤其強調穩中求進,主要不是為了保就業,而是為了防控風險。因為隨著人口結構變化,加上服務業占比的提高,服務業可以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使得“穩”的目標發生重大變化。
與此同時,“穩”的手段也發生了深刻變化。過去穩增長主要是增加政府基礎設施投資,通過穩投資來穩增長?,F在,需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通過降低企業的稅費負擔,激發企業的活力,增強經濟內生增長動力來穩增長。
余斌進一步表示,2017年財政政策應更加積極有效,需要發揮財政資金四兩撥千斤的作用,較大幅度降低企業稅費負擔,來激發企業活力,提高企業投資生產積極性,改變民間投資大幅度下降的局面,為中長期經濟運行的穩定提供支撐。
國家信息中心首席經濟師祝寶良表示,金融危機過去八年時間,世界上所有的國家都在“熬”。我國當前民間投資增速低迷,企業在煎熬中,需要政府推一把,下一步要考慮減稅政策怎樣助推企業一把。
地方減稅心有余而財力不足
當前中國經濟下行壓力較大、企業盈利不佳、投資意愿不高,多重壓力下使得“減稅”不得不成為重要的政策工具。
1月5日,針對近期關于中國企業稅負重問題的討論,財政部有關負責人回應,近十年來我國涉企兩大主要稅種(企業所得稅、增值稅),體現了普遍性減稅和結構性減稅相結合的政策導向,有利于企業可持續發展。下一步,將繼續強化“放水養魚”意識,在落實好現有的減稅降費政策的同時,著力完善稅收制度,研究新的減稅降費措施,進一步減輕企業負擔。
除了稅收制度,也有人指出中國涉企收費、非稅收入較為混亂。在1月4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表示,最近有聲音認為企業稅負過高,其實仔細掰開來算細賬,主要是企業的非稅負擔過重。企業成本高,主要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太高。
此外,部分地方稅收征管時還有收入指標。在1月8日的論壇上,一位民營企業主表示,“地方稅務官員跟我們商量,說有困難,讓我們預交稅收。我們在外地投資的企業,已經預交到2019年的稅了。”
有地方財政人士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不排除在部分時點上會有這種行為,存在企業先交稅,財政再返還給企業的情況。比如正常中旬繳稅入庫,讓企業先交稅,可能等到下個月以支出形式返還給企業,這會占用企業資金。
一位資深財政人士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江浙一帶此前的稅收基本是留有余地,不會收全。近幾年,稅收征管力度在加大,應收盡收的情況也越來越多。
該人士進一步表示,在財政收入方面,各地會存在攀比,都希望看到更多的財政收入增長,這導致基層政府收入注水、虛增造假的現象。不過,當前更加應該杜絕出現“竭澤而漁”的現象,政府收稅太多,企業生產困境會加大。
數據含水分,在部分地區表現明顯。
如遼寧2015年一季度財政收入同比下降30%多,遼寧省財政廳直言,除了受經濟形勢拖累,數據擠水分是導致財政大幅下滑的重要原因。
財政收入形勢嚴峻,是近幾年的常態。2016年全國預算報告,對于2016年財政收入增速的預期目標僅為3%。而即便全國收入目標已經調低,2016年部分地方財政收入仍然持續負增長,更多中西部地區的財政資金要著重“保工資、保運轉、保民生”。
在地方收支矛盾加劇情況下,如何彌補支出缺口,是地方面臨的實際問題,這也將影響減稅降費的成效。據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調研報告顯示,部分地方在取消行政事業性收費后,相應開支轉由財政承擔,為了彌補支出缺口,又提高其他項目收費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