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深評】
你同意拆你家小區圍墻嗎？新發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城市規劃建設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見》引起廣泛關注：“我國新建住宅要推廣街區制，原則上不再建設封閉住宅小區。已建成的住宅小區和單位大院要逐步打開，實現內部道路公共化。”
此新聞一石激起千層浪，有網站調查，打開我家大門，很多網友可不樂意。是人們對此意見存在誤解，還是可行性太差？政府的大院會做表率嗎？大學的圍墻能拆墻透綠嗎？有人就提出，按物權法規定，建筑區劃內的道路屬于業主共有，恐怕不是政府想公共化就能公共化的。這話你贊同嗎？
拆掉圍墻，會進來什么？拆小區圍墻，誰說了算？拆墻誠可貴，開放價更高！拆墻好拆，在此之前，安全和管理工作要做些什么？
聽聽啟明怎么說，請點擊上方《明說吧》視頻節目吧：）
【今日速評】
1 “諾貝爾哥”神話 要去偽存真！
2 “上海女”炒作：為何人們愿意信？
3 “天價魚”事件：真的塵埃落定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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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節目回顧】返鄉日記 用鄉愁反觀城市！
今年春節，你返鄉了嗎？在加一句，你寫返鄉日記了嗎？啟明注意到，今年春節歸來各大媒體網頁微信號，返鄉日記如雨后春筍般冒出。
（短片：各種返鄉日記匯總）
這些文字，描繪了鄉村整體凋敝、人情淡薄、物質攀比、生活艱辛、環境污染、聚眾賭博等現象。你能從中感受到這些作者對家鄉的懷念與愛惜，其中也有那么些傷痛與無奈，更多的是殷切的希望。
一些返鄉日記透露的鄉情也被媒體截取為新聞標題，例如《返鄉日記：老人因孩子不回家過年在春節前自殺》、《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
還有這篇《返鄉觀察丨一戶山東農家的年收支賬本》，其中通過展示一戶家庭的年收支明細賬本，細致還原了農村家庭經濟的現狀。比如，2015
年王華和妻子的務工總收入：47340元+18360元=65700元。2015年王華家的教育支出：學費3000元+生活費7200元+寒暑假輔導班4700元=14900元。
其中還用數字展示，“新農合”報銷比例減小，村民因病返貧的狀況，還有造紙廠排污，村里人得癌癥的人越來越多，可以說，一篇小小的返鄉觀察，清晰展示了醫療養老的尷尬處境、鄉村文化的青黃不接以及新農村建設的困境，審視鄉土中國現實。
電話采訪《一戶山東農家的年收支賬本》作者：“整篇文章,展現的都是事實，通過事實來展現的話，我覺得還是勝于雄辯的，我們給出一個賬本，可以說這是一個原本的呈現吧，還原，然后這樣的話可能就更具有說服力吧，到底是窮還是富。我舉的例子在這個村子屬于中等經濟水平，但是其實最后會發現，除去各種開支教育，其他開支以及生活開支，最后剩下的還不到兩萬塊錢，在這個過程中你會發現村民幾乎沒有外出旅游，文化方面的支出，全都是生活支出，教育支出，最基本的一些支出。最終寫出這篇文章，主要還是給城里人，或者是給生活在城里的決策者，能夠影響這批人的決策者，給他們看的?！?/p>
啟明要為這些返鄉觀察者點贊，不過今天想換個角度給您講講，這些《返鄉日記》在描述鄉村凋敝的同時，或懷念大躍進式的火熱農村，或抱著一個山清水秀、田園牧歌、溫情脈脈的想象。但是是否有一個問題被圖略了，很多人從鄉村走出來的人，未來注定不在農村而在城市，正如寫下這寫文字的人生活在城市而不是在農村。
為什么這樣說呢？啟明你是不是故弄玄虛呢？您聽我來說說，鄉村的人口密度，對工業而言，太小，無法負擔工業化的生產與生活，一畝三分地的小農生產不足以維持工業時代的正常生活水平。同時，對機械化農業而言，又太大，土地承載不了如此多的人口。與此同時，城市有規模效應，能夠以更低的成本提供更高的生活。電影院、大型醫院、高質量的學校、更豐富的生活，甚至小到送外賣，都必須以人口密度為依托。
這都意味著，只有人走出去，趨近工業。隨著勞動力外遷，人口密度不斷減少，被體制摧毀的傳統鄉紳制度，沒有了生產方式與人口密度的基礎，亦不可能重現。
農村勞動力的外流，農村的凋敝，傳統社會模式的變化，都是無可避免的歷史潮流。某種意義上看，農村路上長滿荒草，殘壁斷垣，正是人口遷往城市、鄉村成為森林或大片農場的前兆。有人說，這是黎明之前最黑暗的時刻，也符合歷史潮流，是發達國家，甚至整個人類文明已經實現，或正在實現的現實。
您也許不同意我的說法。請允許我引用清華大學建筑學院教授尹稚的回憶語錄，他說啊，直到上世紀80年代，中國并不認為城市化是人類文明的一個必然形態，而是從意識形態角度，認為城市是資本主義的結果，是各種罪惡的根源，是‘城市病’的發源地，認為中國根本不需要發展大城市。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導致其后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的方針都是嚴格控制大城市的發展，適度發展中小城市，積極發展小城市。
引用我們評論員老師的一句話，有點高冷，不過琢磨一下也有道理。他說啊，城市的作用，并非僅僅停留在經濟層面，從更深層次上看，城市有增加權利的“賦權”作用。
具體我給您解釋一下，前段時間出現了逃離北上廣的說法，但緊接著，“逃回北上廣”的說法又出現了。這是因為人們了逃回二、三線城市、逃回鄉村，發現在小地方生活、事業都離不開關系與人情。而在城市、大城市的陌生人社會中，信息更流通、媒體更多、政府更加高效，人情、關系的重要性相對降低了。本質上說，這是因為大城市的公民權利更高從而抑制的裙帶與尋租。
所以，當一個人從農村、小城市遷徙到大城市之后，他的公民權利實際上增加了，這正是所謂城市的“賦權”機制。比如計劃生育，在中國農村，計劃生育的執行過程中，廣泛的存在強制引產制度，而在城市中，即便罰款仍然存在，但是，危及母嬰生命安全的強制引產早已絕跡。
另一個例子就是，在三年大饑荒中，調用農村的糧食來供應城市。針對這個現象，林毅夫和楊濤運用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經濟學家阿瑪蒂亞的理論，研究了“三年自然災害”后發現：在中國中央計劃體系中，食物獲取權偏向城市居民，城市居民可通過定量配給系統獲得食物，而農民卻需強制性上繳。
有人說，“返鄉日記”的受關注程度，標記著城鄉差距的凸顯程度。以“返鄉日記”為代表的農村敘事，是一種對現代都市文化與鄉村文化習俗碰撞不適感的記錄。農村的貧窮、落后甚至愚昧，與都市所代表的富足、現代，正是這種對比呈現的中國現狀。
但是啟明也想逆向思維說幾句，“返鄉日記”是城里人返鄉的觀察，其實也是他們城市生活狀態與心境的一種反向觀察。
電話采訪《一戶山東農家的年收支賬本》作者：“你會發現現在寫的農村都是，單就農村來看農村，其實和城市作對比的還是比較少，我覺得通過城市和農村對比一下的話可能會更加凸顯一些問題，這個城鄉二元制，城鄉二元結構造成的這一塊，城鄉之間的可能差距會越來越大，包括教育。如果讓我寫返城日記的話，也是將農村和城市做對比，我在城市也是屬于從初中開始就進城，但是總是覺得還不是城里人，總有這種感覺。”
明說吧，感謝不斷涌現的返鄉日記包含的滾燙鄉情，他們在幫我們重建中國鄉土觀察的傳統，鄉愁固然美麗，但父老鄉親，或者他們的后代要過得更好，城市很重要，在一片鄉愁聲中，我們也要審視我們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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